佛教雖誕生於印度，但能夠使佛教發揚光大廣泛傳播卻在中國神州大地。自佛教從漢哀帝元壽元年(公元前2年)傳入中國至今已有整整2000年的歷史，對中國的傳統文化、民族風情、民間藝術、道德修養、哲學思想、科技發明以及文化教育等各個方面的形成都產生了巨大的作用，影響了中國文化兩千年的發展和變化，已經是中國傳統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為了紀念佛教傳入中國2000年，中國佛教協會和中國宗教學會於今年3月份，在北京召開了“紀念中國佛教2000 年資訊工作座談會”。由中國佛教協會和中國宗教學會共同確定1998年為佛教傳入中國2000年的紀念年，這是一次“千載一時，一時千載”的歷史性紀念活動。這次活動將促使佛教界、學術界和社會各界人士全面了解中國佛教兩千年來與中國社會相適應、相融合的歷史事實，同時也可了解佛教作為中國傳統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所作出的不可磨滅的貢獻以及對世界文化的深遠影響，也可更加了解中國佛教與社會主義精神文明相適應的廣闊前景。
雖然佛教初傳的記實確定為漢哀帝元壽元年(公元前2年)，將“伊存授經”之說確認為佛教傳入中國之始。但有確切的歷史文字記載實為漢明帝永平十年(公元67年)，其依據是西域沙門迦葉摩騰所翻譯的《四十二章經》。這是佛教界一致所公認的，但近代一些史學家考證認為《四十二章經》並非佛教初傳的經典。對於這一問題眾說紛纭、皆不一致，到目前為止還沒有一個公認的答案。本文將對近代一些史學家考證的結果做一個總結，從中找出一個比較合理的說法，供佛學愛好者參考。
關於《四十二章經》的真偽有很多種說法，這裡總結為以下四種主要代表說法：一是佛教傳統的說法認為《四十二章經》是佛教傳入中國翻譯最早的一部佛經;二是史學家考證認為《四十二章經》是晉代以後中國人所偽造;三是佛學理論家研究認為《四十二章經》有兩種譯本，漢譯本早己失傳，今所流通者為吳支謙所譯;四是近代一些佛教史學家有新的說法，認為今所流通的《四十二章經》是後人在漢澤本的基礎上潤色而成。其次還有很多說法，這裡就再不一一舉說。從以上四種主要的代表說法來看，都各有其道理，但卻都不能使人完全心服口服。相比較之下，前三種說法各有偏見，第四種說法較為有可能。究竟那一種說法更有理由和符合客觀事實，本文將一一加以評述。
一、佛教傳統的說法
自佛教東傳以來，有歷史記載可考者，為東漢永平十年，漢明帝派人西域求法，抄寫《四十二章經》並迎請摩騰、竺法蘭等外國僧人到洛陽，將《四十二章經》敬獻於漢明帝以佑皇恩浩蕩、國泰民安。因此，這《四十二章經》也就成為佛教傳入中國的第一部漢譯佛教經典。在後來的歷史記載中也就把這一傳說載入史冊。這就為傳統的佛教說法提供了有力的依據，使傳說成為歷史事實。(所以為傳說者，是因為當時沒有確切的歷史記載，關於《四十二章經》最早的歷史記載是後漢《牟子理惑論》。今人認為此書是偽造，因此《四十二章經》的翻譯也就成了傳說。)
