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天台思想的准備時期

中韓天台宗關系研究

　　天台宗是創於陳、隋之間的中國佛教第一個宗派，至今已近千余年。在這一千多年的歷史中，它與韓國的僧人發生著種種關系：從發正接受《法華經》和觀音信仰；玄光從師天台宗二祖慧思學習“法華發樂行”；波若、玄光從師天台宗創始人智凱學習“止觀”；谛觀返天台教典使天台宗復興，並著《四教儀》而留名佛教史；義通成為天台宗十六祖，留下著述《寶雲振祖集》；直到義天傳山家教觀，構成了中韓天台宗的關系史。

一、天台思想的准備時期——發正接受《法華經》和觀音信仰
　　天台宗依《法華經》立宗，故別稱法華宗。天台宗既受到知識分子、士大夫等上層社會的偏愛，又受到農夫、村婦、市井商賈等下層社會歡迎。在上層社會的流傳情況，正如南懷瑾先生在《禅宗與道家》一書中指出的那樣：“自陳、隋之際開始，經歷唐、宋、元、明、清千余年來，凡知識分子，士大夫及愛好形而上學的人士，無不從事天台‘止觀’。如唐代的名士梁肅、白居易，宋代的王安石、蘇東坡、陸放翁等，以及宋明的理學大儒們，無不從天台‘止觀’功夫打過滾來，直到清代的龔自珍仍如此。”在下層社會，天台宗流傳更為廣泛，民間的“家家念彌陀，戶戶有觀音”便是真實的寫照。
　　為什麼會產生上述境況呢？根本原因在於它以《法華經》立宗。自姚秦弘始八年(４０６)鸠摩羅什譯出《法華經》後，在佛界引起強烈反響，人們視它為大乘諸經中的“經王”，是佛陀的最後唯囑，是開示佛懷的究竟之說。南北朝時，研究《法華經》已成為一門專門的學問，研究者竟達七十余家，有的人“搜研皓首”，“不知老之將至”。再加上智凱以其深遠的獨到見解，通過天台三部(《法華玄義》、《法華文句》、《摩诃止觀》)對《法華經》作了淋漓盡致的發揮，創立了“一念三千”、“一心三觀”、“三谛圓融”等一系列富有思辨哲理的理論命題，所以天台宗深為知識分子、士大夫等上流社會所鐘愛。
　　天台宗在下層民眾中廣為流傳的原因在於觀音信仰。《法華經》卷七裡的《觀世音普門品》，就是專宣揚觀世音的。它把觀世音描述為大慈大悲、救苦救難而又法力無邊。信奉者遇難時，只要念觀世音的法號，如被推入火炕，則火炕變成池；跌入大海，則波浪不能沒；從山峰上跌下，則日月虛空住；如被殺頭，則刀刃段段壞。信奉者祈求觀音，則求男得男，求女得女，求財發財。觀世音的這種神格與法力，自然受欲求不得的下層民眾的普遍信仰。按天台宗對《法華經》的解釋，法華二十八品中，以第二《方便品》、第十四《安樂行品》、第十六《如來壽量品》、第二十五《觀世音普門品》等四品最為重要。《方便品》是跡門的眼目，《如來壽量品》是本門的精要，《安樂行品》是法華修行的規范，《觀世音普門品》是化他無究的應用。根據天台宗如此看法，《觀世音普門品》成了《法華經》的歸宿，因為“眼目”亦好，“精要”亦好，最後都要落實到“應用”。所以智凱專門作《觀世音普門品義疏》兩卷、《觀世音菩薩普門品玄義》(簡稱《觀音玄義》)兩卷、《請觀世音菩薩消伏毒害陀羅尼經疏》一卷。智凱在《觀音玄義》裡還提出了頗有影響的天台性惡說：“闡提不斷性惡”、“佛不斷性惡”，把佛與眾生放在完全平等的地位上，只要難修善，闡提亦能成佛。這無疑又為信仰者多開了一盞綠燈，多添了一分希望。
　　從以上的簡要分析可以看出，天台宗的兩大基本特征是法華思想和觀音信仰，反過來，接受了法華思想和觀音信仰，亦就為傳播天台宗提供了可能。中韓兩國天台宗的關系史就是從這裡開始的，韓國的發正接受思想和觀音信仰成為中韓天台宗關系的開端。
　　在天台思想的准備時期，古代韓國入華求法的請益僧，是百濟的發正。有關發正的生平事跡資料極少，今只見於《觀世音應驗記》。
　　在《觀世音應驗記·補遺》中有以下兩段文字：
