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13日下午，蘇州西園寺戒幢佛學研究所所長濟群法師抵達東林祖庭。恰逢東林淨土文化進修班開學，應代住持大安法師盛情邀請，濟群法師為進修班學員舉辦了一場佛學講座。
　　 13日晚，東林祖庭網站對濟群法師進行了專訪，以下是采訪實錄。

　　 記者：法師您好，感謝您在百忙之中接受專訪。您多年來在講經弘法、教書育人之余，一直致力於用通俗的語言傳播佛法智慧。您的很多著作，如《人生佛教叢書》、《皈依修學手冊》、《菩提心與道次第》、《普賢行願品的觀修原理》、《漢傳佛教的反思》、《佛法修學次第》等書籍，學生都有幸拜讀過，受益匪淺。特別是《漢傳佛教的反思》一文，篇幅不長，但對學生的觸動很大。請問法師，是什麼因緣促使您對漢傳佛教作出這樣深層次的思考？
　　 法師：佛法的核心就是解脫，不論出家在家，也不論南傳北傳，在這一點上是共同的。那麼，怎樣才能成就解脫？我覺得，現在很多人說到解脫時，往往覺得很茫然，似乎解脫成了一個可望而不可即的江湖傳說。雖然這兩個字我們耳熟能詳，或許還能說出很多佛典中關於解脫的開示，但它究竟意味著什麼？以我們現前的修行，究竟能有幾分解脫的把握？
　　 今天的出家人，主要有兩種學修方式。一是進入佛學院學習，二是在禅堂或念佛堂專修。前者多偏重教理，缺乏實修和座下實踐，使所學難以落實到心行。後者雖重視實修，但又會因為知見薄弱而進入盲修瞎練的誤區。此外，漢傳佛教是大乘，提倡慈悲濟世的利他精神。但長期以來，卻帶著明顯的自了傾向，予人消極避世的觀感。這些問題，都促使我對現有的修學體系進行反思。
　　 從表面看，問題似乎形形色色。但我發現，根本原因是一致的，那就是沒有抓住修學要領。或是偏執一端，得少為足；或是廣泛涉獵，浮光掠影。這樣的學修，顯然是不能從中獲益的。所以，需要找到各宗修行的共同要素。所謂要素，一方面是完整，每個部分都不可或缺；一方面是簡明，否則便不能稱其為要素了。
　　 佛教雖宗派紛呈，法門眾多，但無非是解脫道和菩薩道。而在根本上，這兩大目標又是完全一致的。解脫道是以個人解脫為目標，菩薩道則是將這種解脫的經驗延伸到一切眾生。目標鎖定之後，就可以確定方法了。
　　 首先是皈依三寶，以此作為我們的學習榜樣和修行目標。其次是正確的發心，依出離心成就解脫，依菩提心成就佛果。這樣的發心又要以戒律作為保障，才能使我們安全行進在修學途中，不被固有串習所干擾。所以說，皈依、發心、戒律是各宗共有的修學基礎。此外，則是正見和以此建立的止觀，這是各宗修行的不共之處。如阿含講苦空無常，唯識講諸法唯識，中觀講緣起性空，《涅槃》講眾生本具佛性，每一種見，都是幫助我們證得實相的手段。如果能圍繞這些要領有次第地修學，我想，解脫將不再是遙不可及的夢想。