在《牟子理惑論》中說：“遣使者……於大月支寫佛經四十二章，藏於蘭台石室第十四間。”[1]牟子與支謙大略是同時代的人，作者這裡所指的《四十二章經》當然不可能是指支謙所譯的本子，而應該是在此之前的漢譯本子，這就說明漢末時期的人對此經己經非常崇敬。在梁僧《續撰失譯雜經錄》的自序中雲：“孝明感夢，張骞遠使，西域月支寫經四十二章，韬藏蘭台。”[2]此是僧在道安的《綜理眾經目錄》的基礎上又撰此《經錄》，說明道安當時並沒有將所有的經典全部收進他的《綜理眾經目錄》。梁《高僧傳》又這樣記載：“時蔡愔既至彼國，蘭與摩騰共契游化，……翻譯〈十地斷結〉、〈佛本生〉、〈法海藏〉、〈四十二章〉等五部。移都寇亂，四部失本，不傳江左。唯〈四十二章經〉今見在，可二千余言，漢地見存諸經，唯此為始也。”[3]另外，還有《佛祖統紀》、《出三藏記集》、《廣弘明集》、《歷代三寶紀》、《開元釋教錄》、《大唐內典錄》等對本經的翻譯都有記載，這些大量的歷史事實都說明《四十二章經》是漢代的譯本，為佛教初傳最早翻譯的經典。已經被傳統的佛教接受和確定。
《歷代三寶紀》記載雲：“舊錄雲：‘本是外國經抄，元出大部，攝要引俗，似此孝經一十八章。’道安錄無。出舊錄及朱士行漢錄。僧《出三藏記集》又載。”[4]《三寶紀》的記載說明了這樣幾個問題：第一、《四十二章經》本來是從外國經典中抄錄出來的，如果說漢代以後又有人重譯此經者，請問原本從何而來，不可能無有原本而能譯出此經;第二、說明《四十二章經》原本出自大眾部，為了使世俗之人更加明白，用中國傳統的“孝經”的形式抄出。所以經文的內容很象中國傳統“孝經”的文體，而不象外國經文翻譯的文體;第三、道安《經錄》無此經者，是因為道安此時已經遷居南方，當時他不可能把所有的經典全部收錄完。這說明道安治學嚴謹，不是自己親眼所見決不收入《經錄》，並不能說此經不存在;第四、說明道安的《經錄》不是最早的《目錄》，在道安之前已有支敏度的《舊錄》和朱士行的《漢錄》;第五、說明後來的大多數記載皆是錄自《舊錄》。這就是說傳統的說法大同小異，是有他的必然性。可是如果僅一面之見就認為此經是後人偽造，總有些不符合事實，我們應從邏輯、史記等各方面去探討和研究，才能找到更加確切、合理的答案。不僅歷代“史記”確定此經是漢譯無疑，就連近代一些高僧大德也如此堅信無疑。比如，近代佛學大家周叔迦先生說：
有人以為此經文詞華茂，不類漢代所譯諸經的古拙，疑是晉人偽造，或後人所譯。有人以為唐道宣《大唐內典錄》中有孫吳支謙譯《四十二章經》一卷，是迦葉摩騰譯本的重譯，於是認為現存本是吳支謙譯本。考印度經典是寫在貝多羅樹葉上，稱為貝葉經，極易碎破，不耐翻檢。所以師資授受都是口耳相傳，全憑背誦記憶。這《四十二章經》是迦葉摩騰就所記憶的《阿含經》背誦出四十二章。譯者筆受其意，寫成此經以供漢明帝閱覽的，未必是依文直譯。此經既是迦葉摩騰以意誦出《阿含經》的節要，西域未必有此選本，支謙從何而得梵本重譯。[5]
任繼愈先生也說：
《四十二章經》不是一部獨立的佛經，是輯錄小乘佛教基本經典《阿含經》要點的“經抄”，它相當於“佛教概要”一類的入門書。在漢地社會佛教剛流行的時候抄回這種佛經也是可以理解的。[6]
湯用彤先生也說：
