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楞嚴經》是一部較晚譯出的大乘經典(於公元705年譯成)，因其思想博大，義理精深，在中國佛教史上占有重要地位。本經十卷經文，內容豐富，八宗兼容，五時並括，被譽為“小三藏”，各個宗派都可以在本經其中找到呼應處，如天台引之說止觀，禅門援以證頓超，淨宗取以歸彌陀，中觀由此見性空。但八宗之中，獨與禅宗最為密切。如太虛大師說：“若以《楞嚴經》全部脈絡義理觀察， 明理、修行、證果，仍以屬禅宗最為確切。”縱觀《楞嚴經》十卷經文，卷首的七番破處，十番顯見，佛陀的一言一語，一舉一動，都隱藏著生動活潑的禅宗機鋒，閃爍著直指本心，當下承當的見性之光。其後的會通四科，圓彰七大，明誨四戒，教持神咒，六十位修，是頓悟與漸修的詳細開演。卷末的五十陰魔，詳明禅定中的種種妄境，更是禅門行人所不可不知處。由是，著《楞嚴會解》的元代惟則大師說：“首楞嚴經者，諸佛之慧命，眾生之達道，教網之宏綱，禅門之要關也。”

　　在中國佛教史上，尤其是禅宗史上，《楞嚴經》扮演了一個不可替代的角色。許多禅師接引後學的語錄中，亦大量引用《楞嚴經》。因而，明儒曾鳳儀說：“諸宗師出詞吐氣，接引初機，語意多似《楞嚴》”。有多位禅師是因《楞嚴經》而悟道，如玄沙備禅師、破山明禅師等等。這不僅是對大家常順口而說出的“成佛的法華，開悟的楞嚴”這句話的最好注腳，同時，也是對於那些認為楞嚴為偽者的一聲棒喝。因篇幅所限，本文只擇限其中數位禅師的開悟經歷，以說明之。

　　1、唐·玄沙師備禅師

　　《景德傳燈錄》卷十八記載，玄沙備禅師，生於唐末五代，福建人，因閱《楞嚴經》發明心地，此後“應機敏捷，與修多羅冥契。諸方玄學有所未決定，必從之請益”。至若與其師兄雪峰和尚征诘，亦當仁不讓。雪峰和尚稱他為 “再來人”。有《玄沙師備禅師廣錄》 三卷，傳於世。玄沙備禅師不僅自己因楞嚴而開悟，也以《楞嚴經》而引導他人開悟。如《禅苑蒙求瑤林》卷 2記載，福州安國院惠球寂照禅師問玄沙禅師如何是第一月。沙曰：“用汝個月作麼。”球言下大悟。《禅林類聚》卷14記載，玄沙備禅師因有初入叢林之僧名鏡清者來參問，乞指個入處。“師雲：還聞偃溪水聲麼。清雲：聞。師雲：從這裡入。鏡清於言下大悟”。《楞嚴經》中擊鐘驗常的情節，宛然目前。

　　2、宋·上方遇安禅師

　　《五燈會元》卷十記載，溫州瑞鹿寺上方遇安禅師，福州人。誦讀《楞嚴經》不辍，一日因誦到“知見立知，即無明本。知見無見，斯即涅槃”，遇安禅師破句讀成：“知見立，知即無明本。知見無，見斯即涅槃”，因此大徹大悟。時人稱為“安楞嚴”。後來他每次讀 《楞嚴經》時都這樣讀，旁人告訴他破句了，禅師說：“此是我悟處，畢生不易。”

　　對此《大慧普覺禅師語錄》卷 22有兩點評價，一是決定志中乘決定信，二是依義而不依文字也。

　　3、北宋·長水子璇大師

　　長水大師，杭州錢塘人，九歲時拜普慧寺的契宗法師為師，便開始誦讀《楞嚴經》。後又跟從天台宗洪敏法師正式學《楞嚴經》。有一次讀到“動靜二相，了然不生” 時有省悟。 後參滁州琅琊山的慧覺禅師， 問道： “清淨本然，雲何忽生山河大地”，慧覺禅師厲聲喝道：“清淨本然.雲何忽生山河大地”，長水大師經此一喝發明心地，後侍奉禅師多年。

