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曾掀禅宗熱

原標題：1960s：美國禅宗熱潮

致幻劑、搖滾樂、性解放的另一面，是禅與唐詩。相去萬裡的兩者，以主流社會難以理解的方式結合在了一起，便成了披頭禅、嬉皮禅，它屬於加裡·斯奈德，屬於凱魯亞克，屬於鮑勃·迪倫，屬於1960年代美國“垮掉的一代”。

二戰催生了一個空前強大的美國，但建立在軍工綜合體基礎上的經濟繁榮、科技領先，卻無法遮掩冷戰時代的精神痛苦和心靈異化：政治迫害、種族歧視、原子恐怖、女權運動、環境惡化……許多年輕一代美國人由此對美國社會制度、道德准則和價值觀念、傳統藝術形式，甚至基督教教義都產生了懷疑。

懷疑之外，他們以反叛的姿態挑戰主流社會：不修邊幅、蓬頭垢面，然而骨子裡憤世嫉俗。他們常聚集於公寓或地下室，一邊談論社會文學藝術，一邊吸大麻、酗酒，欣賞爵士樂或搞同性戀；有時也在酒吧、咖啡館吟詠自己的作品，或是成群結隊去山林曠野，在自然樂趣中尋求心靈依托……

但更多時候，他們以放縱感官享受的方式寄托自我，一切荒唐、YIN亂的行為，都被視為超凡人聖。核心成員威廉·博羅斯渴望體驗犯罪行為感受，曾參與販賣盜來物品、致幻毒品，並吸食鴉片；凱魯亞克參與過一起殺人案，因協從犯罪而被捕；金斯堡家中堆滿偷來的東西，他曾駕駛載滿賊贓的汽車，直到做出更瘋狂的舉動，在精神病院被實施胰島素休克療法……

這就是傑克·凱魯亞克在其暢銷書《達摩流浪者》中描繪的“披頭”(beat)，也即“垮掉的一代”。“beat”象征當時節奏瘋狂急促的爵士樂節奏，同時也表達世界末日快到時的絕望感受。

但披頭士們很快意識到這種寄托的荒誕與無力。預期的幸福與充實沒有實現，卻更感沉重的失落和不安。然後，他們繼續在漫長的精神苦旅中沉淪掙扎，“即使是最粗俗和最虛無的成員，也毫無例外地關心精神的歸依和信仰的依靠”。

■鈴木大拙西來

幾乎與披頭士群體同時出現在美國的，是日本禅師鈴木大拙。

鈴木自1893年起，一生致力於向世界傳播禅學，因而被稱為“世界的禅者”。

那一年，23年的鈴木大拙初次亮相芝加哥“世界宗教會議”，就以對佛學的深刻理解與對英文的娴熟把握，折服了美國學者，他首次將因果、涅槃等名詞，用英語精准地介紹給了對此聞所未聞的西方人。

肇始於鈴木大拙的日本禅宗西渡，由此在美國生根、發芽，經歷1930年代的短暫興盛和1940年代戰火中的禁絕後，1950-1958年間，鈴木大拙再度來到美國，執教於美國哥倫比亞大學，余暇則口說筆書，在各大城市講演禅法。

禅宗由此開始在美國流行，禅寺、禅堂、禅宗學校、禅定中心不斷出現，許多著名大學也開設了禅宗研究機構或團體，且逐年增多，還定期編譯出版禅宗典籍目錄。

而披頭士們的禅緣，也由傾聽鈴木大拙的禅法講演開始。

與西方傳統信仰迥然不同的是，禅宗注重切近人生的問題，也即如何止息煩惱、獲得快樂自在的生命，其認為世界緣生緣滅、無始無終——而它又恰好在西方思維傳統中強調的秩序和邏輯被打破時出現，“是應時的苦口良藥，可化解戰爭所帶來的恐懼感，並松懈二元對立的緊張、改變他們的念頭”。

披頭士們很快接受了這種能讓人產生圓融無礙，及鼓勵從人生體驗中學習的迥異宗教，他們前往加州北海岸廣大山區，在無邊的西部天空下乞靈於禅宗，將瘋狂與智慧相結合，將自己置身於超脫玄妙的神秘境界，借助“禅”到達了世界的另一端，規避被現代文明馴化的命運。從而實現靈魂的最終圓滿和完善。（陳元音《禅與美國文學》）

尤其是禅宗三祖僧璨《信心銘》的“至道無難，唯嫌揀擇。但莫憎愛，洞然明白。欲得現前，莫存順逆。違順相爭，是為心病。”是直接否定了善惡二元論的警語，特別得到披頭族的認同。

從禅宗出發，他們更將目光投向了其背後陌生的東方傳統。其核心人物如凱魯亞克、金斯伯格、加裡·斯奈德等人，都在那段時間去了東方游歷，修行禅定、靜坐默想，以求得精神解脫。 

盡管披頭禅被人笑稱是進口的二手貨，不是正統禅，但正因他們的熱忱與瘋狂，始有後來在美國各地禅中心如雨後春筍般的林立，在嬉皮風盛行的1960年代成為一股熱潮，而禅也因此走進了英語詞典，名為“zen”。

至於披頭士們的禅，則被稱為Beat Zen，也就是“披頭禅”，其得名於鈴木大拙學生艾倫·瓦茨的同名著作。

■跨越時空的禅意共鳴

披頭禅的一個顯著特色，是“披頭族”們著力將感悟到的禅意融入音樂、文學、繪畫……如他們的小說《在路上》，描繪主人公看見一輪紅日漸漸升起，“那是其生命中最不可思議的時刻，面對那輪紅日，他產生了一種奇異的感覺，覺得自己不過是一個陌生人，行蹤飄忽不定。”面對紅日突然問不知自己是誰的感覺，已深蘊禅意。