《四十二章經》雖不含大乘教義，老莊玄理，雖其所陳，樸質平實，原出小乘經典。但取其所言，與漢代流行之道術比較，則均可相通。一方面本經諸章，互見於巴利文及漢譯佛典者極多，可知其非出漢人偽造。一方面諸章如細研之，實在於漢代道術相合。[7]
隆蓮法師也說：
《歷代三寶紀》引《舊錄》明說：“本是外國經抄”，《出三藏記集》也說本經見於《舊錄》。《舊錄》為晉成帝時(326——342)支敏度所作，約與道安同時，當出於翻譯，而且流行很早，在安世高譯經以前，有這樣的一種簡單說明佛教基本修道的經典，似乎是很合理的。也就因為它是最早的一部漢譯佛經，文字簡短而又包含了佛教修道綱領，所以直到現在客觀存在仍為佛教徒重視的典籍。[8]
以上這些皆是佛教當代的高僧大德和佛學大家，都是在佛學理論上有傑出造詣的人，他們的研究成果可以說是代表近代的佛學研究成果。盡管《四十二章經》被確認為是佛教最初翻譯的經典有些不夠百分之百的准確，可是必定也有它一定的理由和大量的事實依據，不能全說成是傳說而已。當然，對於不足之處應給予完善和補充。
二、主張後人偽造的說法
認為《四十二章經》是後人偽造的說法始見於近代一些歷史學家，他們考證認為《四十二章經》為後人偽造。主要有五個方面的原因：一者、文體華茂、流暢，非漢代文體;二者、道安《經錄》所不記載;三者、語體為仿“孝經”語體，非梵文翻譯語體;四者、從內容上看，與晉代所譯《法句經》大致相同;五者、本經最早記載見於《理惑論》，此書亦疑為偽造。這些所謂的史學考證家，大多看重於文字證據，但卻忽視了事實和邏輯推理。僅憑己見而斷定此經是偽造，這理由是不夠充足的。
在中國學者的研究中最早對此經提出懷疑的是梁啟超先生，著《四十二章經辯偽》說：
質而言之，則乃撰本，而非譯本也。然則誰實撰之耶?吾以教理及文體衡之，則其撰人，應具有下列三條件。(一)在大乘經典輸入以後，而其人頗通大乘教理者。(二)深通老莊之學，懷抱調和釋道思想者。(三)文學優美者。故其人不能於漢代譯家中求之，只能向三國兩晉著作家中求之。要之，此書必為中國人作，而非譯自印度。作者必為南人，而非北人。其年代最早不過吳，最晚不過東晉。而其與漢明無關系，則可斷言也。[9]
梁先生認為此經是“撰本而非譯本”者，理由並不充分，所提三個條件與此經並無多大關系。一者、《四十二章經》是小乘思想，與大乘的輸入沒有關系。《四十二章經》的每一章皆是講如何做一個合格的比丘僧，並沒有提到菩薩名或菩薩行法，怎能說是大乘思想;二者、《四十二章經》的精神有些講孝敬父母師長、自尊自愛思想，與老莊的談“玄”並無多大關系。因此本經並不是在講調和釋道的思想;三者、佛經文字本來就非常優美，再說並非東漢文體都是生澀，與《四十二章經》並稱為“佛遺教三經”的《八大人覺經》是東漢安世高所譯，其文字也很優美、華茂。怎麼能說《四十二章經》文字優美就是後人偽造。因此梁啟超先生僅從文體和內容上推定此經為後人偽造，很顯然這一條理由是不夠充足的。
黃忏華先生依據梁啟超的說法也認定此經是中國人偽造。他認為道安所著《綜理眾經目錄》是最早的經錄而不載此經，所以必是後人所作。在《中國佛教史》中說：
