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到過雍和宮的人，無不被它輝煌的皇家園林建築、神秘的藏傳佛教造像以及獨特的藏傳佛教文化所吸引。其實，就某種意義而言，雍和宮現在所展示的一切只是在盡可能地將歷史上雍和宮最繁榮，最輝煌的那一段真實地再現在現代人面前。

　　乾隆年間，在決定將雍和宮改為喇嘛寺院之後，從清乾隆九年(1744)始，清朝政府在幾年之內陸續完成了雍和宮作為藏傳佛教格魯派寺院的基本建制。諸如：拆影壁，建昭泰門；設桅桿，立寶坊；立碑亭，建鐘樓、鼓樓；對內部主要殿堂，如雍和門殿、雍和宮殿、永佑殿、法輪殿、講經殿、藥師殿等十個殿堂進行翻蓋；在寺院外圍相繼修建了八百余間包括連房(僧捨)、印務處、經史館等在內的附屬用房，使原來的行宮逐漸具備了作為藏傳佛教寺院的基本規模。乾隆皇帝為其賜一藏語名：“噶丹敬恰林”(即“雍和宮”，意為兜率壯麗洲)。

　　為著這裡將要發揮的特殊作用，乾隆皇帝對雍和宮的建制、管理、宗教機構設置、僧人來源等諸方面給予很高規格和嚴格規定。

　　就行政方面而言，清朝當時在雍和宮設有一個很高的管理機構，即：“中正殿管理喇嘛念經處”，直屬清朝管理全國蒙藏事務的最高機構“理藩院”，官員稱“領雍和宮事務大臣”，只設一名，一般都從親王中選派。其下有“總理雍和宮東書院事務大臣”，人數不定，一般從王公和一、二品文武官員中選送。當時，清政府在雍和宮設有三房，即：“文案房”、“經壇房”和“造辦房”。他們分別負責管理雍和宮的文書往來、僧人念經，以及佛像造辦之事。其中在“文案房”下設有筆貼式(書記)和蘇拉筆貼式(副書記)負責文書往來的具體工作；“經壇房”下設有副管領，首領太監，太監喇嘛若干名，負責喇嘛念經之事；造辦房其實是清廷設在雍和宮的一個規模相當的制造佛像的工廠。工廠中除負責人員外，另有工人四十名，這些工人被分為九組，分別從事銅金、鍍金、鑄銅、雕刻玉石、雕刻牙木、彩畫、裝金、彩繡、缂絲等不同種類佛像的制作。清朝的八旗軍則承擔著雍和宮的保衛工作。

　　在宗教上，雍和宮內當時設有兩套班子。一套稱“總管駐京喇嘛印務處”，負責管理北京，東、西陵，熱河，五台山等各喇嘛寺院的工作；另有一套機構專門管理雍和宮的宗教事務。管理雍和宮的這套機構設置相當復雜。最高一級稱“總管喇嘛印務處”，簡稱“喇嘛印務處”。一般都由僧人組成，這些僧人又按職位高低分為七級，依次為“總管喇嘛班第掌印扎薩克喇嘛”、“副扎薩克喇嘛”、“扎薩克喇嘛”、“達喇嘛”、“副達喇嘛”、“蘇拉喇嘛”、“學習喇嘛”。“學習喇嘛”中又分為四級即：“德穆奇”、“格斯貴”、“格隆”和“班第”。

　　除了完備的管理機構，當時，雍和宮內還有嚴格按照密宗四續部理論建成的四大“扎倉”即僧院，它們分別是：(一)扎年阿克學(數學殿)。內設教習堪布一名，總管全殿教務；設教習喇嘛兩名，格斯貴一名，管理上下殿唪經事宜。學徒(又稱學藝喇嘛)共分四級，先後要學習藏文、佛經、歷算等功課，完不成學業還要續學三年，之後才能應考更高一級的喇嘛職銜。(二)曼巴學(藥師殿)，內設坐床堪布喇嘛一名，總管教學。教習喇嘛一名，格斯貴一名。學習共分四級，每級三年，主要學習藥師經及四種醫學經。(三)擦呢特學(顯乘殿，或顯宗殿)。內設教習堪布喇嘛一名，教習喇嘛兩名，格斯貴一名。共有十三級，每級三年，主要學習顯宗的主要經典。(四)巨特巴學(密宗殿或密乘殿)。內設坐床堪布喇嘛一名，總管教學。教習喇嘛一名，格斯貴一名。學習共分五級，每級三年，主要學習秘密金剛、上樂金剛、大威德金剛等佛教經典。

