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公益心力量:儒釋道是中國傳統文化的思想主干


 2014/8/7    熱度:2435    下載DOC文檔    

作者:文運

編者按:

文運先生在2013小鷹學員開營培訓中的講課,我們已刊發兩期,上期文運先生提出“探索人類可持續發展的出路需要重視中國傳統文化的價值和精神”,那麼中國傳統文化的思想核心是什麼呢?讓我們繼續在文運先生的分享中,思考傳統文化對於當代社會發展的意義和價值。

重器物、輕思想,是與傳統文化相關的產業社會效益不盡人意的重要原因

傳統文化是什麼?這是個看似很明白,實際又很模糊的問題。說到一個民族的文化,至少應當包括三個層次的內容:外圍是器物、技藝等形而下部分,中間是民俗等制度約束部分,核心是思想等形而上部分。

十七屆六中全會明確提出要建立優秀傳統文化傳承體系,幾年下來,我們能看到的實際工作卻主要是圍繞形而下的一些器物、技藝展開,比如傳統建築、戲曲、書法、陶瓷、手工藝品的保護與開發等。這些器物和技藝本來是傳統文化的思想等形而上內容的應用載體,但在傳統文化思想不能彰顯的情況下,它們已經異化為普通的商品物,成為商業利益的載體。

重器物、輕思想,或許是近年來與傳統文化相關的產業經濟效益快速增長、社會效益不盡人意的重要原因。

當代西方許多重要思想觀點,在中國先秦思想家的論述中已有提及

中國傳統文化的思想源頭可以追溯到伏羲畫卦,到春秋戰國時期,就已形成百家爭鳴的繁榮局面。當代西方許多重要思想觀點,在中國先秦思想家的論述中已有提及。

比如《尚書》中提到的“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老子》中提到的“聖人無心,以百姓心為心”、《孟子》中提到的“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等“以民為本”的樸素民主思想,《老子》中提到“我無為,人自化”“我無事,人自富”“民之難治,以其上有為”等“小政府”社會治理思想,《韓非子》中提到“聖人之治國,不恃人之為吾善也,而用其不得為非也”“不恃賞罰而恃自善之民,明主弗貴也”“有術之君,不隨適然之善,而行必然之道”等法治和制度主義思想,《管子》中提到“凡有地牧民者,務在四時,守在倉廪”“倉廪實則知禮節,衣食足則知榮辱”等“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的優先發展經濟思想,《列子》中提到楊朱“損一毫利天下不與也,悉天下奉一身不取也”“人人不損一毫,人人不利天下,天下治矣”等利己“經濟人”假設思想,等等。

大唐盛世中,儒釋道被定格為中國傳統文化的思想主干

秦始皇焚書坑儒,導致先秦學術思想高度繁榮的局面一度消失。所幸,以鉗制思想、嚴刑峻法為務的秦帝國僅僅維持了不到15年就徹底覆滅。此後,各種各樣的思想仍然在中華大地上不斷湧現。至遲在東漢永平十年(公元67年),佛教傳入中國,對中國傳統文化的發展演變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到隋唐時期,佛教在與儒道等中國本土傳統文化的磨合交融中,結出了璀璨的人類文明碩果——漢傳佛教,開演出了大乘佛法和中國式思維的深廣境界。

這時,儒、釋(漢傳佛教)、道已經成為中國社會的顯學。但將這三家同尊為中國傳統文化的主干,是由開創了中國乃至人類歷史上最為罕見的經濟高度發達、文化高度繁榮、軍事實力超強、高度包容開放的全面盛世的大唐帝國君主所為。唐太宗、武則天對佛、道、儒都很尊崇。特別是開元盛世期間,唐玄宗先後親自對儒家《孝經》、佛教《金剛經》、道家《道德經》做了注解,以政治的權威明確了儒釋道三教並行的原則。至清朝,雍正皇帝在上谕中總結說,“三教之覺民於海內也,理同出於一原,道並行而不悖”。

可以說,儒釋道三家成為中國傳統文化的思想主干,經過了兩千年的大浪淘沙的歷史抉擇,並非偶然。儒家強調“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泛愛眾”的利他價值觀和責任心的塑造,善於解決“干什麼事”的問題;道教強調“無為無不為”、“反者道之動”的方法論體證,善於解決“如何干成事”的問題;漢傳佛教則融合儒道兩家,既強調“大慈大悲”的利他精神,將儒家的責任心由對人擴展到對一切眾生,又強調“性空緣起”的無我智慧,將道教的無為深化到無我,解決的是無限生命如何圓滿的問題。

儒釋道都不承認造物主的存在,強調命運是自決定而非他決定,主張人人皆可學為聖賢、學為佛陀、學為仙真,與以猶太教、基督教、伊斯蘭教等“一神教”為核心的西方文化迥然有異卻又長短互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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