此經非自梵本譯出，故有謂佛教東漸，實以前漢哀帝元壽元年(公元前2年)月氏王使伊存口授浮屠經為最初。佛教自月氏方面，漸次流到民間。而如《四十二章經》實後人之偽作。而偽作之年代，在道安(東晉)以後，僧(齊梁)以前。以客觀存在錄缺此經，而《三藏記》則記載竺摩騰譯寫此經始末，且有古經現在，莫先於“四十二章”說也。[10]
黃忏華認為此經為後人偽造的主要原因是：一者、道安《經錄》所不錄此經;二者、僧《三藏記》則記載此經，古經應先出;三者、內容簡潔，非譯自梵本，而應是漢人所撰。前面已說過，道安《經錄》所不錄者，不能說明無此經，而只能說明當時道安法師沒有親眼見到此經而已。《三藏記》所載是錄自支敏度的《舊錄》，因為在道安之前已有《舊錄》，說明道安《經錄》不是最早的“經錄”，不存在古經晚出的問題。至於內容和文體就更加不能說明此經不是梵本譯出而是後人所撰。
就連現代著名佛學家呂DA49先生和杜繼文先生也認為此經是後人偽造。呂先生在他的《四十二章經抄出的年代》一文中是這樣說的：
《四十二章經》之為經抄，並非印度現成的結構，而是從一種漢譯《法句經》隨意抄出來的，所以顯得凌亂、疏漏，毫無印度著述所常有的精嚴風格。
至於從漢譯《法句經》抄出《四十二章經》的年代，這可從經錄上找到線索，《四十二章經》最早的記載見於“舊錄”。……由此限定《四十二章經》抄出的最低年代不得遲於支錄著成之年，即成帝末年(公元342年)。又關於漢明求法故事的最初記載，見於王浮《老子化胡經》中，但此書並沒有提到《四十二章經》，經抄當在後出，所以它最上的年限不能超過惠帝末年(公元306年)。[11]
在呂DA49先生看來《四十二章經》是抄自於吳支謙所譯的《法句經》是無有疑問的。在他所著的《中國佛學源流略講》中說：
我認為《四十二章經》不是最初傳來的經，更不是直接的譯本，而是一種經抄。就內容看，是抄自《法句經》，我們對出來的有二十八章，占全經的三分之二。我們認定此經是東晉初抄出的。其理由：(一)此經最初見於東晉成帝時的《支敏度錄》，所以應在此錄之前;(二)在惠帝時佛道之爭論，王浮著有《老子化胡經》，說佛教是假造諸經，但未提到《四十二章經》的名字，可見當時尚無此經，否則王浮決不會目睹這一所謂初傳佛典而不加以攻擊。[12]
呂DA49先生之所以認定此經為東晉人抄出者，理由主要是《四十二章經》的內容與《法句經》完全相同者有二十八章，占了全部經文的三分之二。可是我們已經說過《四十二章經》本來就抄自於小乘經典《阿含經》，而《法句經》也是譯自於《阿含》小乘經典，當然從內容上看有可能完全相同，我認為這沒有什麼奇怪的事。另外，他還認為《四十二章經》的記載，最早見於東晉支敏度《舊錄》，而漢末王浮所造《老子化胡經》卻沒有提到《四十二章經》的名字。正好《法句經》東晉時剛好譯出，所以確定為東晉人從《法句經》中抄出。至於說因為《老子化胡經》中沒有提到《四十二章經》的名字，就認定此經必定在此之後抄出者，正好說明此經不是偽造，與《老子化胡經》同時代的牟子《理惑論》卻有“昔孝明皇帝夢見神人，……於是遣使者十二人，於大月氏寫佛經四十二章。雲雲” 的記載。所以《老子化胡經》沒有提者是因為《四十二章》不是偽造，這難道不是非常合理的嗎?
