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祖壇經》 《六祖壇經》,佛教禅宗典籍。亦稱《壇經》、《六祖大師法寶壇經》,全稱《南宗頓教最上大乘摩诃般若波羅蜜經六祖惠能大師於韶州大梵寺施法壇經》。禅宗六祖惠能說,弟子法海集錄。《釋門正統》卷八《義天傳》有“大遼皇帝诏有司令義學沙門诠曉等再定經錄,世所謂《六祖壇經》、《寶林傳》等皆被焚”等語,似宋遼時期此書已入經錄。現有明清諸藏本、房山石經本及流通本等。1976年日本影印《六祖壇經諸本集成》,匯集各種版本《壇經》十一種,稱為“中國第一部白話作品”。
內容簡介
六祖壇經內容提要
壇經概述
記載惠能一生得法傳宗的事跡和啟導門徒的言教,內容豐富,文字通俗,是研究禅宗思想淵源的重要依據。由於歷代輾轉傳抄,因而版本較多,體例互異,內容詳略不同。據流通較廣的金陵刻經處本,其品目為自序、般若、決疑、定慧、妙行、忏悔、機緣、頓漸、護法、付囑等十品。
全經內容分為三部分:首先是惠能自述平生,基本反映惠能出家貧苦、黃梅得法、南歸傳禅的主要事跡;其次是惠能弘法所說內容,即其如何以空融有、直了心性、頓悟成佛的禅學思想和禅法特色;最後是惠能弟子對大師的請益以及他與弟子的問答。印順法師在《中國禅宗史》中總結道:“惠能在大梵寺,說摩呵般若波羅密法,授無相戒。傳說有弟子法海紀錄,為《壇經》主體部分。這在惠能生前,應該成立了。等到惠能入滅,於是惠能平時所接引弟子的機緣臨終前後的情形,有弟子紀錄出來,附編於被稱為《壇經》的大梵寺說法部分之後,也就泛稱《壇經》。這就完成了《壇經》的原型,可稱為“曹溪原本”。
《壇經》的內容歷代有所增刪,尤其是最後部分多為在後來流傳過程之後所添加的內容,多是惠能弟子和以後的禅宗門人所作,但是我們認為這些是對於惠能在大梵寺所說禅法的補充、延伸和發展,是為了迎合禅宗後來發展需要而產生的,是惠能後學在豐富和發展南宗禅法過程中集體智慧的積澱,也是符合禅宗基本思想內容的。在某種意義上講,我們所稱的惠能的《壇經》更適合稱之為禅宗的《壇經》。
中心思想
《壇經》的中心思想是“見性成佛”、或“即心即佛”的佛性論,“頓悟見性”的修行觀。所謂“唯傳見性法,出世破邪宗”。性,指眾生本具之成佛可能性。即“菩提自性,本來清淨,但用此心,直了成佛”及“人雖有南北,佛性本無南北”。這一思想與《涅槃經》“一切眾生悉有佛性”之說一脈相承。
核心方法
惠能法師指導禅者修行實踐的核心方法:“無念為宗,無相為體,無住為本”。無念即“於諸境上心不染”,就是不論遇到什麼境界都不起心動念;無相為體,即“於相而離相”,以把握諸法的體性,知一切相皆是虛妄;無住為本,即“於諸法上念念不住”,無所系縛。
修行次第
於修行的次第上,一般說法認為惠能法師主張頓悟,其實是誤解。惠能法師認為“不悟即佛是眾生,一念悟時眾生是佛”,“萬法盡在自心中,頓見真如本性”,是指佛與眾生的差異只在迷悟之間,但同時強調:“法即無頓漸,迷悟有遲疾”;“迷聞經累劫,悟在剎那間”,指出“法即一種,見有遲疾”,“法無頓漸,人有利鈍”,明確指出了由迷轉悟有量變積累的過程,客觀地分析了頓悟與漸悟的關系。
淨土思想
