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國十二年陰歷五月廿八日，大師收到會稽道尹黃涵之居士來信，知其夫人病重。大師回信開示說“接手書，知夫人身嬰貴恙，已經月余。用藥頗難，諸醫束手。當此時機，正好用萬病總持之阿伽陀藥。”並將《陳了常佛性助念發隱》，附函寄去。開示“至於保病、薦亡，今人率以誦經、拜忏、做水陸為事。光與知友言，皆令念佛。以念佛利益，多於誦經、拜忏、做水陸多多矣。何以故？誦經則不識字者不能誦，即識字而快如流水，稍鈍之口舌，亦不能誦。懶坯雖能，亦不肯誦，則成有名無實矣。拜忏、做水陸，亦可例推。念佛則無一人不能念者。即懶坯不肯念，而大家一口同音念，彼不塞其耳，則一句佛號，固已歷歷明明灌於心中。雖不念，與念亦無異也。如染香人，身有香氣。非特欲香，有不期然而然者。為親眷保安薦亡者，皆不可不知。”念佛的作用在於，祈願壽未終則速愈，壽已終則速生。念佛與其他佛事相比，易行而有實效。

《陳了常佛性助念發隱》是大師為弟子陳錫周居士的夫人往生後所撰寫，敘述了陳了常居士臨終得如法助念順利往生的經過，指出：“臨終一關，最為要緊。世有愚人，於父母眷屬臨終時，辄為悲痛哭泣，洗身換衣。只圖世人好看，不計贻害亡人。不念佛者，且置勿論。即志切往生，臨終遇此眷屬，多皆破壞正念，仍留此界。臨終助念，譬如怯夫上山，自力不足。幸有前牽後推，左右扶掖之力，便可登峰造極。臨終正念昭彰，被魔眷愛情搬動等破壞者，譬如勇士上山，自力充足。而親友知識各以己物，令其擔負。擔負過多，力竭身疲，望崖而退。此之得失，雖由他起，實屬自己往昔劫中，成全破壞人之善惡業力所致。凡修淨業者，當成全人之正念，及預為眷屬，示其利害。俾各知所重在神識得所，不在世情場面好看，庶可無虞矣。”

六月初六日，黃涵之居士夫人西逝，大師又先後給黃涵之居士去信三封，開示念佛保病薦亡法則。

六月初九日，大師給黃涵之居士回信說：昨由契西來函方知其夫人已去世，“光過蒙青盼，亦不能不盡我心。但光向與時人異道，雖摯友親喪，絕不行挽诔等儀。但於朝暮課誦時，於佛前回向一二七，以盡友誼。已於昨晚，為尊夫人回向。擬以二七為度。”“書尚未封，適郵差持閣下初五日書至。因知夫人病體雖重，正念尚自昭彰。既能常見大士，兼有信願，其往生也，可以決斷。”大師應請於這天晚上為黃涵之夫人亡靈說皈戒。

六月十三日，大師給黃涵之居士回信闡述往生條件，根據黃夫人臨終情況判斷確得往生。“初九之書，諒已收到。昨得初十手書，知尊夫人確得往生，了無疑慮。”開示“既囑兒媳女輩早晚靈前多念佛，閣下當開示彼等，祈以妥親之神識，為孝之極致。即真實往生，亦須志誠念佛，以祈蓮品高升，無生速證，以各盡孝思。此雖為利亡者，實則令兒女媳輩同種善根也。”又開示：“念佛之法，重在信願。信願真切，雖未能心中清淨，亦得往生。何以故？以心中有佛為能感，故致彌陀即能應耳。如江海中水，未能了無動相。但無狂風巨浪，則中天明月，即得了了影現矣。感應道交，如母子相憶。彼專重自力，不仗佛力者，由於不知此義故也。”

之後，大師考慮到黃居士母親高壽，發明一種在生助念法介紹給黃涵之居士。大師在信中說：“然太夫人年已八十有三，當常勸谕，令其信願念佛。若令終日長念，或恐不能如是。前者頗欲設法，在生助念，思之未得。鎮守使王悅山，奉母來山，見其眷屬甚多，因得一絕妙之助念法。已與彼略說之。亦與彼說，當與閣下言之。倘閣下能實行，彼亦不至漠然置之，亦自利利他之道也。閣下眷屬，兒輩則各有職業，固難常時依行。若媳輩，則無事清閒。女使輩若奶媽等，則無甚要事。當令諸人，按鐘點日在太夫人旁，高聲念佛半點鐘。過時換班，一日不斷佛聲。太夫人能隨之而念亦好。如不能隨，但令攝心谛聽。則一日之中，常不離佛。在諸人亦不吃力。以一日之中，不過當一回值，或至兩回，亦隔許久時候。彼等一無事事，借此令盡孝思，令種善根。即女使等，亦得因此之故，得植出離生死之緣。從此以往，率以為常。即太夫人壽過期頤，此法無令中辍，其利益不可思議。凡有信心人，欲成就父母往生之道業者，皆當以此告之。閣下政務多端，不能按定。若有暇亦如是念一次，以作表率。則兒媳女使等，當更踴躍歡喜也。光意謂如此而行，實為利便。當以此法述為一文，以附於排印《文鈔》之後。俾欲報父母之恩者，不至徒詠昊天罔極也。”

從大師在黃夫人往生前後的開示看，大師對於臨終關懷極為重視，因為臨終是超凡入聖還是繼續輪回的關鍵時刻，應該護持行人順利往生。不僅如此，大師還善巧方便，還發明了針對老年人的在生助念法，既給念佛眷屬增長了善根，又對臨終助念是一種訓練。

注釋：

[1] 黃涵之居士(1875～1961年) 名慶瀾，涵之其字，法名智海，祖籍江西景德鎮,出生於上海。南洋公學師范院畢業,清代副貢(貢生)。上海市人，曾任湖北德安縣知縣、宜昌府知府等官職。光緒末年，辭去官職，到日本留學。宣統年間，自日本返國，先後在上海創辦南華書局、三育小學、上海法政學校等文化教育機構。入民國後，出任過上海火藥局局長、上海高級審判廳廳長等職。又出任浙江溫州瓯海道道尹，並兼任瓯海關監督，民國８年（1919）12月至民國13年（1924）11月任會稽道（俗稱寧紹台道）道尹。先後皈依谛閒法師和印光法師。民國十一年(1922)，將佛學演講稿修訂為《初機淨業指南》，印光大師為之作序。追隨印光大師學佛，對淨土宗頗有研究，弘揚不遺余力。先後參加發起組織“上海佛教淨業社”、“上海佛教維持會”、“中國動物保護會”。八一三淞滬抗戰後，上海廣大市民家業被毀，淪為難民，在他倡導下，民國26～29年，先後在上海設置難民收容所50余處，收容難民達50萬人次。民國十五年，著《阿彌陀經白話解釋》。以後陸續編著《觀無量壽佛經白話解》、《普賢行願品白話解》、《佛法大意》、《朝暮課誦白話解》、《修行的方法》等白話著作。1949年後，任上海佛教淨業社社長。1961年，安詳而逝，享年八十七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