這裡我們再來看日本學者的觀點，日本著名史學家钅兼田茂雄著《簡明中國佛教史》中說：
關於《四十二章經》的形成，諸學者見解不一，但在後漢桓帝延熹九年(公元166年)襄楷的上疏中，已看到和《四十二章經》的一節內容相似的文章，因而其原稿也許是後漢末至三國之間寫成的。……不管怎樣，《四十二章經》可能是東晉時代創作的。在《四十二章經》中有幾處引用了三國時代以後的經文，因而此經寫作的年限當然不是後漢、三國時代，而是東晉以後。若再確定年代，則可推定為齊末梁初(公元500年前後)在江南完成的，於是梁慧皎便把《四十二章經》的譯者當做攝摩騰和竺法蘭了。[13]
钅兼田茂雄還在本書中列引了三、四十年代日本史學家對《四十二章經》的觀點和研究。如境野黃洋說：“形成於南北朝初期、劉宋中期”(《中國佛教史研究》，共立社，1930年，第11頁);常盤大定認為：“必須把《四十二章經》的出現年代放在東晉初期前後”(《中國佛教研究》第49頁);松本文三郎認為：“《經序》作於高齊時代，所以《四十二章經》作為一部經典而形成的時代是齊末梁初(公元500年前後)”(《四十二章經形成年代考》，見《東方學報》京都，第十四冊第一分冊，1943年10月，第36頁);望月信亨認為：“其年代應該約在苻秦以後。假如，‘死想’之說果然依據《大智度論》，那末《四十二章經》的譯成必須推遲到姚秦弘始七年(公元405年)以後”(《佛教經典形成史》，法藏館，1940年，第388--389頁)。
從日本學者的角度來說《四十二章經》是中國人所作，這是情有可原的。因為：一者、日本人只主重於證據，而忽略了事實;二者、外國人對中國文化畢竟了解有限;三者，外國人對中國文化總帶有偏見，不可能從實際出發。所以對《四十二章經》抱有懷疑態度，這也在情理之中。可是，作為中國人對中國古老的傳統文化應以誠實的態度去研究和考證，而不應該只從偏面單一的去認定一種文化的對與錯，這樣評定一種文化是不正確的。我們真正要知道和了解一種文化，就應該全方面去學習和深入研究，然後再去正確評斷，才符合邏輯推理和思維辯證。
三、主張有兩個譯本的說法
《四十二章經》在一些學者看來，確實有不少值得懷疑的地方，因此就眾說紛纭各執己見。前面對認為是中國人自己撰寫的說法進行了評述，現在再對認為有兩個譯本的說法做以評述。《四十二章經》在今天的有些人看來既不象是梵文譯本，又不同意說成是後人偽造，於是便認為可能有兩個譯本。即漢譯本可能已經佚失，今僅存的只是後來又重譯的本子。其依據是唐道宣撰《大唐內典錄》(別錄)記載有吳支謙譯《四十二章經》一卷。便認為支謙又重譯了此經，即今天所流通的《四十二章經》本子。
主張有二譯的主要有近代學者，湯用彤和胡適先生。湯先生在他著的《漢魏兩晉南北朝佛教史》中的《四十二章經考證》一文中說：
現存經本，文辭優美，不似漢譯人所能。則疑舊日此經，固有二譯。其一漢譯，文極樸質，早已亡失。其一吳支謙譯，行文優美，因得流傳。
至於支謙所譯，則長房所記如下：“《四十二章經》一卷，第二出與摩騰譯者小異，文義允正，辭句可觀，見別錄。”
據此則劉宋時，《四十二章經》猶存二譯。漢譯文句，想極樸質。而支謙所譯，“則文義允正，辭句可觀”。……則摩騰譯經為一大事，因遂誤以支謙所出即是漢譯，流傳至今，因襲未改。
《四十二章經》漢晉之間有不同譯本，……甚可置信。譯出既不只一次，則其源出西土，非中華所造。[14]
湯先生認為《四十二章經》漢譯本，應該“文辭樸質”。而今現存本，“文字優美，辭句可觀”，所以說現存本非漢譯經人所能為。由此確定《四十二章經》有二譯本，漢譯本早已佚失，而現存本定為支謙所譯。
現代史學考證家胡適先生贊同湯先生的觀點，認為現今所流通的《四十二章經》是吳支謙所譯。著有《四十二章經考》一文，胡先生認為：
