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起梁武帝，學佛的人大都聽說過，因為大家基本都讀過當年達摩祖師和他的那段著名的對話。可是大家也往往根據這段對話，認定梁武帝是個只修外在功德、不明大乘佛理的門外漢，是個不及格的學生，是一個反面教材式的人物。而且他最終被餓死的命運，似乎也或多或少地佐證了大家對他的看法和評價。

學佛的人也大都誦過金剛經，金剛經起始便是“法會因由分第一”。但不是所有人都知道，金剛經的三十二分則是編輯《昭明文選》的昭明太子所作。相信更不是所有人都知道，昭明太子是梁武帝的太子。

學過歷史的人都知道“山中宰相”陶弘景。陶弘景是道教“茅山派”的開創者，他給誰做“山中”的宰相呢？給梁武帝。

達摩祖師、寶志公、傅大士三人共稱“梁代三大士”。梁武帝雖與達摩祖師擦肩而過，但與另兩位卻過從甚密。梁武帝請傅大士講金剛經的公案，以及“梁武帝問志公禅師因果文”，都非常有名。

中國漢地寺廟的全面素食，起源於梁武帝的“制斷酒肉”。

現在拜忏所用的《慈悲道場忏法》即《梁皇寶忏》，也是由梁武帝發起，由志公禅師等制做而成。

梁武帝佛道皆通，他還把儒家、道家和佛家思想揉合在一起，創立了“三教同源說”，在中國古代思想史上占有極其重要的地位。

梁武帝大力支持佛教，使南朝佛教至梁代達到頂峰，也深深影響了後世佛教。

梁武帝才識廣博。他不但天資聰穎，而且一生刻苦，精通軍事、經史、書法、棋藝、音樂、繪畫等。梁武帝還大力提倡文化，使得梁朝的文化事業發展成東晉以來最為繁華的時期。《南史》如此評價：“自江左以來，年逾二百，文物之盛，獨美於茲。”

梁武帝大孝。“蕭衍六歲時，母親死，蕭衍水漿不入口三日，哭泣哀苦，有過成人，內外親黨，鹹加敬異。”父親死時，更是悲痛得形毀骨立。他的兒子昭明太子也非常孝順，母親去世，太子悲痛欲絕，飲食俱廢。

梁武帝非常節儉。“一冠三年，一被二年”。自47歲當上皇帝，後半生總共只做了5件新衣服。為了省錢，冬不燒碳，夏不飲冰水。他還素食，“豆羹粝食”，且每日一餐。

梁武帝以“仁”治國，勤於政務，政績非常顯著。

梁武帝詩文才華極高，是中國七言詩的開拓者之一。

……

如此，我們對這位“佛心天子”梁武帝，應該有了新的較全面的認識吧。梁武帝絕非泛泛之輩，梁武帝有大勇、大仁、大慈、大孝、大才、大德、大慧。

那在學佛者最關注的佛學方面，梁武帝造詣如何呢？應該講他自己嚴持戒律，佛學素養也是非常不錯的，曾親自講過涅槃經並做注解。涅槃經義理深，內容廣，能為它做注是非常不簡單的事情，需要很深的佛學底蘊。他能和三大士同一時代，而且互有關聯，應非偶然。在過去的封建年代，任何教法的興盛都離不開統治者的扶持。梁代的佛教之所以能得到長足發展，實有賴於梁武帝。他就好比印度的阿育王，對推廣佛教不遺余力。至於他對佛性的領悟，客觀講理上是應該懂的，只是事上尚未實證。這也難怪，做為國君，雖然晚年他將主要精力都用於修持和推廣佛法，但畢竟沒辦法像出家人那樣專心禅修。在這一點上，他甚至還不如無職務的居士更方便專注於實證佛法。再說，那時雖有寶志公和傅大士，但頓悟法門在理論上和教授方法上都還沒有成熟，達摩祖師不是也才剛剛來到中國嘛。所以啦，這位老人家在當時未能開悟實證第一義谛，是很正常的事情。另外，做為一國之主，他為佛法的傳播發展做出了巨大的貢獻，就菩提心而言，這又遠勝過自悟自度的普通佛子了，當時和後世多少人因他而受益！開悟嘛，這一世不行下一世繼續努力，或在佛國淨土再下功夫，但這一世就能利益很多人卻是非常難的一件事情，這需要有位有權有慧才可以辦得到。梁武帝可稱聖主。再說他與達摩祖師話不投機之後，經寶志公的點撥，也曾要派使者追達摩回來，這就證明人家不是孤傲之輩，是懂得悔改的虔誠佛教徒。