《壇經》還主張唯心淨土思想。認為“東方人造罪念佛求生西方,西方人造罪念佛求生何國?凡愚不了自性,不識身中淨土,願東願西,悟人在處一般”。又說:“心地但無不善,西方去此不遙;若懷不善之心,念佛往生難到。”
惠能法師反對離開世間空談佛法,主張“佛法在世間,不離世間覺,離世覓菩提,恰如求兔角”。指出:“若欲修行,在家亦得,不由在寺。在家能行,如東方人心善;在寺不修,如西方人心惡”。
壇經地位
《壇經》的思想對禅宗乃至中國佛教的發展起了重要作用。中國佛教著作被尊稱為“經”的,僅此一部。
研究爭議
千余年來,《壇經》被公認為惠能所說、法海所記。20世紀初,於敦煌文獻中發現了惠能的《壇經》及其弟子神會的語錄,《壇經》研究有新的發展。1930年以來,胡適據敦煌文獻,先後發表《菏澤大師神會傳》、《壇經考之一——跋曹溪大師別傳》、《壇經考之二——記北宋本的六祖壇經》,認為《壇經》的作者不是惠能而是神會。1935年日本宇井伯壽著《第二禅宗史研究》,不同意胡適之說。1971年在台灣的印順大師著《中國禅宗史》及《神會與壇經》,反駁了胡適的主張。李邕、葛兆光等學者亦認為六祖非五祖指定傳人。中國學者關於真偽之說分為三派:一派主非,占優勢,代表人物李邕、胡適;一派主是,代表人物印順大師,各執一詞至今未有定論。;還有一派折中認為《壇經》雖非五祖所做,但也保存了惠能的思想。
六祖壇經版本
敦煌本
不分品目,題作“《南宗頓教最上大乘摩诃般若波羅蜜經,六祖惠能大師於韶州大梵寺施法壇講》一卷,兼受無相戒弘法弟子法海集記”。經尾題為“《南宗頓教最上大乘壇經法》一卷”。一般以此本為最古。後稱此本為敦煌本。
惠昕本
書前有惠昕序,系根據繁本《壇經》刪定而成。後傳入日本,又有金山天寧寺本及大乘寺本,題作《韶州曹溪山六祖大師壇經》,卷數品門均同,文字稍異,書前無惠昕序,有北宋政和六年(1116)比丘存中的序文。
流通本
題作《六祖法寶壇經》,前有德異序,《略序》改作《六祖大師緣起外紀》,亦分十品,次第略有更動。與此本體例相同者有真樸重梓本(前有明成化七年御制序、宋郎簡序、重刻凡例、六祖大師緣起外紀,題下有“賜紫當山主法第三十七世孫真樸重梓”)及金陵刻經處本(1929年刻)等。
高麗本
題作《六祖法寶壇經》,疑即德異刊本(1290),元延佑三年(1316)、明萬歷二年(1574)重刊,光緒九年(1883)再刊。前有德異《略序》,記述六祖身世,正文分十品。明正統本及曹溪原本,題作《六祖大師法寶壇經》,正文前之《略序》、各品題名均與高麗傳本同。
明南藏本
前有宋契嵩撰《六祖大師法寶壇經贊》。題下有“風幡報恩光孝禅寺住持嗣祖比丘宗寶編;僧錄司右闡教兼鐘山靈谷禅寺住持淨戒重校”。不分品、卷。萬歷四十八年趙琦美所刻房山石經本與此同一體例,但題下重校人改為“明周至住山比丘圓載、西吳學人真程同校”。
作品目錄
行由品第一
般若品第二
疑問品第三
定慧品第四
坐禅品第五
忏悔品第六
機緣品第七
頓漸品第八
護法品第九
付囑品第十
人物介紹
慧能
禅宗六祖,俗姓盧,名惠能,又叫慧能(635—713),原籍范陽(今北京大興、宛平一帶)。父親盧行稻,唐高祖武德三年(620)被流貶嶺南新州(今廣東省新興縣),與新州姗寸李氏結婚,落籍新州夏盧村。
