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肖鋒（《新周刊》總主筆）

是傳統教育還是西式教育？是做人還是做生意？是道德建設還是制度建設？這三個命題是時代之問。

摘句

1.南懷瑾留給我們至少三個命題：是傳統教育還是西式教育？是做人還是做生意？是道德建設還是制度建設？他自稱是個“頑固的傳統文化推崇者”。傳統文化為正，守正出奇，老先生至少提供了針對這個浮躁時代的一種解決方案。

2.南老曾提醒：現代人唯西方科技馬首是瞻，不注重人格培養，亂不成器。

3.在南懷瑾的命題中潛藏著一條定律：把人做好了，人生差不到哪兒去，企業差不到哪兒去，社會差不到哪兒去。而這個時代，恰恰在“做人”這一點上出了大問題。

今年6月24日采訪太湖大學堂時，南懷瑾先生身邊的人回憶說：當初大陸要搞改革開放，南老在美國就說了句“糟了，還沒想清楚”。老先生擔心的是什麼？我把這種擔心發到微博上，一些人上來說“這不是反對改革開放嗎”，難道中國要等到想清楚了才開放？

現在回想起來，中國改革開放是取得了一些成績，但透支山河湖海，透支了世道人心，更關鍵地，中國人在市場經濟奔跑中亂了方寸。南老的擔心不無道理。

當我結束采訪時與老先生有一段對話。南老曾說道家是藥鋪，儒家是糧鋪，佛家是百貨商店。我問，那麼，西方的民主科學是個什麼鋪子。老先生反問：對西方你了解嗎？你不懂，你還年輕。答：我不年輕啦。先生：你有多大，60歲有哇？答：沒有。先生：70歲我都叫你年輕。老先生拱手，得罪啦，得罪啦。

兩千年的西方文明，在五千年的中華文明面前都叫年輕。為何要讓五千年的文明跟著兩千年的文明跑呢？

而當今中國的情況是，對中國傳統的宣揚當時髦噱頭，對西方經典不甚了了，多數人徘徊在模糊地帶，不知所以。這樣的改革開放堪可憂矣。

南懷瑾先生留給我們至少三個命題：是傳統教育還是西式教育？是做生意還是做人？是道德建設還是制度建設？他自稱是個“頑固的傳統文化推崇者”。傳統文化為正，守正出奇，老先生至少提供了針對這個浮躁時代的一種解決方案。

是傳統教育還是西式教育？

有一點是確定的，按現行教育體制教育出來的人治理世界，不出問題才怪。

百年教育誤入歧途，好比登山走錯了路，越走越下不來。南老開玩笑說，“那只好坐直升飛機下來喽。”

家長們為讓孩子進好點的學校都要托關系、送錢物，可謂費盡了心機。我們都意識到教育出了問題，一方面聲討、另一方面跟這個體制做交易；一方面百般呵護孩子，另一方面在學習上層層加碼，讓他們淪為“應試奴”，失去童年快樂，更罔顧其靈魂成長。

於是，“高分低能”，“有知識，沒文化”，“有證書，無能力”，“懂考試，不懂生活”，等等。於是，只會“中國制造”，不會“中國智造”、“中國創造”。於是，老人倒了扶不起，社會亂象頻生。

中國的孩子不快樂，長大後也不快樂，這個社會能好嗎？

南老說，百年中教育有五次改革，不過是“扒層皮”、“洗個澡”，基本的都是錯誤的。他在寫一篇《教育的自訴狀》，檢討這些錯誤。

那麼，中國百年教育究竟出了什麼問題？

一切唯西學馬首是瞻，科目設置缺了中學內容如修身養性、詩書情懷，尤其缺人格培養。

一切以應試為目的，孩子淪為考試機器，學校成了收錢機器。大家都有想法，卻沒辦法。

一切以成人標准來要求，將小孩培養成“小大人”，過早失去童真，所謂“童年之死”。

南懷瑾的太湖大學堂則提供了另外一條路徑：快樂教育。學中國經典，也學西方經典（包括聖經讀本）。學書本，也學做飯、習武和野營。

大學堂的理念是：將中華傳統教育融合西方體驗式教育。以生命科學為基礎實踐人文的精神。其教育目的：一個結合田園教學、文化課程、心靈教育的學校，課程以兼顧兒童身、心、靈為主要特色，希望培育出術德兼修、知書達禮、心胸寬闊、體魄健全的孩子。

假如你問太湖大學堂的學生“今天是什麼日子”，他們不但回答幾月幾號，還會說今天是端午，應該吃什麼、注意什麼等傳統養生知識。

教育就是教做人，這一理念貫穿太湖大學堂的辦校方法之中。家長唐先生讓12歲的兒子畢業後一個人到上海痛快游玩幾天，以鍛煉他的應變能力。唐先生總結說，這幾年兒子學到幾樣東西：第一是靜定，第二是生活規范，第三是開放式思維。靜定是基礎，定生慧，面對外界誘惑，懂得如何取捨。

