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剛經贊》研究序

　　序

　　方廣锠

　　達照是1998年中國佛學院的本科畢業生。按照中國佛學院的安排,1998年秋季起跟從我學習研究生課程,專攻佛教文獻學。我與達照,名為師生,實際上可說是忘年交。從達照身上,我看到解行相應的僧人風范,也看到中國佛教的希望。

　　本書是達照研究生畢業論文的擴充。畢業論文的題目是我給的,當時的想法,是對《梁朝傅大士頌金剛經》作一個異本的清理。《梁朝傅大士頌金剛經》屬於藏外佛教文獻,自形成後,一直在民間流傳。宋代以後出現的多種關於《金剛經》的集解,都將它作為注解之一收入。有關情況,可以參見本書的第一章第一節。或者由於這類集解的流行,《梁朝傅大士頌金剛經》的單行本反而逐漸湮沒。上個世紀20年代,日本矢吹慶輝在英國圖書館收藏的敦煌遺書中尋找未入藏典籍,發現其中保存著《梁朝傅大士頌金剛經》的單行本,如獲至寶,收入他的《鳴沙余韻》。其後,日本編纂出版《大正藏》時,特意在第85卷設立“古逸部”,收入敦煌等地發現的歷代大藏經未收古逸典籍。《梁朝傅大士頌金剛經》被列為古逸部之首。由於一直在藏外流傳,所以該《梁朝傅大士頌金剛經》有多種異本出現,而《大正藏》所收祗是其中的一種,不能反映該文獻的全貌,應該重新加以整理。再說,佛教典籍在流通過程中出現異本,這屬於佛教文獻學應該研究的重要現象。前此,《藏外佛教文獻》已經整理發表了若干種異本佛典,如《天公經》、《佛母經》、《華嚴十惡品經》等。我希望通過《梁朝傅大士頌金剛經》的整理,把佛典異本演化的研究向前推進一步。

　　此外,敦煌遺書《梁朝傅大士頌金剛經》被發現後,引起學者持久的興趣,百年來研究一直在進行。已經發表的成果,既有一般的學術論文,也有學位論文。最近的成果,則有四川大學張勇先生的研究,後納入作者的博士論文《傅大士研究》。從總體看,新的資料雖然不斷被發現,但新的突破卻非常有限。幾十年來,研究者的結論始終局限在這部著作是後人托名之作。但到底是何人所作,什麼時候所作,就所說紛纭,莫衷一是了。至於《梁朝傅大士頌金剛經》的思想,則很少有人涉及。所以,我也希望達照的研究不要局限在所謂的“書皮之學”,即不僅要做傳本、作者的考證,也要對該文獻的思想傾向作一個深入的研究。

　　但坦率地說,達照研究後最終得到的成果之大,出於我的意外。

　　首先,他在敦煌遺書中發現了一批以前不為人們所注意的新資料,從而證明早在《梁朝傅大士頌金剛經》出現以前,已經出現了一種名為《金剛經贊》的文獻。該文獻是根據無著所造《金剛般若論》科判中的“七義句”創作的,創作者應該是一個深受唯識思想影響的僧人。該文獻本來以偈頌的形式單獨流傳,但在流傳的過程中被其他人改造,從而出現諸多異本。包括加入天台思想、用無著的“十八住處”統攝全部偈頌、以及將偈頌與《金剛經》經文相配等等。其後,又出現對該《金剛經贊》的注釋,並產生將“贊”改稱為“頌”的傾向。最後,大約在公元822年至831年之間,有人將該《金剛經贊》改名為《梁朝傅大士頌金剛經》,並編纂了所謂傅大士拍板唱經歌的故事。《梁朝傅大士頌金剛經》產生後,又經過若干演變,出現了不同的異本。達照根據目前收集到的資料,將從《金剛經贊》到《梁朝傅大士頌金剛經》的整個演變過程,分為三個階段,並整理出八種互有異同的傳本。這一工作,完全突破了以往研究者因把眼光僅僅集中在《梁朝傅大士頌金剛經》這一文本本身,從而造成的局限,在更廣大的范圍內,將這一文獻演變發展的來龍去脈作了一個徹底的清理。

　　其次,在本文清理的基礎上,達照對《金剛經贊》的思想作了深入的研究,主張該文獻以“唯識思想”為中心,涉及到唯識無境、唯識三性、五重唯識觀、唯識修道五位、唯識薰習說等唯識的基本理論。同時也具有濃厚的禅法思想以及其它大乘佛教的思想。在上述研究的基礎上,提出該文獻是宗派佛教興盛時期的產物。將對《梁朝傅大士頌金剛經》的研究提高到新的高度。