唐太宗貞觀十二年(638)二月初八子時生下惠能。相傳次日有兩位外地和尚來訪, 對盧行現兌:“聽說你家昨晚生了個男孩,我們是專門來給他取名字的,就叫他惠能吧。”和尚說:“惠就是以佛法化度眾生,能就是能做佛事”。說完後兩位和尚離開他家,不知去向。據傳說,惠能誕生時滿天白亮,房裡芬芳異常。嬰孩時不飲母乳,其母親常夢見天神來喂甘露。
惠能三歲時,父親病逝,家道中落,母子二人相依為命,生活非常貧困。年歲稍大,就上龍山砍柴割草,挑到縣城去賣,奉養母親。惠能刻苦耐勞,人品好,左鄰右捨稱贊他孝順,有教養,顧客也喜歡買他的柴草。
約在公元前後,印度佛教傳入中國。東晉安帝隆安五年(401),克什米爾(古西域廚賓國)僧人昙摩耶捨航海到達廣州,住白沙寺,在寺內建大雄寶殿,翻譯並傳授佛教。
梁武帝普通八年(527),佛教初祖菩提達摩又從海路抵廣州,在寺院裡傳授釋迎牟尼佛法。自此,佛教在南粵生根開花。惠能自幼跟隨母親燒香拜佛,少年時對佛的言教就發生濃厚的興趣。
二十四歲(61)那年,有一天,他挑柴草到新州縣城叫賣,路經金台寺(今廣東新興縣人民醫院內)前,聽到有人誦《金剛經》,當念到“應無所住而生其心”時,理解了經文的大意,心裡立即開悟。惠能追問這是什麼佛經,從哪裡學來。
客人告訴他是《金剛經》,在湖北薪州黃梅縣東禅寺學來的。東禅寺主叫弘忍,禅宗第五代祖師,門徒弟子一千余人,我在那裡聽大師講授過這部佛教經典。弘忍大師常對門徒說,只要按照《金剛經》所講的來修行,就會慢慢理解佛法,頓悟成佛。惠能聽了客人這番話,心中羨慕,萌發了去黃梅東禅寺跟弘忍大師學習佛教的念頭。客人本是一位熱心的佛教徒,見惠能資質非凡,便給了十兩銀子,資助他去東山拜師求法。據廣東新州民間傳說,螂村的母舅不同意惠能出家學佛,要他拜開村旁的一塊巨石方能准其離開母親。由於受惠能精誠所感動,巨石被拜開了。後人稱這塊裂開的石頭為“拜母石”,此石至今仍保存在新興縣娜村。
惠能安置好母親後,辭別慈母,北上尋師。不久,到了韶州曲江曹溪,遇村人劉志略,其出家姑母比丘尼無盡藏尼持《涅梁經》來問字,惠能說:“我雖不識文字,但還能了解其字義” 。無盡藏尼聞其言非常驚異,知是一位奇人,遂告知鄉裡謄老前來禮敬,請他居住當地名剎寶林寺,稱惠能為盧行者。住了不久,又至樂昌縣西石窟,遇智遠禅師,向他學習禅法。
智遠禅師發現這位憨厚樸實的山村青年具有很好的佛學素質,於是建議惠能到湖北黃梅東禅寺弘忍大師處深造。
鹹亨二年(672),惠能經二十多天的長途跋涉,來到了黃梅東山禅寺,見到了久盼的弘忍大師。弘忍問:“你是何處人,到‘我’處想得到什麼?”惠能答曰:弟子是嶺南南海新州人,千裡迢迢來到大師門下,只想成佛,不想要別的東西。弘忍說:“你是嶺南人,又是獦獠,怎麼能成佛呢?”慧能說:“人有南北之分,身體與大師不同,但是在同具佛性上,又有什麼差別呢?”弘忍大師見惠能思想敏捷,悟性很高,能認識到人自有佛性的道理,求法又心切,心中大喜,弘忍大師見周圍有許多僧眾,打消了再談的念頭,於是對惠能說:“你想成佛很好,但是,按東禅寺的規矩,你得先到碓房干活,好好磨砺意志。”惠能隨眾僧在碓房勞動,劈柴做飯打雜,做一般的勞役工作。