　　從以上情況可以看出，這四大扎倉在學經師傅安排、學習時間、學習次第等方面有許多共同之處，只是每個扎倉所學的內容不同。一個新學徒要從一個扎倉學成出來，一般要經過十余年的苦讀，有的甚至要窮盡一個人的一生。就是這四大扎倉後來培養出了許許多多的藏傳佛教人才。這些人才的培養，主要得益於四大扎倉有一批德高望重的老師。

　　早在四大扎倉建成初期，乾隆皇帝就降旨：各扎倉適合擔任教習的老師一律要從西藏選送。谕旨即下，一大批精通佛法、道行高深的高僧即刻從雪域高原趕往北京。當時，顯宗院上師由西藏哲蚌寺哈東然堅巴．阿旺群佩擔任，密宗院上師由後藏選派的貢卻丹達擔任，藥師殿上師由彭措贊林擔任，諸明扎倉上師由莫覺夏仲擔任。其他僧人的導師分別由拉薩三大寺和(拉薩)上下密院的十八位格西擔任。

　　各個扎倉的老師確定之後，乾隆皇帝還對僧人的來源和選拔制定了一系列相當嚴格的制度。

　　首先明確，僧人必須從蒙古四十九旗、喀爾喀七部及漢藏地區聰明的青少年中選送。《雍和宮導觀所》中有這樣的記載：“各該扎薩克揀十五歲以上，十八歲以下已出痘者於每年年終派員引送到京，一面赴部投文，一面往該廟守候，聽憑驗收。限次年開印之日，由掌印呼圖克圖逐一驗看歲數，合格者即交該宮扎薩克喇嘛收留，倘以年歲不合，或有疾病及無籍匪徒希圖濫竽充數者，均不收留，仍交原送官員帶回，並將該旗應負責任之扎薩克報部議處。”經過如此認真的挑選，再經過在雍和宮多年的學習和苦修，一大批“尊國政、知舉止、谙例律”，“或在京掌教，或赴藏辦事”的藏傳佛教人才脫穎而出。

　　清廷把雍和宮視為御用家廟。喇嘛除在寺內四學殿(扎倉)參加正常的佛教修習外，還必須擔任到宮廷和其它御園進行佛事活動的“內課”，諸如：常年不斷的每天向宮廷中正殿等處派僧人誦經；每月的初一、初八、十五、二十三等藏傳佛教吉日進宮誦經；年節及帝、後登極、誕辰、忌辰等重大日子舉行法事活動，以上活動雍和宮每次派出僧人少則幾十人，多則數百人。據《大清會典》資料統計，僅“內課”經差一項就達41種之多。此外，雍和宮的僧人還要擔任皇帝離京外出時進行佛事活動的“隨營”職責。

　　清朝政府對雍和宮僧人的待遇相當優厚。據史料載，當時除八十名學藝喇嘛的開銷由所送之旗按月送交，其余喇嘛之開銷則按照扎薩克喇嘛、蘇拉喇嘛、教習蘇拉喇嘛、格斯貴等不同級別每月均由政府撥給，具體做法是先由廟內德穆奇造冊呈報，從廣儲司國庫支出發給理藩部，再由該部下發至雍和宮。