我相信湯錫予(即湯用彤)先生之說大致不誤，所以我不懷疑《四十二章經》有漢譯本，也不懷疑現存之本為支謙改譯本。
我們看長房所引《別錄》記支謙《四十二章經》的話，應注意兩點：第一、《別錄》明說此是“第二出，與摩騰譯者少異。”可見《別錄》作者實見此經有“小異”的兩個本子。其一他定為後漢譯;其一他定為支謙譯。第二、《別錄》明說支謙譯本“文義允正，辭句可觀。”這又可見他所認為後漢譯本必是文辭比較樸素簡陋的本子。
湯先生認為現存之本即是支謙本，我很贊同;費長房已疑心他所得的支謙譯經“或正前譯多梵語者”，今本“四十二章”確可當“文義允正，辭句可觀”之贊辭，可定為支謙改譯之本。[15]
胡先生是現代著名的史學考證家，贊同近代佛學大家湯用彤先生的說法，確定《四十二章經》固本有二譯，認為《別錄》所說：“此是第二出，與摩騰小異”者是說明有兩個譯本，漢譯本因文辭簡陋、樸質難讀而早已佚失，現存本“文義允正，辭句可觀”定是支謙重譯本。
總結以上兩位學者對《四十二章經》的主張，可以看出確實有漢譯本，不同於前面諸位所主張的《四十二章經》純屬後人偽造的說法。可是，雖然主張曾經有過漢譯本，但從今天所流通的本子的文體和內容來看，漢譯本早已佚失，今所存本子為吳支謙所譯，好象比較符合事實。如果我們再仔細研究和探討一下，不難看出也是矛盾的。因為既然承認有漢譯本，並且已確定為是一種外國“經抄”，說明不可能有一個《四十二章經》的原文梵本。那麼，吳支謙重譯《四十二章經》是依據什麼為原本。如果說沒有原本而譯者，則不能說是重譯，應是自己撰寫;如果依其它經典為原本，則不能說是《四十二章經》的重譯。所以說認為現存本是支謙重譯是不可能的，也是沒有根據的。從理論上講也是行不通的。因此，決不會有兩個譯本，只能有一個漢譯本。
四、主張漢譯本經後人潤色的說法
除了上面三種主張之外，還有近代人研究的新的成果和更加合理的說法。我們既然相信有漢譯本子，又承認現存本子確實有些與漢代文體不相合。就一定有新的出路和合理的事實，於是認為漢譯的本子逐漸被後人加以潤色和完善，才形成今天所流通的《四十二章經》的譯本。持這種說法的人主要有當代高僧印順法師和其學生郭朋先生，以及近代學者陳垣先生。印順法師著有《漢明帝與四十二章經》一文專門陳述關於《四十二章經》真偽的問題。印順法師認為：
一般流通的《四十二章經》是宋守遂所傳的，經過禅宗大德糅合了禅家的辭句，所以曾引起近代學者的誤會，認為充滿禅宗色彩的《四十二章經》是晚出的偽經。其實別有《四十二章經》古本，編在《宋藏》與《麗藏》。[16]
這說明今天所流通的《四十二章經》是經過禅宗大德潤色了的本子，而不是原本《四十二章經》。也說明了《四十二章經》的本子不止一個。雖然現存本不能說是原本，但卻也不能說是後人偽造。關於支謙重譯之說，印順法師認為：
支謙是一位漢化的月氏人，他對於漢支谶譯的《首椤嚴經》、《道行般若》，吳維祗難譯的《法句經》等都曾加以文辭的修潤。《四十二章經》的支謙再譯，也許就是文義上的修潤。[17]
這說明支謙重譯只是在原本上的文字、辭句、內容上加以修飾而已，並沒有離開原本去再重譯一本。這種說法也許讓人更容易接受，不至於說脫離事實，矛盾重重。
郭朋先生早年師從印順法師學習佛學，也是現代著名佛學家，對於關系著佛教初傳的《四十二章經》真偽問題當然也有他自己的觀點：
《四十二章經》中有儒、道兩家的內容，表明儒、道兩家的思想，已滲進到這部早期佛經裡，而又有不少大乘甚至禅宗的貨色，則又表明了這部基本上屬於小乘的佛經，確實已疊經後人竄改過!……當然，盡管《四十二章經》疊經竄改，但歸根結柢，它仍不失為漢代的一部早期佛經，這當是勿庸置疑的。[18]