惠能不識文字,他不能像別的有文化的僧人一樣每日誦經,只能在別人誦經時站在旁邊默默聽著。特別是遇到弘忍大師登堂說法,他更加細心聽講,思考微言大道,有時還沉浸在玄妙的禅理當中。惠能天資高,聰慧,記憶好,理解能力強,又能刻苦學導,長進很快。
單純的碓房生活不覺已八個多月,由於弘忍大師年歲已高,需在弟子中挑選一位禅悟最深的傳付其衣缽,作自己的接班人。
有一天,弘忍大師召集全寺七百多門人到禅堂,對弟子說:“世人最重要的事是生與死,而你們卻只貪戀榮華富貴,不求如何使自己脫離生死之苦海,真是執迷不悟。
你們現在都回去好好思考,根據自己對心性的認識,各作一偈呈交給我。如果有誰能徹悟心性,我打算傳法與他,並把祖師傳下來的法衣也傳給他,讓他做本法門的傳人。”
二天後,惠能在稚房舂米,有一童子從雄房經過,口中吟誦著神秀上座寫的偈語:“身是菩提樹,心如明鏡台。時時勤拂拭,莫使惹塵埃。”。惠能聽後,覺得神秀的偈語還沒有領悟心性空寂。於是便走到廊上,作一偈語,請當時正好在場的江州別駕張日用將偈語寫在牆上,偈曰:“菩提本無樹,明鏡亦非台;佛性常清淨,何處有塵埃。”別駕張日用寫完後,惠能又作一偈曰:“心是菩提樹,身為明鏡台;明鏡本清淨,何處染塵埃。”
神秀的偈語定肯自己身心的存在,認為只要不斷修行,就能達到覺悟成佛。惠能的偈,認為自己的身、心和萬事萬物都是空幻不實的,只有人人都具有的佛性才是唯一真實的存在,表達了與神秀漸修的不同意境和頓悟修行方法。
眾僧看到不識字的惠能作出如此高深的偈語,都感到很驚奇,有的門徒感歎地說:“的確不可以貌看人。”弘忍大師看到了惠能的偈語且喜且憂。
喜的是惠能的偈已悟解了佛法大意,把握了求佛精義,找到了一位對心性理解超出神秀的繼承人。憂的是惠能的偈明顯地針對神秀上座寫的,而且作者又是一個寺中不識字的打雜的行者,擔心有人傷害他。
弘忍大師沉吟良久,便用鞋子把偈擦掉,對眾僧說:“此偈也未見性” 。第二天,弘忍暗自跑到碓房,看見惠能背著墜腰石舂米,對他說:“求道人,為了法不顧自體,是這樣的嗎?”又問:“米巳舂好了嗎?”惠能答曰:“米已舂好了,但要等待過篩。”弘忍大師用手杖敲打了礁頭三下便走開了。惠能理解了大師的意圖,是日晚上三更來到了丈室。弘忍大師見弟子已到,用袈裟遮住了窗子,關上門,取出一卷《金剛經》向他傳授佛法。
當大師講到“應無所住而生其心”時,明白了一切事物和現象都離不開人的自我本性的道理,立即大悟。弘忍大師知道惠能已經徹底認識了本性,便對他說:“這是達摩大師從印度帶來並代代傳下來的法衣,是歷代祖師以此為嫡傳的憑證,你要好好保存。今傳授給你,就是禅宗第六代祖師了。要記住,法衣只是傳承的憑證,而不是佛法本身。佛法是以心傳心傳下去的,要靠人的自悟自解。
自古以來,傳授衣法是很危險的,常常引起各種爭端。法衣傳到你為止,以後再不往下傳了。你現在如果繼續留在東禅寺,恐怕會有人加害你,趕快離並這裡,先避一避。”當夜,弘忍大師送惠能到九江渡口。臨別時又叮囑他回南方暫作隱居,待時行化,碰到有“會”字的地方就隱藏下來,碰到有“懷”字的地方就留住下來。惠能遵照弘忍大師的囑咐,歷盡艱險,回到嶺南,隱遁於廣東四會、懷集二縣之間,在獵戶中渡過了十六個春秋。