　　一般僧眾的固定待遇有：每人每月糧米七斗五升以及數量不同的銀錢；每人有進宮念經時穿戴的黃蟒袍等法衣14套，另有各種“特賞”、布施。乾隆年間，雍和宮的香燈地畝遍及北京周圍29個縣，年地租一項收入就達白銀近萬兩。至於雍和宮堪布及在雍和宮兼有虛職的駐京呼圖克圖等上層人士，除雍和宮喇嘛錢糧外，朝廷還加發“駐京喇嘛錢糧”，多數人還享有清廷提供的“佛倉”(住所)和封給的寺廟廟產、牧場、牛羊及基本固定的每月“特賞”白銀150一300兩。另外他們還享有一定的政治特權，故有“駐京喇嘛不亞於王爺”之說。被清朝封為唯一一位灌頂大國師、位居駐京掌印呼圖克圖的三世章嘉．呼圖克圖，在乾隆朝就兼任著雍和宮總堪布，更占有十多座大中寺廟及廟產，外加親王俸緞一份，月特賞500余兩，其國師金印重88．8兩，可以撐黃傘、坐黃轎，皇帝還不時贈給各種金玉珠寶、古玩字畫，其地位和待遇俨然高於一般親王。

　　雍和宮在財務管理上有一套嚴格的管理體制。

　　乾隆四十年十二月二十六日內務府奏案中有這樣的記載：“雍和宮七月份應領香燈錢文因數目錯寫，多領二十千文，經筆貼式德罄告知，副內管理伯文即當分析報明更正，乃伯文隱諱不報，復於八月份應領數內少領二十千文，以抵上月浮多之數。以至錢糧款項不符，雖無蒙混冒支情事，但有心蒙混冀圖遷就了事實屬罪無可遷。應將副內管理伯文照錢糧混行造報以至款項不符降一級調用……，筆貼式德罄系承辦七月份香燈錢文文領之人，乃將二百一十之數誤寫為二百三十，以至多領錢二十千文，事後雖經查出報明，究屬怠忽於前，應將筆貼式德罄照造冊數目錯，罰俸一年……。多羅履郡王永成等系管理該處事務之人，未能查處，亦屬疏忽，應將多羅履郡王永成、尚書素爾納、總管內務府大臣英廉均照疏忽例，各罰俸三個月。”這件事在雍和宮整個管理中雖說算不上什麼大事，但乾隆年間雍和宮喇嘛人數之多，管理之嚴由此可見一斑。

　　此外，雍和宮每年還對教習喇嘛和勤奮苦讀的學藝喇嘛進行獎賞。乾隆三十九年，管理雍和宮事務大臣永容奏：“經詢問章嘉呼圖克圖，雍和宮翻經之喇嘛四十三名內有嵩祝寺通曉經意翻譯教習喇嘛一名，菩薩頂稍通經文能翻滿洲教習喇嘛五名，學習翻經喇嘛三十七名內能翻經喇嘛五名，現今學習翻經喇嘛三十二名。臣伏思，嵩祝寺通曉經意翻譯教習喇嘛，菩薩頂稍通經文能翻滿洲教習喇嘛現今翻經俱稍有成效，應分別獎賞；其學習翻經喇嘛三十七名內能翻經喇嘛五名，皆伊等有志勤學之所至。似應一體酌量獎賞，以示鼓勵……”乾隆時期的雍和宮，就是通過這樣一系列嚴格的管理培養出了一批批出色的藏傳佛教人才。

　　雍和宮作為藏傳佛教在京都的學府，在眾多大德高僧的辛勤培育下，不少人經過多年刻苦修煉，獲得不同的學位。他們中的一部分人回到原籍後成了當地喇嘛寺院的骨干，同時，雍和宮也造就了不少專家、學者。