　　 記者：近年來，藏傳佛教在漢地傳播的勢頭較強，我們也看到您與索達吉堪布關於漢傳佛教和藏傳佛教各自特點的對話，覺得這種交流非常必要。現在有種說法認為，漢傳佛教的相對弱勢是因為在教理和修行方法上不如藏傳佛教究竟圓滿，您怎麼看待這種說法？　
　　 法師：目前，藏傳佛教在內地影響較大，起到了一定的弘法效果，但也存在不少問題。漢傳佛教經歷文革摧殘之後，在社會轉型的無序中恢復起來，無論僧團還是信眾，都處在信仰建設的初級階段，確實問題重重。藏傳佛教的介入，雖在一定程度上彌補了漢地弘法力量的不足，但也增加了混亂和迷信的成分。
　　 原因是多方面的。部分信仰者對藏傳佛教的認識較為膚淺，只是被它特有的宗教感和形式感所吸引，而出來傳法的上師也良莠不齊，再加上語言障礙等種種因素，師徒間往往只能結個善緣，得點加持，或傳些簡單的修法儀軌，很難給弟子完整而有次第的修學引導。從另一方面來看，藏傳佛教是在藏地特有的文化習俗和社會背景下發展起來，雖然有著次第完整、學修並重等特點，但也摻雜了一些屬於本土文化而非純正佛教的成分。這就要求學人具有抉擇能力，否則，學的可能只是藏文化而非佛法。
　　 幾年前，索達吉堪布到廈門休養，在我那裡交談過。之後，我將漢地信眾修學藏傳時存在的一些有代表性的問題做了歸納，希望堪布對此加以引導和澄清，以正視聽，這就是《藏密問答錄》的緣起。當然，這只是初步交流，因為成書前我並未看到，感覺有些問題值得進一步探討。
　　 在藏傳佛教熱之後，教界還出現了南傳佛教熱。這是一個可喜的現象，但也促使我們反思：是否傳承兩千多年的漢傳佛教已無法擔當弘化一方的使命？無法予人切實的修學引導？佛教傳入中國後，經過數百年的發展，至隋唐達到鼎盛。其時，高僧輩出，宗派並立，在理論和實修方面都有很高的建樹。不論禅宗還是天台、華嚴等宗，在見地及實修上都非常高明，絕不亞於藏傳佛教。問題在於，自宋元以來，漢傳佛教的修證傳承逐漸式微，才造成目前的衰落局面。
　　 比如禅宗，雖然法脈一直在傳，但真正有實證功夫，堪能引導大眾修行的明眼人屈指可數。至於天台、華嚴等宗，修行有成者更是寥若星辰，終至有教無觀。最後，都擠到念佛一條道上。學天台的也念佛，學華嚴的也念佛，學禅宗也都念佛，並把各宗見地都帶了進去，這也使得淨宗成為一個見地極為豐富的宗派。說簡單，就是信願行，就是持名念佛；說高超，就是“是心是佛，是心作佛”。念佛固然是好，問題是，如果所學和所修無法統一，功夫是很難用起來的。
　　 它山之石，可以攻玉。在當前這個信息時代，我們應當利用現有的便利條件，充分吸收南傳和藏傳的長處，來完成漢傳佛教的重建工作。比如禅宗的見地和用心方法都很高明，但很多人根機不夠，無法得力，就可將南傳的內觀作為基礎來修。此外，我還特別提倡《道次第》的修學。有人覺得，《道次第》是藏傳論典，只有藏傳學人才需要。事實不然，因為《道次第》是源自印度的傳統。在蓮花戒所造的《修次初編》、《修次中編》和阿底峽尊者所造的《菩提道炬論》中，都對佛法修學的次第和要領做了精要概括，這些正是《道次第》的思想源泉。我覺得，《道次第》的殊勝在於，為我們提供了一個簡明而實用的套路，使修學過程變得清晰而有章可循。關於此，我在《道次第之道》一書中有詳細說明。
　　 由此也帶給我一個啟示。如果我們能對天台、唯識、禅宗、淨土各宗分別歸納出一個修學綱要，化繁為簡，注重實用。學人在修習這些法門之前，先花半年時間掌握綱要，明確學修的目標和各個環節，再去學習相關典籍，就容易上路了。否則，可能讀了幾年還是一盤散沙，沒有一條貫穿始終的主線。再或者，學來學去都是從書本到書本，反而忘記了學佛的初衷，忘記了修行的目的。
　　 總之，不論南傳還是藏傳，只要有善巧方便，我們都要本著開放的胸懷，去學習，去吸收。同時也要珍視自家寶藏，畢竟，漢傳佛教生於斯，長於斯，更能契合漢地大眾的需求。