時間久了,湖北東禅寺北宗門徒爭奪衣缽、法統的風波已經平靜,惠能確信出去傳法不會再有生命危險,於唐朝儀鳳元年(676)正月初八來到了廣州法性寺(今廣州光孝寺)。一天,正值印宗法師在講《涅槃經》,惠能聽到二僧正在辯論關於風吹幡動問題,一個和尚說是風動,一個和尚說是幡動,爭論不下。惠能走到二僧面前說:“不是風動,不是幡動,是仁者心動” 。眾僧聽了惠能的講解,認為理解深刻,有獨到之處。印宗法師也覺得惠能非平凡之輩,便請他到禅堂,探問深義。惠能當即回答,言簡理當,對答如流。印宗法師又問:“久聞黃梅衣法南傳,莫非就是行者?”惠能出示衣缽,回答法師。
印宗法師十分欽佩惠能對佛法的精深理解,也相信他是薪州弘忍大師的傳人。於是印宗法師真誠地說:“以前我講經猶如瓦礫,現在聽你議論,卻如真金。請你正式剃度,我願拜你為師” 。
唐武則天垂拱三年(687)正月十五日,印宗法師為擴大惠能的影響,邀請廣州佛教大德和德高望重的各界人士參加惠能的剃發受戒儀式,並親自在菩提樹下為其剃發。
又從西京長安請來著名律師智光和尚為惠能授具足戒。從此,惠能正式出家當了和尚,時年39歲。光孝寺住持僧法才,把惠能剃下的頭發埋在菩提樹下。惠能受戒後,在法性寺菩提樹下開東山法門,公開收徒授法,講授《金剛般若波羅蜜經》。
背 景
惠能在曹溪大倡頓悟法門,並主張不立文字,教外別傳,直指人心,見性成佛,用通俗簡易的修持方法,取代繁瑣的義學,流行日廣,成為佛教禅宗的正系。惠能不會寫字,不會讀經,卻對《金剛經》,《維摩經》,《楞伽經》,《觀無量壽經》,《法華經》,《涅槃經》,《梵網經》相當明了。
《六祖壇經》最早起源於六祖惠能大師應邀至大梵寺開示摩诃般若波羅蜜法,法海將此事記錄題為《摩诃般若波羅蜜經六祖惠能大師於韶州大梵寺施法一卷》。惠能回曹溪山後,傳授“無相戒”,故法海於書名補上“兼授無相戒”。這時《壇經》開始外傳,俗稱《六祖法寶記》。
“壇”,即高台。惠能曾坐在韶州大梵寺的一個高台上為眾人說法。惠能的弟子法海按照惠能的囑咐,把他說法的內容記錄下來,編纂成書,於是就有了《六祖壇經》。該部典籍不僅記下了惠能的佛學理論,也記錄了他的身世、經歷和得法、傳法的經過。
惠能應邀至大梵寺為眾人演講“摩诃般若波羅蜜法”時命弟子法海所作的演講錄,最早並不稱為《壇經》,而稱作《摩诃般若波羅蜜經六祖惠能大師於韶州大梵寺施法一卷》。惠能回到曹溪後又傳了“無相戒”,法海把這一部分內容也並入書中,於是書名變成了《摩诃般若波羅蜜經六祖惠能大師於韶州大梵寺施法一卷兼授無相戒》,這是《壇經》的第二個版本。
惠能(638—713)圓寂之後,法海在前兩種《壇經》的基礎上,又增補了惠能的其他講經記錄。這個版本問世時被稱為《南宗頓教最上大乘摩诃般若波羅蜜經六祖惠能大師於韶州大梵寺施法壇經一卷兼授無相戒》,書後還附了一句“南宗頓教最上大乘壇經法一卷”。這是惠能說法講經錄第一次在書名上被冠以“經”字。從早先的書名“施法兼授無相戒”到此時的“壇經”,應該說這個版本帶有實質性的突破。
《壇經》在法海手裡,已經出了幾個不同的手抄版本。而這幾個手抄本在流抄過程中,又出現了一些變化。據《壇經》最早抄本記載,惠能在大梵寺演講時僧俗聽眾達千馀人,其中不乏惠能的高足。在此前後,惠能也曾多次講經,其弟子在傳抄《壇經》時,往往把自己親耳聽到的惠能講法的內容又加了進去。而筆錄要比惠能口述慢許多,所以《六祖壇經》中的很多內容當是法海以及其他弟子事後根據記憶增補進去的。