　　在沙門發正者，百濟人也。梁天監中，負笈西渡，尋師學道，頗解義趣，亦明精進。在梁三十余年，不能頓忘桑梓，還歸本土。發正自道，聞他說，越州界山有觀世音堵室，故往觀之。欜椽爛近，而堵牆獨存。雲尚有二道人，相邀入山。一人欲誦《華嚴經》，一人欲誦《法華經》。各據一谷，築作堵室。其誦《華嚴》者，月內可畢。心疑其伴得幾，就往候之。曾無一卷。其人語曰：“期已將近，糧食欲絕，置及期至竟之。若不能念誦一部，正可誦《觀世音經》也。”便還其室。於是此人心自悲痛，宿因鈍根，乃至心誦讀，晝夜非懈，谙得半。後數日，其人復來省焉。此人以實告之。其人語曰：“我已誦《華嚴》矣。奈何如此觀世音之物，況經兩三日而不谙乎？我若捨汝而去，則負所邀；若待汝竟，糧食欲盡。即於三日不竟，理不得相待耳。將以明復來省矣，其勉勉。”此人至到悲痛，倍前至心誦念，才得竟畢，明旦，其人來省，語曰：“如此觀世音之物，尚不能誦，無可奈何。我將捨汝而去也。”此人跪曰：“昨暮才得竟了。”於是其人大喜，欲以相試，乃坐床誦之，四十卷經，一無遺落。次復此人上床誦之，始得發聲，即於空中雨中種花，花溢滿室，香聞遍谷，氣氲滿天，不可勝計，於是誦《華嚴》者即下地叩頭，頭面流血，忏悔謝過。事畢欲別去。此人止曰：“常有一老翁我食，子可少待。”而久久不來，終別而去。此人須汲水如井間，老人擔食，番伏於草下。此人怪而問曰：我伴適來，望得共食，有何事異，竄伏不？”翁答：“彼人者輕我若此，豈忍見乎？”於是始知觀世音菩薩。即四體投地，禮拜甚至。須臾仰視，便失所在。此人所觀堵牆，至今猶存。沙門法正親所見焉。
　　從這段記載，我們可以知道：其一，發正來華請益的時間是梁武帝天監(５０２－５２０)初年，根據在華三十年推算，他大約於梁中大通(５２９－５４６)回百濟。其二，蕭梁時期江南浙東一帶已經弘傳《法華經》和流行觀音信仰，因為文中記載的就是發生在浙東越州(今紹興)的事。其三，從法華師對《法華經》及《以世音普門品》的看法，以及觀世音應化的老翁對華嚴師的不相容態度，曲折的反映出當時浙東的佛教已有派別門戶之見。其四，《觀世音應驗記》對此事的記載明顯地有貶華嚴揚法華的傾向，而且那麼詳細地把它發正連在一起，所以不難看出，發正入華所宗的即是《法華經》，並注重於觀音信仰。
　　韓國的《法華經》傳播和觀音信仰流傳，即始於發正回國之後。這正說明了發正是傳播《法華嚴》和觀音信仰的先驅，有《觀音應驗記工員·補遺》關於發正的一段文字中就記載著觀音信仰在百濟流傳的情況：
　　即是隔海之事，加後聞見淺薄，如斯感應，實非窺見所迷。但杲雲：“後葉好事之人，其惑繼之。”自不量力，謹著二條，續之篇末。
　　百濟武廣王遷都枳慕密地，新營精捨。以貞觀十三年歲次已亥十一月大雷雨，遂災。帝釋精捨、佛台、七級浮屠乃至廊房，一皆燒盡。塔下礎石中有種種七寶，亦有佛捨利置於水精瓶，又以銅作紙寫《金剛波若經》，貯以木漆涵。發礎石開視，悉皆燒盡。唯佛捨利瓶與《波若經》漆函如故。水精瓶內外徹見，蓋亦不動，而捨利悉無，不知所出。將瓶以歸大王，大王請法師發即忏悔，開瓶視之，佛捨利六個俱在瓶內。自外視之，六有悉見。於是大王及諸宮人倍加敬信。發即供養，更造寺貯焉。
　　右一條，《觀世音普門品》：“火不能燒。”
　　武廣王遷都，營造佛寺，由於雷電引發一場火宅，寺院、佛台、塔、廊房等都被化為灰燼，唯有捨利同外面的精瓶、《金剛波若經》同外面的漆函如故。武廣王把捨利和佛經能完好地保存下來的功勞歸於觀世音應驗，並引證了《觀世音普門品》裡的“火不能燒”的作答。
　　從這段短短的文字記載中，我們可以了解到以下一些情況：
　　第一，武廣王時代的百濟已有佛寺、佛塔，寺院有廊房環繞，塔基下放有七寶。
　　第二，《金剛經》、《法華經》和《觀世音普門品》單行本已在社會流行，並得到王室的信奉。
　　第三，觀世音信仰得到應驗，並被王室接受。
　　從這個記載看，發正回國後的百濟確實盛傳《法華經》和流行觀音信仰，並被王室接受。這為天台宗日後在韓國的傳播打下了思想基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