　　 記者：開放的胸襟與充分自肯基礎上的吸收包容，一直是華夏文明的特點。今天您在和大安法師交流的過程當中，大安法師提出弘法不能靠一個人或某幾個人，要靠一個僧團，而您把它又上升到了佛法弘揚應該組織化的高度上。學生曾在看過您在香港一個佛教研討會上的演講稿，其中特別強調了僧團建設和僧才培養。多年來，您一直在思考這些問題，再加上多年弘法實踐，您認為理想的組織化弘法應該是什麼樣的？要通過什麼方式一步步構建這種理想中的組織？
　　 法師：這個問題，確實是我近年來一直在關注和思考的。“第一屆世界佛教論壇”時，我提交了《一個根本，三大要領》，就是對這些思考的總結。
　　 一個根本，就是佛法修學體系的建設。在繼承傳統的基礎上，建設適合當代的修學體系，讓大家在短時間內知道佛法有哪些要領，要遵循哪些次第。其實，佛教的核心問題就是修學，一旦修學走上正規，現有的很多問題就不藥而愈了。否則，即使是以正確的發心來學佛，來出家，也很難長久保持這份初心。如果不能從修行中獲得力量，我們又靠什麼來抵擋誘惑、抵擋凡夫心的攻擊？
　　 三大要領，即佛教教育制度、僧團管理制度和弘法布教制度的建設。目前，佛教教育的最大問題就是目標不明確。相應的，采取的方法也比較模糊。從各佛學院的課程設置中，很難看出教學思路是什麼，培養方向是什麼。學生們在佛學院學了幾年，除了知道一堆各宗各派的知識，並沒有多少真實受用。如果在僧格教育等方面抓得不緊，甚至會造成信心道念的退失。
　　 至於僧團管理制度的建設，則是為了保障佛教的健康發展。一個團體的健康，主要取決於個體和機制兩方面。就像一台機器，零件合格，裝配准確，才能正常運轉。在佛陀制訂的戒律中，對僧眾的個人行為和僧團的集體生活都作了詳細規范。既有不該做的部分，為止持；也有必須做的部分，為作持。倘能按照戒律規范行持，於個人，能夠造就完善的僧格，具備如法的行儀；於僧團，則能建立和合的氛圍，成為修行的道場。遺憾的是，戒律的這套規范已經很少有人在實踐，甚至了解的都不多。所以，這兩年我也把戒律作為一個重要內容在講，並出版了“以戒為師系列叢書”和相關的影音資料。
　　 此外，就是弘法布教制度的建設。在這方面，基督教是一個成功典范。他們雖然教義簡單，但推廣力度很強，有一套組織嚴謹而操作性極強的體制。所以能像開連鎖店那樣，不斷在各地復制出教團組織。而佛教在弘法方面往往過於隨意，尤其是面對廣大的潛在信眾時，缺乏主動接引的熱情，更鮮有以弘法為使命的擔當精神，這是我們作為大乘佛子特別應當反省的。
　　 佛法教義復雜，法門眾多，這就需要我們以現代人容易接受的語言和表現方法將之落到地面，走進人間。否則，再好的法也很難產生作用。這項工作是長期的，需要盡未來際去做，更需要大眾參與。僅僅靠幾個人，幾個團體，是無法滿足大眾需求的。所以，我提倡的是“弘揚佛法，人人有責”。當然，這不是說讓每個人都去說法，都去引導大眾修行。而是根據自身實際情況參與，或是和人分享自己的修學心得，或是向人推薦適合的佛教讀物，或是參與寺院的弘法活動，或是加入佛法書刊的助印和流通。只要有心去做，總有可以發揮作用的地方。

　　 記者：關於對基督教組織模式的借鑒，學生有一種疑慮，畢竟它的教義是心外求法的，所以那種金字塔型的組織結構能使梵帝岡的指令很高效地傳遞到世界各地，而佛教人人本具佛性的教義和這種組織構架是比較難於兼容的。您是如何看待這個問題的？
　　 法師：基督教和佛教在教義上確有很大區別，但這種區別和教化模式沒有直接關系。從佛教傳統來看，比較強調個性化教育，由某位師父帶領幾個或一批弟子修行。這種方式固然能達到應機設教的效果，對個體來說更為理想。但就教界目前現狀和信眾需求來看，這種師徒相授的方式顯然是杯水車薪，供不應求的。這就必須找到佛法修學的共性，建立一套於大眾普遍有效，且容易復制的教學模式。惟有這樣，才能使教界有限的資源發揮更多作用，在最大程度上滿足信眾需求。
　　 我覺得，選擇什麼方法，一方面是取決於方法本身的效果，一方面還要取決於我們所面對的現實。如果說佛教傳統的教育方式更像手工作坊的話，基督教所采取的布教模式就是現代的機械化生產，從產量來說，顯然是不可同日而語的。而擺在我們面前的事實是，信眾群體日益擴大，而能夠引導大眾的善知識卻寥寥無幾，如果不選擇機械化生產，很多人可能就沒機會得到有效的修學引導。所以說，建設一套行之有效的大眾教育模式，也是教界的當務之急。

　　 記者：再次感謝濟群法師百忙中接受采訪，祝法師在東林寺期間愉快，也希望您以後能常來東林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