《六祖壇經》在傳抄過程中不斷為其弟子所增補,而且傳抄增補者的文字能力良莠不齊,再加上惠能帶有極重的口音,這些聽講者根據自己所聽到、所理解而記下的內容,錯訛及誤解一定不少。北宋初年的惠昕便在《壇經序》中說:我六祖大師,廣為學徒直說見性法門,總令自悟成佛,目曰《六祖壇經》,流傳後學。古本文繁,披覽之徒,初忻後厭。余以太歲丁卯,月在蕤賓,二十三日辛亥,於思迎塔院,分為兩卷凡十一門。
惠昕在整理編輯《六祖壇經》時,因“古本文繁,披覽之徒,初忻後厭”,一定得根據自己所能見到的各種版本,刪繁就簡,疏通文字,明確義理,才可將《六祖壇經》分為兩卷十一門。經惠昕整理加工過的《壇經》,比敦煌本多出了兩千馀字。而這多出來的文字,或許是惠昕根據其他版本增補所致,或許是他自己所做的發揮也未可知。總之,《六祖壇經》到了惠昕手中,發生了一次不大不小的改變。這一版本的《六祖壇經》流傳至日本並保存了下來。
惠昕對《六祖壇經》的整理刊行做了很多工作。這部典籍此後得以廣為流傳,惠昕確實功不可沒。在惠昕本刊行後約90年,又出現了“契嵩本”《六祖壇經》。
宋工部侍郎朗簡為其作序說:“然六祖之說,余素敬之,患其為俗所增損,而文字鄙俚繁雜,殆不可考。會沙門契嵩作《壇經贊》,因謂嵩師曰:若能正之,吾為出財,模印以廣其傳。更二載,嵩果得曹溪古本校之,勒成三卷,燦然皆六祖之言,不復謬妄,乃命工镂板,以集其盛事。”
朗簡既然對六祖惠能學說“素敬之”,又說“患其為俗所增損,而文字鄙俚繁雜”,一定也見過《六祖壇經》的許多版本,應當也包括惠昕本。所以當他看到契嵩所作《壇經贊》,便願出資請契嵩“正之”。這就是禅宗史上稱為契嵩本的《六祖壇經》。此後,元代刊行的德異本、明代刊行的宗寶本,雖然在章節文字上有所變動,但內容上並未與契嵩本有太大出入。應該說元、明刊本都是以契嵩本為底本校刊的。
《壇經》敦煌本12000字,惠昕本14000字,明藏本(契嵩本)21000字。惠昕本比敦煌本多出了2000字,而契嵩本又比敦煌本多出9000馀字。
對照惠昕本與敦煌本,惠昕本雖增加了2000馀字,但兩個版本之間並沒有實質性的改變。而契嵩本多出來的9000字,按照胡適的計算,幾乎相當於增加了原書40%的篇幅,這對一部書來說不能不說是一個巨大的改變。契嵩本所增補的內容,當來自朗簡序中提及的“曹溪古本”。據胡適考證,“曹溪古本”即《曹溪大師傳》。
《曹溪大師傳》又稱《曹溪大師別傳》,共一卷。大約成書於唐德宗建中二年(781)前後。《曹溪大師傳》收錄了惠能傳記、傳法宗旨、皇帝敕書、寶林寺的建造以及有關六祖的六種靈異傳聞。如果對照敦煌本一派傳下來的《壇經》,可以很清楚地看出兩者之間存在著很大的不同。例如在思想體系方面,惠昕本以及此前的多種敦煌本,惠能所闡發的理論源於《金剛經》,而《曹溪大師傳》中惠能所表述的思想則屬於《涅磐經》。
《曹溪大師傳》中雖有不少明顯的錯記、誤記,內容也與敦煌本有很大不同,但仍不失為一部比較完整記錄惠能言行的著作。