　　最後,作者還對文獻中涉及的本生故事、典故與歷史人物作了專題研究。

　　總之,達照在廣泛掌握原始資料的前提下,在繼承百年來學術界對《梁朝傅大士頌金剛經》研究成果的基礎上,在“書皮”與“內涵”兩個方面全面地突破了前人的研究水平,其工作是值得充分肯定的。就一部文獻而言,考證與研究的工作能夠做到這一程度,應該說是難能可貴的。

　　但達照本書的意義並不局限在此。

　　首先,中國佛教中有些現象很值得注意。不少僧人生前名氣很大,比如擔任過顯赫的高級僧職,死後卻默默無聞,乃至現在已經完全不為人們所知。有些僧人,乃至俗人生前名氣並不大,但隨著時間的推移,他們的名氣卻越來越大,甚至稱祖稱聖。對於前一種現象,古人就有過評論,即慧皎所謂的“寡德適時”雲雲。慧皎的評論一直被後世認同,以為確論。其實在我看來,問題並不這樣簡單。當然這是另外一個問題,與本文無關。至於後一種現象,古代似乎沒有引起人們充分的重視,現在則開始為人們所注意。傅大士就是後一種現象的代表人物之一。

　　傅大士,即傅翕,浙江東陽人,生活在南北朝晚期,主要活動於著名的崇佛君主梁武帝時代。由於時代風氣的薰習,他成為一個崇佛的居士。作為一個下層的百姓,有著深厚中華傳統文化的積澱,卻缺深研佛教義理的條件,他很自然地帶有濃重的三教合一色彩,並很自然地走上信仰性佛教的道路。傅翕不甘寂寞,詣阙上書,希求得到梁武帝的賞識。但他不可能擠入以精英文化為主流的佛教上層,所以他的活動地主要在東陽一帶。他的著作與事跡,也主要靠門弟子及傅氏家族而流傳。從傅翕的一生,我們可以知道,三教合一思想在中國的出現,並不是偶然的,它有著深厚的社會文化背景與民眾基礎。

　　從中國義理性佛教的層面來看,傅翕是一個不足道的人物。道宣的《續高僧傳》對他雖有記載,乃承襲法琳《辯正論》的文字;而法琳的《辯正論》,所據乃“傅大士碑”。[①]至於隋唐諸種經錄,對傅翕的著作都不屑一提。但隨著經典崇拜的流行,傅翕作為轉輪藏的創制者,其形象被刻造在轉輪藏上,因而留名。我以為,轉輪藏上的傅翕形象,可以看作義理性佛教與信仰性佛教相互連接的一個象征,因為這時在民間的信仰性佛教中,傅翕已經逐漸被塑造為彌勒的化身。這也就是《梁朝傅大士頌金剛經》產生的基本背景。值得注意的是,從晚唐五代起,傅翕在中國佛教禅宗中的影響逐漸加深,這與《梁朝傅大士頌金剛經》在這一時期的廣泛流傳也是互為表裡的。死後幾百年,傅翕總算達成生前的願望,擠入了佛教的主流文化。但這時,傅翕已經被改造成傅大士了。

　　如何看待上述現象?我以為這說明中國佛教與其他一切文化形態一樣,本身是可以分為若干個層次的。比如義理性佛教與信仰性佛教就是兩種不同的層次。但是我們又必須看到,這兩種不同形態的佛教,中間並不存在絕對不可逾越的鴻溝。而是互相依存、互相滲透、互相轉化。《金剛經贊》,亦即《梁朝傅大士頌金剛經》的產生與演化過程,就是對上述觀點的極好證明。從這個角度講,“《梁朝傅大士頌金剛經》現象”還值得我們進一步深入研究。

　　其次,敦煌遺書中,佛教文獻占據百分之九十以上,決定了佛教研究在敦煌學研究中舉足輕重的地位。但是,與敦煌學的其他領域相比,敦煌佛教研究在我國顯得相對滯後。追究其原因,應該是多方面的。但研究者的不谙熟佛教,或者說,佛教研究者不注意利用敦煌資料,應該是重要原因之一。由於達照有較好的佛學素養,所以,他從文本中的一個“七義句”,敏感地意識到《金剛經贊》與無著論的關系;從“一大阿僧劫”與“三大阿僧劫”差異,追索到天台思想的介入。達照的成功再次證明,研究要靠資料,而資料祗有在行家的手裡才能充分顯示其價值。從這一點講,祗有佛教研究者真正重視敦煌資料,或研究敦煌佛教的研究者加強自己的佛學素養,中國的敦煌佛教研究才能真正興盛起來。我期待著這一天的早日到來。

　　從中國佛學院畢業後,達照到普陀閉關,開始他修學生活的新階段。我預祝他在解行相應的道路上不斷前進,不斷取得新的成果。

　　2002年3月3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