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家學佛與出家學佛的不同在那裡？



居士能夠說皈依嗎？居士可以講經嗎？居士可以化緣嗎？居士可以主持寺院嗎？居士能為信徒念經拜忏超度嗎？居士能夠參與和干涉出家人的事務嗎？



以上六個問題常有人問起。照理說，那些都是出家僧眾的分內事，非居士所當做，萬一做了，即失去在家學佛的立場；否則應現出家相，不該一方面捨不得離俗出家，另一方面又要模仿出家生活，享受出家人的權利，這不是在家學佛的本意。在家學佛是為了獲得佛法的利益而學佛修行，護持三寶，是三寶的外護，不是三寶的核心。



然而，時代變了，出家人少了，需要佛法和佛事的人數卻增多了。在沒有出家人或很少出家人的地方，也允許在家居士代說三皈。三皈的本意是恭敬歸命佛法僧三寶，其是以僧寶來說三皈，不是在家居士說三皈，皈依僧寶也不是指皈依在家居士。我曾寫過一篇短文〈僧伽未必是僧寶〉，收在《明日的佛教》一書中，其中對三皈物件的僧寶，就有很詳細的說明。



總之，居士雖不可越俎代庖，自稱皈依師，但他們可以在無人說法處及無人說法的時地，代替僧寶中的某一位大德法師說三皈。不過，對一般眾生，如種種動物，其不論死活，任何佛教徒都可隨時為之說三皈，使眾生普種善根，作為未來得度之因。



至於講經說法，在佛世就有居士代佛說法的例子，甚至也有長者居士代佛為僧眾講授法義。如大乘經中，就有維摩诘居士說法，勝蔓夫人也有說法的記載，因此，居士說法應該沒有問題。依古來慣例，居士不得以說法來賺取生活費用，是因為居士有他自己一定的謀生方式，不靠講經說法維生。但是，目前這個時代一切講求專業，弘法也須專業化。如果居士以弘揚佛法為專業，應該酌量收取報酬，作為養家活口的生活之資和交通所需。然而，若以講經說法為謀財手段，大受供養，漫無限制，那就不是學佛的居士應有的心態了。除此之外，今日或明日的居士，若為佛教的文化教育及行政工作做專業性的服務，也應該接受適量的待遇以維持家計。



至於化緣，其本意是讓沒有接觸過佛法的人有接觸佛法的機會，所以比丘要沿門托缽乞化善緣，原來目的不在飲食，而在種植信佛學法的善根。現代人提到化緣就聯想到向人要錢，這並非佛法的本意。當然，透過乞化而使在家人布施，雙方都得實益，不過不能本末倒置，不能表面給人佛法而目的在於要錢。現今化緣多半是為建築寺院，很少是為了個人生活，也有一些是團體和寺院乃至個人，為了舉辦、保成某一種文化教育慈善事業而產生，比如印經、辦學校、建醫院、孤兒院、老人院等，面對此等活動，出家人應該做，居士們當然也應該做。



中國近代史上有一位乞丐教育家武訓，就是以要飯來辦學，這是值得鼓勵的。因此，居士化緣，但問其目的何在，不是可以或不可以的問題。若為擁護三寶，當然可以；若為社會福利，同樣可以；但若為購買私人住宅而假借佛堂、寺院之名，來營個人私利、圖個人享受，那就是違背因果的。



寺院，《法華經》稱之為塔廟，原本是用來供佛的捨利，後來才作為珍藏佛的法寶。在有佛有法之處，一定有僧人照顧，所以在塔廟的旁邊有僧房，這就完成了住持三寶的形象。俗人親近三寶，若住於寺院，稱為近在，其目的是學習出家的威儀及修行的生活，並且為僧伽大眾服勞役，稱為耕種福田。



佛典中尚無居士主持寺院的成例，但是近世以來，日本的佛教以在家居士為中心，他們住於寺院，生兒育女，代代相傳，是職業的宗教師家族，和一般的在家居士不相同。另外。像民初的楊仁山、歐陽漸、韓清淨，都是以居士身而主持佛教教育和文化事業的。他們都有道場，但不以寺院稱之，比如只園精捨、金陵刻經處、支那內學院、三時學會等。



因此，近代不乏名居士主持各類道場的例子，都是用精捨、學會、學院、蓮社、居士林、居士會等等名稱，不曾用過寺院的名目。如果居士一定要主持寺院，那可能是密教在家派的喇嘛，或是神道教的廟祝，而不是住持。因為寺院的住持是代表住持三寶，居士既非三寶之一的僧寶，怎能當住持？名實不副，是違背佛教倫理的。



凡是佛教徒都應該念經拜忏。佛教既然鼓勵生前結社共修，死後也當有同修的助念超度。因此，居士當然可以替人助念，為人超度。不過，問題在於若干在俗之士以為人誦經拜忏超度亡靈為專門職業，如先天、龍華、一貫道等齋教就有這種情形。他們平時不敬僧寶，一旦有人過世需要超度，就出現專為亡靈超度的齋公齋婆，且學僧尼常用的經忏佛事到處趕場。他們既是職業性的誦經團、拜忏隊，當然就不免論工計酬，然這種現象是佛法所不許的。



