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代快報3月17日報道 他創建的慈善基金會20 余年來已經捐出40億美元，他要求基金會在2016前捐光剩下的40億美元，但他不讓基金會以自己的名字來命名，所有捐獻活動幾乎也都是匿名進行的。他的義舉無意中震動了美國慈善界，對比爾·蓋茨和沃倫·巴菲特產生了巨大影響。這位76歲的老人當初只給自己留下了不到100萬美元的財產，他如今連小汽車也沒有，還和妻子擠在舊金山的一套一居室的出租屋裡，但他甘之如饴。

　　不久前的一天，在紐約上東區的一套公寓裡，一場熱鬧但毫不鋪張的聚會正在進行著。人們一個接一個地站起來，向一位年長的紳士祝酒。這位老人穿著一條松松垮垮的褲子，一口牙齒已經掉了不少，他一直羞澀地微笑著。

　　有一位客人調笑說：“他今天晚上當然還是沒有戴領帶。”另一位客人要大家看看老人佩戴的那塊廉價的塑料手表，和他當作公文包的那個塑料袋。這種聚會上的調笑並無特別之處，但人們取笑的對象卻非同凡響。這位身著破舊藍色休閒西裝的老人曾是一位億萬富翁，他就是查克·費尼。

　　你從來沒有聽說過他吧?這一點也不奇怪。這位節儉的老人多年來以熱衷於隱姓埋名而出名。他創立了高達80億美元的“大西洋慈善”基金會，但他拒絕以自己的名字來為其命名。為逃避美國要求基金會披露信息的法律規定，他特意將基金會注冊在百慕大群島(英屬自治殖民地)。他向多所大學和醫院捐獻了數億美元，卻不許它們哪怕只是用一塊小小的銘牌來標明他是捐獻者。

　　80億不花掉“死不瞑目”

　　這一天在他女兒位於紐約的公寓裡舉行的聚會是為了慶祝關於這位古怪大款的一本傳記的出版，該傳記由愛爾蘭記者康諾爾·奧克勒裡撰寫，書名為《不是億萬富豪的億萬富豪：查克·費尼怎樣秘密聚財和散財》。

　　費尼說，在該書寫作過程中他給予了配合，還很罕見地接受了一采訪，因為他認為自己肩負著一個新的公共使命：提醒對沖基金巨頭和硅谷新貴們“在享受生活的同時作出饋贈”。金融巨頭和硅谷精英的加入代表著美國慈善事業的最新潮流。而費尼早在多年前就已經在倡導這一股潮流的湧現，比爾·蓋茨和沃倫·巴菲特等億萬富翁隨即也推波助瀾。費尼說，他就是想為那些富人們“樹立一個榜樣”。他說：“這些人有太多的錢，光是他們自己花是永遠也花不完的。”

　　實際上也的確如此。大多數富豪在其死後設立的基金會每年捐獻的資金，幾乎只占其總資產的5%，這恰恰就是法定的最低限額。但在新澤西州一個愛爾蘭裔天主教平民家庭長大的費尼，早在53歲時就悄悄將自己的大部分財富移交給他的基金會。然後在8年前，他吩咐基金董事會要在2016年前捐光全部資產。

　　迄今為止，他已經捐出40億美元，還有40億美元等待捐獻。“大西洋慈善”現在正以每年4億美元以上的速度“散財”，除了比爾·蓋茨&梅琳達·蓋茨基金會及福特基金會之外,總部位於美國的慈善基金會沒有哪家比“大西洋慈善”捐獻規模更大。

　　在費尼看來，這個世界上有著太多的悲慘的事情，因此在捐助方面來不得半點延誤。他咯咯笑著發誓說：“這錢要是不能花掉，我死都不能瞑目。”

　　資助對象十分廣泛

　　費尼善款目前較大的受益者之一是康奈爾大學，他當年就是依據《退伍軍人法案》而上了這座大學，上學時靠向校友賣三明治來掙得花銷。過去40年來，他已經向該校捐獻了5.88億美元，而且幾乎所有的捐獻都是匿名進行的。