這是郭先生的見解，他引用了湯用彤先生的《四十二章經考證》一文中的“……可知《四十二章經》之修加，必是唐以後宗門、教下之妄人，依據當日流行之旨趣，以彰大其服膺之宗義。而此經亦不只增改過一次，不必即出於一派一人手也。”這說明《四十二章經》已經不止一次或一人修改，而是多次修改。但原文仍不失是一部地地道道的漢譯經典，這一點是不必懷疑的。
另外還有一位近代學者陳垣先生，他也認為《四十二章經》現存本是經過後人修改的。在《關於四十二章經》一文中說：
根據史料遂得以下之標准：(一)後漢至魏中葉，尚純用浮屠。(二)三國末至晉初，浮屠與佛參用。(三)東晉至宋，則純用佛。依此標准遂有以下之斷定：(一)後漢有譯經可信，後漢有《四十二章經》譯本亦或可信。現存之《四十二章經》為漢譯，則絕對不可信。(二)襄楷所引為漢譯佚經可信，襄楷所引為漢譯之《四十二章經》亦或可信。襄楷所引為即現存之《四十二章經》，則絕對不可信。[19]
陳先生所言則說明《四十二章經》確實有漢譯本，否定了認為後人偽造的說法。但如果說現存本就是漢譯本，這種說法也一樣是不符合事實，是絕對不可信的。這也就是說《四十二章經》只有一個漢譯本，但後人根據當時的情況做了不同時代的修改。如此看來，這種說法是比較合理，也比較符合歷史事實。
結論
綜合以上四種說法，對今天流通的《四十二章經》的真偽可以做一個比較合理的結論了。本文認為第四種說法比較合理，贊同“漢譯本經後人潤色”的說法。其理由有以下幾點：一者、持傳統說法認為現存本就是漢譯本的說法，是不太現實的。因為無論從文體、辭句、內容等多方面看都參進了很多後代人的思想和文章體裁，與漢代文體有明顯的不同，這不能不讓人懷疑。二者、主張根本沒有漢譯本，純屬後人自己偽造成的說法，當然是無話可說的否定。如果說此經純屬後人所撰，那佛教初傳的時間也被否定了。如果確定佛教初傳的確切時間是漢哀帝元壽年間，那麼到漢明帝派人求法從西域抄出這樣一部比較簡單，而又有概括性的佛教經典帶回中原是理所當然的，從理論上講也在情理之中。因此，這部《四十二章經》也就是表示佛教初傳的象征。三者、主張有兩個譯本的說法，從表面上看似乎很合理。可是，如果詳細推斷、探討還是不合情理。因為如果說只從文體和內容上推斷有兩個譯本者，《四十二章經》的內容與漢代道家的方術非常相合，文體更加與漢代所譯其它經典沒有什麼不同;如果說支謙有重譯本而認定有兩個譯本者，假如漢譯本已失，支謙依何而重譯(《四十二章經》只是一種經抄，非單行本。)。所以《四十二章經》有兩個譯本也是不合理的;四者、《四十二章經》是一種外國經抄，文體生澀、難讀不宜流傳，後人(吳支謙)加以修飾、補充也是有可能的。由此可說，我們從各方面加以探討和推斷《四十二章經》只有一個漢譯本，但今天現存的本子很可能經後人潤色修改而成。這種說法可能會比較符合邏輯推理和思維辯證。
《四十二章經》作為佛教初傳的代表象征，在今天紀念佛教傳入中國2000年的特殊時期，本文對一直被學者們爭論的《四十二章經》真偽問題，提出來做以探討是很有意義的。佛教傳入中國已整整2000年了，已經與中國的古老傳統文化緊密相連、水乳相融。可是，對於象征佛教初傳的《四十二章經》人們卻眾說紛纭、各說己見，這將意謂著什麼?在這“千載一時，一時千載”的特殊時刻，謹以本文呈予廣大佛學愛好者供以參考和指正。做為對“紀念中國佛教漢傳 2000年”紀念活動的敬賀和紀念。在此我希望這次紀念活動能引導教界、學界和社會各界人士對佛教文化的重視和“實是求是”的客觀研究;同時也誠摯的祝願中國佛教能夠健康發展。為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和國際和平做出應有的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