用大學堂李傳洪董事長的話說，“這說明我們的孩子‘能打’。我們的小孩是跑長跑的，越大了越厲害，因為他們會有慧根。”

孩子是家長的鏡子。社會焦慮導致家長焦慮，最終都反映到孩子身上。不快樂的學習注定是病態的，將來管理出來的社會也是病態的。

南懷瑾曾言：“今日的世界，在表面上來看，是歷史上最幸福的時代；但是人們為了生存的競爭而忙碌，為了戰爭的毀滅而惶恐，為了欲海的難填而煩惱，這在精神上來看，也可以說是歷史上最痛苦的時代。在這物質文明發達和精神生活貧乏的尖銳對比下，人類正面臨著一個新的危機。”

“學好數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西式教育如果以科技為本，則大謬。這樣只會培養出“有技能，沒文化”的人，西方人自己都不會這樣做。南老曾提醒：現代人唯西方科技馬首是瞻，不注重人格培養，亂不成器。

是做人還是做生意？

小企業做生意，大企業做人。

南老先生2005年曾到海航開文化講座，曾以《易經系傳》中的“舉而措之天下之民，謂之事業”忠告在座各位。後“舉而措之天下之民，謂之事業”成為海航的企業方向。

當今世界的潮流都是鼓勵工商業的發展，講究現代化企業管理。而在南懷瑾看來，這些無非是一個人事問題。

他曾講，政治也好，軍事也好，工商業也好，困難的就是人事管理，就是人與人之間的問題。在老先生看來，當今人事有許多誤區：一談到管理，人就變成東西了，管理就是政治學上的統治。訓練也不對，動物是可以訓練，人可不能啊！名稱不同，關系很大！

所以，何謂“中國式的企業管理”？中國大政治家管仲的思想可歸納“管、教、養、衛”四個字。政治上講管理，但是光管理是不行的，還必須教育輔助。管理帶著獨裁性，只有對物品，才能單用管理；對人事，單說管理，也太無情了。所以要另外配合教育，乃至和員工福利有關的“養”、“衛”，如此才能有健全的人事結構，才能發揮團結精神，創造績效。

某種程度上，南懷瑾是海航集團的精神教父，親自編輯並書寫了海航《同仁共勉十條》。海航企業文化完美體現了儒、道、釋三教文化的精華。

在海航人看來，管理本身是科學，但都是“術”，是方法論，比如六西格瑪、EVA、ISO9000等等，而中國傳統文化是本，以義制利，修身做人。

儒家思想講三句話，第一句是“以財聚人”，如果不能為大家創造一個謀生的機會，誰給你干？有了工作，才能聚起一批人，同時就產生了與其他外鄉人的交往問題，叫“仁的境界”，以仁處人，愛他人，才能和諧。怎麼才能做到愛他人？需要文化，需要“修身”，自渡渡他人，自覺覺他人。

當然，對中國傳統文化應是揚棄使用的。海航汲取的是中國傳統文化的精粹內容：保留儒、釋、道三大文化傳承中的精粹。如中國儒、釋、道三家文化告訴人們所應具備的學問，以及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邏輯。這些對於中國的經商者而言，意義深遠，是中國文化傳統中的為商、為人之道。

南懷瑾先生一直認為，中華民族的和諧文化，將幫助人類解決物質文明中面臨的許多誤區。中華文化有普世價值嗎？當然有。例如仁愛思想，“將心比心”、“己所不欲，勿施於人”；誠信意識，誠信為修身之本；自立意識，“修己以安人，修己以安百姓”；自強意識，主張君子自強不息；強調天人合一、天地萬物為一體，人與自然和諧共存。

至於等級觀念、人身依附觀念；人治，朕即國家，主張嚴刑峻法的觀念；忠君愚孝觀念；崇古意識，唯古是尊；中庸信條中那些保守、不敢為天下先、不利創新思想；貴義賤利，“存天理、滅人欲”思想，等等，這些都是該拋棄的。

解開海航，南懷瑾先生是一把鑰匙。海航的勢、道、術之中，無不顯現著老先生學用之說的影響。事實上，先生曾來海航數度講學，陳峰也頻頻以學生之輩登門求教。用海航人的話，即“以經典為伴，與聖人同行”。海航總結出的十二字真經為：發善念，用心力，盡人力，順天命。此為海航“大愛”。

一個企業最重要的責任不是單純追求社會財富和利潤，最重要的是賺取人心，計利要計天下之大利。什麼是天下大利？就是社會的需求，人民的需求，要勇於承擔起社會的責任，這是一個企業最根本的目標，也是企業素質、企業家素質的重要表現。