　　在費尼的捐助對象中，有許多仍然是屬於傳統行業——為斯坦福大學一家生物醫學中心捐獻6000萬美元，為加州大學舊金山分校捐出1.25億美元。但他其他的一些捐助對象就不同尋常了：幫助南非人克服對於同性戀者的仇恨情緒;在美國新澤西州為廢除死刑而游說，為古巴培訓的醫生們購買醫療用品等。

　　戴著破舊眼鏡見首相

　　費尼是憑著自己令人不可思議的商業直覺，在激烈的競爭中建立起自己的全球性商業帝國的。他能說流利的法語和日語。而且他至今還活躍在從愛爾蘭首都都柏林到越南岘港的廣泛地區內，不斷鋪開新的資助項目。但他為人和善而毫不招搖，說話時也是吞吞吐吐而並不武斷。在超級大富豪群體中，費尼可以說是獨樹一幟：對於慈善事業極度慷慨，而自己卻十分節儉。他開玩笑式地說自己是一個“衣衫褴褛的慈善家”，他說 “節儉是一種聰明的作法”。

　　他曾經在法國、法國和紐約擁有6棟豪華住宅。但他現在沒有任何豪宅，而是和第二任妻子、他以前的秘書赫爾佳住在舊金山一套一居室的擁擠的出租屋裡。

　　人們也從來看不到費尼穿戴名牌領帶或者名牌鞋子。有一次在會見愛爾蘭首相時，他戴著一副破舊的眼鏡，上面夾著一個別針，這眼鏡還是他當初從街頭雜貨店裡買來的。費尼現在連一輛小汽車也沒有，他選擇乘坐公交車和的士。在75歲前乘飛機時，他只坐二等艙。現在因為雙膝不停顫抖，而且出行頻繁，他坐的是頭等艙。

　　他需要美食嗎?他沉思著說：“你可以上高檔餐館一頓吃掉100美元。但我吃25美元的飯也能得到那種滿意度。我現在愛上了烤奶酪西紅柿三明治。”

　　從未脫離勞動階級本色

　　費尼的朋友、《愛爾蘭裔與美國》雜志編輯尼亞爾·達烏德回憶說：“他對待財富的態度，就是永遠不讓自己脫離勞動階級的本色。他一直腳踏實地，似乎從來沒有過這樣一筆巨大的財富，他的品性基本上沒有變化過。”

　　在參加當天新書出版聚會的來賓中，大多數是費尼用巴士從新澤西州接過來的：其中有他的高中同學，還有來自費尼大家族的親人，包括他5個孩子中的兩個。

　　費尼50歲的外甥丹尼爾·菲茨帕特裡克回憶說：“他會給我父母5萬美元供我們上大學。但如果你和他一起到外面去喝上一杯啤酒，他也要核對一下賬單……如果我沒將臥室的燈關掉，他會說：“順便提醒你一下，你沒關燈啊。”我明白這時我最好起床去把燈熄掉。”

　　他當初為何決定要將錢捐獻出去，只給自己留下還不到100萬美元的淨資產呢?他聳聳肩回答說：“我是個喜歡逍遙自在的人。我希望能安安靜靜地品味我的烤奶酪西紅柿三明治。我不願意讓人們指點著說：‘看啊，那個億萬富翁在吃烤奶酪西紅柿三明治。’”

　　他的外甥菲茨帕特裡克回憶說：“在我看來，他當時對財富已經感到厭煩了。他自己也說那種奢侈而沉重的生活並不適合他。”

　　1990年，費尼和前妻丹妮爾分了手。她獲得他們曾經共同擁有的多處別墅和豪華公寓以及1億美元。

　　將低調進行到底

　　在保持低調方面，費尼可以說是做到了極致。多年來，“大西洋慈善”的員工不能告訴家人自己在哪裡工作。捐獻受益者當中也沒有幾個人知道這錢是從哪裡來的，他們還必須簽訂協議，答應如果誰透露錢的來源的話，資助就會立即停止。