　　比如，曾在雍和宮學習的內蒙古察哈爾鑲白旗的羅布桑楚勒特木，乾隆三十三年(1768)在雍和宮學成後返回家鄉從事宗教、著述等活動。經過在雍和宮學習，他不但精通蒙、藏文，而且對這兩個民族的歷史、宗教、文化有了更深入研究，撰寫了多部專著，諸如《青冊》、《察哈爾格西全集》、《祝頌詞》、《甘露》等。以後又在察哈爾查干烏拉喇嘛廟興辦蒙文印經所，刊印了大批經書和文學作品。如乾隆五十六年(1791)，他在該所以經卷規格刊印了著名翻譯家阿拉納於1721年蒙譯的《西游記》；他還著書介紹印度的英雄史詩《羅摩衍那》和藏族文學史詩《格薩爾》等，為各民族間的文化交流作出了貢獻，成為著名蒙古族學者、文學家、出版家。

　　又如，雍和宮培養的歷算師達喇嘛烏力吉巴圖，成了頗有威望的藏傳佛教歷算學家，他所著《第十四丁卯周的甲子年(1864)歷書》，完整地繪出了我國18個省首府和蒙古22個旗的北極高度(即緯度)和距京都的東西偏度(即經度差)。19世紀中葉，這部藏傳時憲歷傳至甘肅拉卜楞寺，被選定為學習時憲歷課程的教材。20世紀初又傳到拉薩，在各寺院裡設置了傳學此法的課程。此後，他推算日、月食的方法被載人了每年編制的藏文年歷中。由此可見，雍和宮在一定意義上是藏傳時憲歷的傳播站。

　　雍和宮在清朝培養出了大批的各種藏傳佛教人才，這種影響即使到了清光緒年間也還發揮著一定作用。

　　光緒三十二年(1906)四月初九日，直隸總督沈均禀奏：“竊以近時世，列國競爭，非學術無以振興我大清之蒙藏各番封，皈依黃教已歷數百年，近來各國鹹思，伸勢力於東北、西北各邊地已非一日，是以頻起觊觎之患，蒙藏民族屢受其愚，弗可枚舉……殆非邊陲民智不開，素日一味崇信佛教，不求學術，侮由自招所致乎。為今之計，要使開通邊地民智，捨教育他無善策。故先設喇嘛學堂，由教授喇嘛人手，逐漸普及……素有相識雍和宮喇嘛江曲開藏，系英果敏公之侄，壯歲從戎，向隨僧忠親王左宮保帶兵轉戰各省，功績甚偉。嗣後辭職披剃，蒙恭親王送人雍和宮北花園為喇嘛，去歲由藏回京，談及該處民情，……風氣未開，職即欲立喇嘛學堂各節向伊謦述。渠意以為然。……擬就雍和宮北花園設立喇嘛學堂，選擇青年好學之喇嘛，教以漢文並中國歷史，以系其心。並擬設師節一班，以備將來分赴蒙藏各地擔任教習之選……”這是一份呈辭懇切的奏折，在邊陲危機之際，在蒙藏地區庶民備受欺凌之揮的作用已經與乾隆時期不可同日而語。

　　新中國成立至改革開放初期，雍和宮經多次修繕整理，國家投入大量資金對雍和宮實施了有效的保護。改革開放以來，雍和宮重新對外開放。從80年代初期開始，雍和宮先後從內蒙、青海、遼寧等地招收了一大批青年喇嘛。現在雍和宮內佛學造詣深厚、同時又承擔著繁重的宗教事務管理工作的一些僧人，都是從改革開放初期所招的年輕喇嘛中成長起來的。雍和宮自乾隆年間開始的宗教活動正在逐步得到恢復，雍和宮已成為全國著名的藏傳佛教格魯派寺院，享譽海內外的藏傳佛教藝術博物館。

　　雍和宮現有兩套完備的管理體制。一套是教務管理機構即“雍和宮廟務管理委員會”，由住持喇嘛，副住持喇嘛。德穆奇等人員組成，負責日常宗教事務。另一套是負責雍和宮行政管理工作的，稱“雍和宮管理處”，是市政府和市宗教事務局的派出機構。設主任、副主任及若干職能科室。另有一個與旅游開放形勢相適應的旅游服務公司。現在，雍和宮的宗教活動和旅游開放事業進行得井然有序，僧人在這裡享受著充分的宗教信仰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