至於梁武帝晚年在治國方面的失誤，我想主要在他沒有合理分配時間和精力。身為君主，學佛是個人的事情，但治理國家是萬民的事情。他首先應該把萬民的事情處理好，再來忙個人解脫的事情。可人一旦對某事過於專注，難免就會考慮不周，顧此失彼。如果他能明白這一點，先禅位給有德子孫，然後再專修佛法，那就比較完美了。不過，退休是現代名詞，在1500多年前可是很難想象的。所以，就治國而言，他晚年確實有誤，這是不必替他開脫的。但是，國事的變化往往是緩慢的、不易察覺的，難以未雨綢缪。易人處之，也未必就能高明到哪裡。歷史上沒有哪個朝代是盡善盡美的。

梁武帝還讓我聯想起了其他幾位帝王，包括唐太宗、唐玄宗、雍正帝。唐太宗道佛並宗，治理國家方面開創了“貞觀之治”的局面，佛教方面支持玄奘法師譯經，極大地豐富了漢地的佛教典籍，澤被後世以及東洋。唐玄宗早年也勵精圖治，開創了“開元盛世”，但他晚年卻安於享受，用人唯親不思進取，終釀成“安史之亂”，被迫退位，最後郁郁而終，結局比較悲慘。唐玄宗的結局與梁武帝有些類似，但是梁武帝晚年是專注於佛法修持，始終做到一切簡樸、不近女色，並大做佛事功德；而唐玄宗晚年卻是貪圖享受，在聲色犬馬中居安不思危，並大興土木修建華清宮，只為肉體享受而已。他們開創的盛世，基礎也不同。梁武帝是處在割據亂世之中，他建立卓越政績的基礎，就比繼承貞觀之治大唐偉業的唐玄宗要差得太多，困難也是後者所沒法比較的。他二人也有相似之處，即國力都是因經受叛亂而由盛至衰，本人也不得善終。梁武帝是侯景之亂，唐玄宗是安史之亂。再談雍正帝，雍正帝的佛學修為確實比梁武帝深，是一位開悟了的皇帝，這在中國有佛教以來的歷史上應該是絕無僅有的了。他與梁武帝一樣，都勤於政事，刻苦節儉，典型的佛教徒風范。另外，梁武帝捨身為寺奴，雍正帝捨雍王府為雍和宮，也都能做到捨。比起梁武帝，雍正帝佛法高明，但世壽較短，只活了57年，梁武帝則是活到了86歲的高齡。

回過頭來我們再看梁武帝與達摩祖師的對話——

梁武帝問：“朕即位以來，造寺寫經，度僧不可勝記，有何功德？”
　　達摩祖師回答說：“並無功德。”
　　梁武帝又問：“何以無功德？”
　　達摩祖師回答說：“此但人天小果，有漏之因，如影隨形，雖有非實。”
　　梁武帝再問：“如何是真功德？”
　　達摩祖師回答說：“淨智妙圓，體自空寂，如是功德，不以世求。”

梁武帝接著問：“如何是聖谛第一義？”
　　達摩祖師回答說：“廓然無聖。”

梁武帝最後問：“對朕者誰？”
　　達摩祖師回答說：“不識。”