在敦煌本傳抄流行的過程中,屬於另一派系的惠能講經說法錄也在傳抄流行。這就是《曹溪大師傳》。這部書也是惠能弟子根據惠能在不同時間、場合講經說法的記錄或者追記編纂而成。隨著時間的推移、社會的變遷,惠能大師對佛經的認識與理解也在精進,因而在不同場合、不同時間,面對不同聽眾,他的說法也有所不同。
所以完全可以把《曹溪大師傳》看作是另一種《壇經》。而契嵩大師正是把這兩種《壇經》通過校訂增刪,合二為一,遂有了契嵩本。
《壇經》所記述的已經不僅僅是惠能在韶州大梵寺所講的佛法,也不僅僅是他回到曹溪之後在寶林寺所講的佛法,而是成了一部囊括惠能眾多弟子以及後學僧俗在長達200多年的時間內不斷完善禅宗理論的總結性的佛學經典,堪稱中國禅宗史上裡程碑式的一部著作。
核心思想
禅學思想
《六祖壇經》禅學思想之一:“佛法不二”思想。
《六祖壇經》中記載,“為是二法(指禅定與解脫),不是佛法,佛法是不二之法”、“無二之性,即是佛性”、“無二之性,即是實性。
實性者,處凡愚而不滅,在賢聖而不增,住煩惱而不亂,居禅定而不寒不斷不常,不來不去,不在中間,及其內外不生不滅,性相如如,常住不遷,名之曰道很明顯,惠能佛法不二說法是佛家之心性一元論,道家之道一元論、氣功之氣一元論的另一個說法,慧能佛法不二的說法其實歸根於道,可以明顯看出中國禅受中國傳統文化道學的影響。而且方東美先生還從“格義學”角度以及當時的文化背景論證了中國佛學在形成階段主要是受道家思想的影響。
《六祖壇經》禅學思想之二:自修自悟“頓悟成佛”。
“自修自悟”是惠能修禅基本原則,《六祖壇經》指出“善知識,見性自淨,自修自作法身,自行佛行,自作自成佛道。”惠能的自悟自修首先是建立在依自力不依他人的基礎上的。
《六祖壇經》還指出“若自悟者,不假外善知識,若取外求善知識望得解脫,無有是處”惠能在自悟自修的基礎上並不排斥“外善知識”的“示導作用”。
《六祖壇經》又指出“心地含情種,法雨即生花,自悟花情種,菩提果自成”。惠能的自悟自修說明了他自力更生的主張及揭示外因通過內因而起作用的原理。
佛在那裡,佛那到底是什麼,惠能通過自悟則認為,通過“頓悟”就可以成佛,人的心中自有佛的存在,人自己的佛才是真的佛,而所謂成佛實際就是“明心見性”,所以中國禅強調自性是佛。
禅宗開創了通過禅修,直指人心、見性成佛的直覺思維方式,或者可以說一種直覺的辯證法。其中主要有菩提達摩的直覺真性說;道信、弘忍東山法門的“念心”、“守心”直覺方式;神秀的佛塵看淨說;惠能的頓見本性說等。其中,惠能的頓見本性說則最有代表性。惠能以眾生本性為般若直覺的直接對象,“不立文字,直指人心”是他“頓見本性”的直覺思維特點。惠能明確地把“本性即佛”作為“頓悟成佛”的理論出發點。他說:“本性是佛性,離性無別佛”,“當知愚人智人,佛性本無差別,只緣迷悟不同,所以有智有愚。”惠能佛性說的特點在於把佛性看作人的惟一特性,把成佛的途徑通過“內求於心”,轉移到對自己“本性”的覺悟上來。而《六祖壇經》也就是慧能自身修行的悟性、靈感之體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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