其中尤為引人矚目者，是披頭詩人加裡·斯奈德，他從禅宗入手，一直遠追至中國中唐時代的詩僧寒山。

寒山早年曾有優游生活，聰穎好文，後來遭遇亂世，兄長敗家，父母謝世，妻兒離去，半生流離後返回故鄉鹹陽，於物是人非中回望半生以來種種滄桑巨變，終於徹悟，從此不再執著塵世和生死，吟哦著“鄭州梨，青州棗，萬物無過出處好”奔向天台山歸隱。

此後的寒山，頭戴樹皮帽，足登破木屐，時而自言自語，時而放聲大笑，時而望空謾罵，又常在林間水邊唱偈吟詩，書之樹間、石上和田野人家的牆壁，其中有相當數量的禅詩，為唐宋以來歷代高僧禅師唱和講禅之經典。　　　　

20世紀50年代末至60年代，斯奈德譯介了24首寒山詩歌。寒山詩曰:“杳杳寒山道，落落冷澗濱。啾啾常有鳥，寂寂更無人。淅淅風吹面，紛紛雪積身。朝朝不見日，歲歲不知春。”而斯奈德則在《八月中在沙斗山望哨》中寫道:“山谷中雲遮霧障/五日大雨三天酷熱/樹脂在松果上閃光，在巨巖和草地對面/有成群新生的蠅。”

寒山對個體生命的超越，乃是“經過心靈上幾番大生大死後的徹底醒悟”，其游離於社會成規與秩序之外而自樂其志，絲毫不受世俗權威干擾其生活的悠然，都成為披頭士們特立獨行、標榜自我乃至鄙視社會、背棄社會，走向自然曠野的先導。在寒山詩中，他們更感悟到了一種安寧、詳和的氣氛和禅悅的生機，找到了撫慰他們動蕩而空虛的精神的源泉。

於是，在當時的語境下，斯奈德筆下的寒山，這位瘋癫的山之隱者，就變成了一位“垮掉”的英雄和反文化的先鋒，成了一個“反對符號”。在詩歌中，在“佯狂似癫”中，披頭士們與千年前萬裡外的一位異域禅僧完成了一場“跨越時空的溝通”。

■斯奈德：披頭禅精神領袖的40年

斯奈德自己，活脫脫就是一個美國的寒山，他早年就曾做過伐木工和森林防火瞭望員，他熱衷於登山，十幾歲時就成了野營俱樂部的顧問。這成為其日後熱情追隨東方哲學和生態主義的強烈心理動因。

斯奈德生於舊金山，大蕭條期間，家庭經濟陷入貧困，只得遷往華盛頓州。父母在那裡經營一個小農場。8歲時，家裡六個月的小牛死了。他問神父，這頭小牛能不能上天堂。神父說不能。斯奈德痛哭不止，對神父說：“那我退學。” 

對基督教失望後，上大學時的斯奈德對佛教眾生平等的觀念產生興趣，也開始學習鈴木大拙的著作。接觸禅學後，斯奈德決定中止人類學的學習，轉到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學習東方語言和文化。

在那裡，他結識了凱魯亞克，他倆一起在山上住了幾個月，凱魯亞克《達摩流浪者》一書，正是照搬了這段生活：書中主人公賈菲及其朋友，住在一間小屋裡簡樸苦修，沒有椅子和床，只有一張類似榻榻米的席子，屋裡全是書，放在柳條筐裡；衣服都是慈善商店的二手貨；他們還常常去爬山，一爬就是幾星期。

1956年，斯奈德去往日本京都，開始了10年的臨濟宗禅學和東亞文化研習歷程。他在京都大相國寺出家為僧，從事勞作之外“敲了三年木魚”，是該寺第一位洋和尚。他的中文、日文造詣，使得他的禅學水平遠遠超出一般美國學者；他的四次婚姻中有一次是與一位日裔美國人，結果斯奈德說日語，倒是他的妻子說英語。 

1969年，斯奈德在內華達山區買了100公頃土地，在在滿眼山花、野火雞、溪流等各種原生態風光中割草、伐木、種菜。

勞作之余，斯奈德著書立說，講學訪問——他不抗拒現代生活，但他的隱居地整整25年都不通電，但這裡卻有一間禅堂。有了它，斯奈德的家變成禅修中心，他自己則多了一個角色——禅宗師傅。

進入1970年代，斯奈德比任何與“垮掉派運動”相關的詩人都更受人尊重，被奉為生活的先知、偉大的解放者和保護生態平衡的聖人。而他的內華達山村社，漸成“退役”嬉皮士的大本營，從兩三百人增加到今天的七八百人，且仍然保留著當年的做派，“戴著很多首飾，大耳環，大胡子，長頭發”。

而斯奈德顯然是這群人的精神領袖——他不僅系統學習過東方語言和文化，甚至連養活自己的本領都比別人強：體力好、干活強、會修籬笆、會把破舊的小屋用紙裱糊得干干淨淨。

斯奈德自己則在每天早上都打坐冥想半個小時，以冥想的鐘聲引領大家一天修禅生活的開始。

斯奈德認為有社會成員都應享有重新自我定位的機會。這是社會發生變化時主流社會一貫都有的偏見：受過良好教育的人和沒受過良好教育的人是對立的，城市人口代表前者，鄉村人口代表後者。斯奈德認為人們應該走出這種誤區，找到更好的出路。”

這背後的宗教情結，或正是布魯斯在《新時代與世俗化》所歸納的禅念：相信自我的神聖性和無罪感，人人皆可成佛；並且，沒有比自我更高的權威。這樣的自我意識猶如宣稱“真理就在你的腳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