說實話，在當時大乘佛法尤其禅宗剛剛萌芽的時代，要能領略達摩祖師的奧義，確實非常困難。我們不能因此就說梁武帝是草包，因為就算到了今天，大乘佛法在中國經過一千五百多年的發展，又有幾人能真懂得什麼是聖谛第一義呢？又有幾人實證了聖谛第一義呢？要怪只能怪兩人的問答節奏太快，如果給他們幾天的時間，一個慢慢講，一個用心聆聽，說不定梁武帝也能進一步明白第一義之理，至於實證則要看綜合機緣了。實證之後，梁武帝還要不要做這些功德呢？當然還要繼續做，只不過那時他就會三輪體空去修一切善法了。現在，我相信“佛心天子”梁武帝早已證悟自性。

再談昭明太子。此太子基本上繼承了梁武帝的主要優點，聰明、刻苦、簡樸、孝順、仁厚、智慧。昭明太子可謂神童，“太子生而聰睿，三歲受《孝經》、《論語》，五歲遍讀五經，悉能諷誦。”讀書時，“數行並下，過目皆憶”。文學方面，太子所編的《昭明文選》對後世的影響，不亞於曹氏父子領軍的建安文學。佛學方面，太子也造詣極深，相信不在其父之下。他的金剛經三十二分則，相當於為金剛經做注，把金剛經的精要全指示出來，對後人研究金剛經有極大的幫助。三十二分則完全體現了他在文學和佛學兩方面的深厚素養。我有時想，如果是他昭明太子而不是梁武帝跟達摩對話，那會是什麼樣的情形？他的表現有沒有可能比梁武更好一些？可惜啊，他無緣得見達摩祖師，並且就算見了也沒什麼用，因為他只活了三十歲，在梁武和達摩的歷史性對話之後過了大約四年就去世了，這又怎能傳承佛法心印呢？一歎！

我們今天研究、讀誦、修持金剛經，除佛陀、須菩提長老和譯經者之外，還應當感恩於昭明太子。而如果沒有梁武帝的提倡和親自實踐，佛法在南朝不會如此興盛。昭明太子缺乏大的環境和熏陶，也難能有這般的佛法見地為金剛經做分則。所以，我們也要感恩於梁武帝。飲水要思源，我們對梁武帝父子應心存感激之情！

金剛經易讀難懂難通。研究金剛經最好參照注解，否則稀裡糊塗沒辦法領悟妙義。我個人主張依《金剛經六祖口訣》和濟公活佛的《金剛經注解》來讀，因為此二人皆是開悟者、大成就者、可稱祖師者，他們的注解直指本懷，曉暢簡潔。還有索達吉堪布的《金剛經釋》，完全用現代的語言，並且引證較多。如果要參研教理來讀金剛經，那我推薦談錫永上師主編的《金剛經導讀》。如果要讀更詳盡的注解，那江味農居士的《金剛般若波羅蜜經講義》值得推薦。其他古人的注解，因所用文字對現代人是一大挑戰，

故不妨稍稍置後閱讀，這包括憨山大師、傅大士、無著世親等的頌和釋。

但是，真要明了金剛經，我個人的觀點還是先要研究其他經典。我主張在研究阿含時期的主要教義（我稱之為‘根基法’）之後，研究楞嚴經，然後研究法華經，最後再來研究金剛經。為什麼呢？因為金剛經是出離心、空性、如來藏和菩提心六度萬行的高度結合，融會了大小乘佛法。修持金剛經就是在修持成佛的法門。而如果不先對這幾大要點有所了解，要真懂金剛經是不可能的事情。還有，真正做到通達金剛經，我想至少應該是在開悟之後。

對於無暇閱讀注解而又喜愛此經的學人，金剛經也是可以誦的，不過一定要盡可能專注，盡可能隨文入觀，讀誦一遍或幾遍後，放下經書，安然而坐，保持心境，久久自會受益。如果只是迷戀功德，心口不一地朗讀，那應該沒什麼大用的。

金剛經還應該和普賢行願品一起讀誦、修持。以前淨慧法師就曾贈送二經的合刊本給在家弟子，鼓勵每天讀誦，因為金剛經有助修慧，行願品有助修福，合在一起就是福慧雙修！由此可見法師的一片慈心。當然啦，這是大致的講法，其實兩部經都是福慧雙修、悲智雙運的，只是詳略有所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