　　直到1997年，在“免費購物連鎖店”出售給法國奢侈品巨頭伯納德·阿諾爾特時，公眾才知道了“大西洋慈善”的存在。當時的法律文書表明，費尼在該公司的股份已經移交給一家基金會。盡管許多人早就在猜測費尼有什麼大動作，但當人們發現他捐獻的數額竟然超過了麥克阿瑟、洛克菲勒和梅隆等家族設立的鼎鼎大名的基金時，慈善界為之震驚。

　　即使到今天，盡管“大西洋慈善”在其網站上列出其捐獻數額，但它仍然不會發布消息來為自己吆喝。他們也仍然禁止舉行正式的捐獻活動晚宴，拒絕收取各式銘牌。

　　費尼不想用自己的名字來命名建築物也是有著實際考慮的，他的目的就是吸引其他希望獲得冠名權的慈善家與他合作，比如說，他與高科技巨頭吉姆·克拉克一道為斯坦福大學提供捐獻，與風險投資家亞瑟·羅克一起為加州大學舊金山分校建立了一處癌症研究設施。

　　他難道就沒有一點名利心嗎?費尼對此回答說：“是誰建起樓房這並不重要，重要的是樓房能建起來。”他咯咯笑著回憶說：“在越南岘港總醫院，由於我們不願意留名，那裡的人們苦惱得不得了，最終他們將醫院塗成了綠色——三葉草(愛爾蘭的國花)的那種綠色。”他接著說：“這費了不少塗料啊。”

　　從捐獻中獲得巨大滿足

　　在女兒家客廳的咖啡桌上，費尼打開了克林頓總統新近的暢銷書《給予》。他翻開“你應當給予多少，你為何應當給予?”這一章，念出書中所引用的美國個人所得稅數據，該數據表明只要美國納稅最多的14400人捐出自己收入的1/3，總額就將達到610億美元左右。

　　那為什麼沒這樣呢?費尼沉思說：“人們習慣於賺錢。我想成為富人這一點對於很多人是很有吸引力的。我並不是要去告訴他們應當做什麼……我只是堅信如果人們能為公益事業提供捐助，他們將會從中獲得巨大的滿足。”

　　費尼提到了自己心愛的一個慈善項目——“微笑行動”，該項目為外科醫生提供資助，讓他們為發展中國家的腭裂兒童做手術。他曾經在候診室裡看到一名接受捐助手術的女孩，女孩當時坐在那裡，用手掩蓋著自己的嘴巴。他回憶說：“我觀察著她。當她做完手術時，她在微笑著，似乎在說：‘現在再也不是你以前看到的那個丑樣子的我了。這是一個新我。’”還有一次是在一家餐館裡，一名男子將他請了過去，對他說： “您知道您曾經讓我接受過商業培訓嗎?我接受過您的獎學金……我現在是這家餐飲連鎖店的總經理了。”

　　“裹屍布上沒有口袋”

　　奧克勒裡曾經與費尼在紐約曼哈頓的一家酒吧泡過多年，最終才和費尼敲定了《不是億萬富豪的億萬富豪》一書的主題。他將費尼的慷慨歸結於他有一對仁慈的父母，後來又在一個具有互助氣氛的社區裡長大。他說費尼是“一個謎……他喜歡掙錢，但不喜歡擁有它。他走遍了世界，但心從來沒有離開位於新澤西州伊麗莎白市的家鄉。”

　　費尼自己微微地笑了笑說：“在理智和瘋狂之間只有一道窄窄的界線。一些人甚至可能會說，想將錢捐出去就是發瘋。”對於這些人，費尼用一句諺語來回答：“裹屍布上沒有口袋(生不帶來，死不帶去)。”

鐘山 編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