也有人問，居士能否使用法器敲打唱念？這應該不是問題，只要是用來誦經拜忏、修行佛教儀軌，而不是作為賺錢謀生的途徑，就沒什麼不可。問題是，學會法器的敲打唱念之後，很可能被人東邀西請，忙得不可開交，以至捨棄了自己的本行職業而把經忏佛事當成專業，這是必須防止的事。在家居士的謀生方式有很多，若用修行的方法謀生，雖不會餓死，也不會大富，正信的居士何必要下海去趕經忏？



至於出家人的事務，所謂僧事僧管僧了，居士不得參與，更不可干涉；這就好比你不是某團體的成員而去干涉該團體的事務一樣，參與已屬不可，何況干涉？所謂僧事，是指出家人的生活、威儀、戒律的清淨與否以及僧眾之間的相互摩擦等，居士如果過問，就像自己不是軍人身分而走入軍營去論斷軍紀，或處理軍人的事務。



出家人本為一體，因為是凡夫，所以他們之間可能有矛盾。但是僧無隔宿之怨，更無不共戴天之仇，小小摩擦轉眼即了，所以往往以不了了之的方式來處理僧眾的瑣事。如果居士插足進去，反而使得事情擴大，而且口舌更多。所以居士進入寺院，只需熱心護持，不可幫一個說一個，談論是非，制造糾紛。常言說，不看僧面看佛面，你是為信佛、學佛、護持三寶而親近寺院，故不要因為見到你所不順眼的僧眾現象而生譏嫌，自尋煩惱。



以出家僧眾為佛教重心的傳統能繼續維持嗎？



這的確是一個非常尖銳的問題。



佛教從印度到中國，乃至到韓國、日本和越南，兩千五、六百年來，沒有發生過這個問題。但是在一百年前，日本佛教由於明治天皇時代實行維新政策，並且為了增加人口，以從事對外擴張，所以對於佛教的出家僧眾，用種種的壓力，使他們娶妻吃肉，從此之後，日本佛教漸漸轉變為在家人住持寺院的風氣。因為他們是專業的寺院經營者，所以仍被視為僧侶。到了二次大戰之後，韓國也出現了在家的佛教教團，迄今為止，韓國就有出家和在家兩派共存而不互融的事實。我們中國以及香港、星馬和北美地區，也漸漸有了獨立的居士佛教組織。他們雖不反對出家僧團，也不一定做為出家僧團的外護者。當然，由於一向的標准觀念，居士不能代表僧寶，所以還沒有人以居士的身分，名目張膽地接受信徒的皈依。然而，這種現象還能夠維持多久而不變質？這需視出家僧團弘法力量的強弱，以及人才人數之多寡而決定。如果僧中無人才，無能領導四眾的弟子，則中國佛教轉為以在家居士為中心的時日不會太遠。



在佛的時代，以及佛涅槃後幾百年中，僧中龍象輩出，在家居士依止僧眾修學佛法是正規現象。到了大乘佛教抬頭之時，就有以在家居士為中心的觀念出現，比如《維摩經》的維摩居士，就是最好的例子。中國在明末之後，居士佛教也漸漸抬頭。民國初年以來，居士的人才也出了不少，甚至印光大師多以居士為攝化物件。想其目的，也在於與其讓居士脫離僧眾，不如以一代大師的身分，專門攝化他們為三寶弟子。今後的僧眾是否能夠維持傳統的地位，要看僧眾之中是否有人能夠感化居士，攝皈其為三寶弟子。



據我所知，今日有不少的大德居士，雖然也學佛，但不請求僧眾舉行皈依三寶的儀式。因為在《六祖壇經》裡言：‘若欲修行，在家亦得，不由在寺。在家能行，如東方人心善；在寺不修，如西方人心惡。但心清淨，即是自性西方。’致使一般自視較高的居士，不願向僧眾稽首頂禮，自稱弟子。另外，根據淨土教典，往生西方不一定要以皈依三寶作為條件，雖然《觀無量壽經》主張中上品以上者需要受持三皈依，具足眾戒，但是中品下生、下品上生、下品中生、下品下生，沒有規定要受三皈，只要臨命終時，懇切持念阿彌陀佛名號即可。



當然，中國是以儒家文化思想為正統的形式，歷數千年而未嘗衰竭。信佛而崇儒，或崇儒而信佛，都是抱著和僧眾為方外交的態度，雖然曾經有過皇帝、皇太子、宰相、大臣，如梁武帝、則天武後、唐宣宗、張商英等，對大德高僧執弟子禮，但總是少數。因此，歷來中國佛教信徒雖然很多，真正皈依三寶，稱為三寶弟子的比例卻不多。佛教主張依法不依人，教團以三寶為中心，不以特定的個人為物件。但是中國人一向持有‘人能弘道，非道弘人’的觀念，以人為重，以法為輕，若有學行俱優、智慧與慈悲並重於世的高僧出現，自然形成以僧寶為佛教中心的局面。



不過，今後的情況可能更為艱钜。因為面臨科學文明、民主思潮、自由情執，要使僧眾受到廣大群眾的擁護與皈敬，必須提出相等的努力和代價。其實，是不是能夠保持僧寶為佛教的重心，應該不是問題。如果重視僧才的培養、儲蓄和適當的應用，僧眾因為沒有家室之累及世務之縛，無論在學問和修持，智力和悲願，平均應該優於在家居士。我們不必為將來誰是佛教的重心而爭論、擔心，但看我們僧眾對未來社會的前瞻和因應，能否掌握住不變隨緣的方向而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