南老先生曾宣揚辦企業的最高境界：資本主義的管理，社會主義的福利，共產主義的理想，中國文化的境界。

關鍵還是在做人。靠做生意是永遠也做不到如此境界的。

是道德建設還是制度建設？

戰後南懷瑾先生曾到訪日本。在火車站箱子爛了，書撒一地，幸得一位日本學生幫忙才得以趕上火車。當先生拿出錢時，那青年一個標准的敬禮轉身而去。先生感慨道，“你看著吧，這個民族不出二十年就會起來的！”果不其然。

今日日本青年價值與父輩已不同，著裝各異，但嚴謹的公共道德和勤懇的工作倫理還是保留下來了，這很重要！

維護社會是靠道德建設還是制度建設，當然是兩者兼顧。但是，社會建設的根本還是做人！南老告誡，無論你走什麼主義均有個政治的大原則，而這個政治大原則在《大禹谟》就已說明白——正德，利用，厚生，惟和。其中，“利用”不是“利用你”，真正的“利用”是做任何一件事，用出來有利於大家，不是利於自己。

中國人講政治，“政治”的意思：正己而後正人。你自己都不行，你要領導別人？那人家給你領導，是為了利害關系，為了待遇關系，為了鈔票關系，並不是服你的氣。

南懷瑾先生在《南禅七日》中說，他講的不是佛教，也不是佛學，而是佛法。佛法就是一切道理的道理，即回到原點思考的能力，用時髦的話講，佛法就是直指人心的簡潔程序。

去年，星雲法師解答我的提問“中國傳統文化有普世價值嗎？”他反問：自由、民主就是最終價值嗎？人心安樂、歡喜才是最終價值。“仁”，兩個人組成，就是我心中有你，這也是普世價值。

星雲、淨空、聖嚴及南老等文化大師幾乎都是六十年前東渡台灣的。這是一種機緣巧合嗎？當大陸文革自絕文脈時，台灣保存了中華文化的種子。

今日台灣社會早已走向國際化，卻有極強的文化自信，因為有深厚的中國傳統文化打底。同為中華民族，台灣人臉上比大陸人多了些淡定。

台灣有諸大師奠定的國學家底，有經營百年不被取締的小吃店——這就是台灣社會的基本面，正向的價值觀、友善的社會氛圍和明晰的產權保護制度。如果找不到一種爭論方式，我們只能在亂治循環中輪回，走不出兩千年的歷史。

反觀今日大陸，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而兩極分化已達到中國社會的臨界點。發展才是硬道理，直至我們的山川河海承受不起。摸著石頭過河，直到摸不著石頭了。不管白貓黑貓，抓住老鼠就是好貓；無論白鼠黑鼠，不被抓住就是好鼠……我們一直跟著感覺走，看來還是“沒想清楚”。

“對西方你了解嗎？”這個問題一直萦繞不去。我想，在了解西方之前，請先了解傳統吧，先學會做人吧。這就是南懷瑾留下的命題。

在南懷瑾的命題中潛藏著一條定律：把人做好了，人生差不到哪兒去，企業差不到哪兒去，社會差不到哪兒去。而這個時代，恰恰在“做人”這一點上出了大問題。

《文明》一書的作者尼爾·弗格森稱，像中國這樣的發展中國家只要從西方下載的六項殺手級應用就能快速發展。這六項手級應用是：競爭主義，現代科技，醫學，私有產權，消費社會，專業分工與工作倫理——過去30年中國從西方下載了這六項應用程序，得以飛速發展。

民主制度不在殺手級應用之中，也無法簡單下載，因為這是系統程序。系統運轉程序不匹配，那六項殺手級應用斷難運轉順暢。中國有中國的系統程序。民主自由是系統程序，修齊治平也是系統程序。沒有系統程序，應用程序是跑不起來或跑不好的。文革以降，回想我們腦子裡的系統程序，真是寫得太爛了。我們的系統原代碼，就是麻將裡的“十三不靠”，既不中又不西。

南老曾提醒：現代人唯西方科技馬首是瞻，不注重人格培養，亂不成器。

子曰：邦無道，富且貴，恥也。兩千多年前，孔子感歎時代“禮崩樂壞”，於是奔走四方，隨緣教化。如今南老懷有的是相同的理想。他說，“我們雖失望，但不能絕望。”他創辦太湖大學堂就是為了證明還有希望。面對外界對大學堂教育實驗的質疑，南老稱“笑罵由人吧”。

什麼是一個和諧社會的基本面？是世道人心。

教育的使命是築就一個社會的基本面，是教人如何“做人”，做頂天立地的人。沒有這個基本面，無論你引進多少制度規章，蓋多少高樓大廈，無論經濟數字多麼光鮮漂亮，一切都如沙灘築廈，隨時漰塌，一切都會被打回原形。不是嗎？

（本文刊載於《新華航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