　　《五燈會元》中記載他一生前後開講《楞嚴經》達三十多會，曾感得天落花雨。留下的《楞嚴經疏》二十一卷，影響極大。

　　4、宋·法常法師

　　《大明高僧傳》第七卷記載，釋法常，河南開封人，宣和四年(1122年)，依長沙之益陽華嚴轼公剃發，深慕大乘，然亦不排斥小教。一日，閱《楞嚴經》而能義通法海，自此游淮泗，放浪湖湘。後至天台山萬年寺，參谒雪巢，一見即機語契會，雪巢乃命師掌理翰箋，大有風彩。一日，寫一漁父詞於室門示眾，書畢而逝。

　　此詞即是當今大家熟知熱唱的“楞嚴一笑”。原詞如下：此事楞嚴嘗露布，梅花雪月交光處。

　　一笑寥寥空萬古，風瓯語，迥然銀漢橫天宇。

　　蝶夢南華方栩栩，班班誰跨豐干虎。

　　而今忘卻來時路，江山暮，天涯目送飛鴻去。

　　5、明·破山海明禅師

　　破山海明禅師被人尊稱為“破山祖師”，四川人，十九歲出家於延福寺聽慧然法師講《楞嚴經》，至“一切眾生，皆由不知常住真心，性淨明體，用諸妄想，此想不真，故有輪轉”一段時，起大疑心，請益而未能決，於是孤身離蜀東游，遍參名宿。後到四祖道信大師的黃梅破頭山道場，研習禅宗語錄三年，猛力苦參。一天，在經行中不慎跌落山崖下.腿受傷劇痛，因此大徹大悟。得到當時大禅師密雲圓悟的印證，得付法衣。破山海明禅師後來返回巴蜀，曾住持過萬峰、鳳山、祥符、無際、蟠龍、佛恩、雙桂等九大佛剎，重倡馬祖之道，宗風遠播，朝參暮請之眾多達萬人。

　　6、明·憨山大師

　　憨山德清大師是明末的另一位禅門巨匠，曾參學於雲谷禅師，而雲谷禅師亦是明代禅門大德。憨山大師本人的修行方法，即是《楞嚴經》中觀音菩薩的耳根圓通法門。大師曾花費多年的時間來練習聽聞水流的聲音，以返聞聞自性，參究向上一路。後在五台山的一次閉關中，而得了悟心地。但於自己之悟處，當時身邊無人印證，於是大師便打開《楞嚴經》，經此經來印證自己所悟到的境界，發現與《楞嚴經》所說的完全一致。在《楞嚴經通議》的序言中，大師自述了這段經歷：

　　“余昔居五台冰雪中，參究向上，以此經印證，堅凝正心以照矚之，豁然有得。及至東海，枯坐三年，偶閱此經，一夕於海湛空澄，雪月光交之際恍然大悟。忽身心世界，當下平沈，如空華影落。是夜秉燭，述懸鏡一卷，乃依一心三觀，融會一經。”

　　之後，大師著《楞嚴經懸鏡》一卷，《楞嚴經通議》十卷，《楞嚴補注》《楞嚴補遺》各一卷。大師給予此經以高度的評價，認為此經“摧九界之邪鋒，拆聖凡之執壘”。十卷《楞嚴經通議》，與其他常規的科判迥然不同，大師以破八識作為全經科判的中軸線，以“一心二門”和“體相用”來統攝楞嚴大定，發人之未發，讓人耳目一新。

　　正因為《楞嚴懸鏡》與《楞嚴經通議》，是大師內心體悟的真切流露，深受重視，如為《楞嚴經正見》作序的盛符升，時年八十有五，雲：“諸家雖眾，必以禅宗解經，方合經中征心辨性之義。今觀歷代宗師，獨有憨公之懸鏡綱要，灼然可傳。禅家說經，固當推為科律矣。”把它推為科經的准則。

　　其他如元末明初的楚石梵琦禅師，三峰法藏禅師也是因讀楞嚴而“恍然有悟”。由是可知，“開悟的楞嚴”，非虛詞矣。這也給讀《楞嚴》者，樹立了好的榜樣，指出讀經的正確方法與最終目的：不泥於文字表相，善聽弦外之音，以悟字裡之旨，明自家本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