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倡以護生和素食代替放生

李木源（新加坡佛教居士林林長、新加坡佛教總會副主席）

近兩年來，居士林在佛菩薩聖誕日到來之前總會在《聯合早報》等報章媒體上刊登廣告，提醒大家“以護生代替放生”，“以素食代替放生”。一段時間下來，得到很多信眾的理解和支持。

當然，對於我們的倡議不以為然者亦有之，持懷疑態度者亦有之，反對者亦有之。對於一項行之千百年的傳統行為的改變，人們總會有這樣那樣的意見和看法，這都很正常。在此，我認為有必要對目前“放生市場”和放生行為進行分析，並理性、客觀地告訴大家，在當今社會環境下、在新加坡我們提倡以護生和素食代替放生的原因。

佛家自古都有好生之德，佛教徒在佛菩薩聖誕日舉行放生儀式是兩千多年來佛教形成的優良傳統之一。並且，隨著社會的不斷發展進步，人們越來越意識到，“放生”行為本身也凸顯了一種積極的生態觀、自然觀，有著注重動物權益、維護動物福利的積極道德意義。但是，隨著放生隊伍的不斷壯大，放生人數的大量增加、放生頻率的日益密集，量變引發了質變，堪稱“道德”行為的放生，卻產生了事與願違的“不道德”的“殺生”後果，“好心干壞事”，著實是一件令人尴尬又值得深思的事。

為什麼要放生

說到放生，人們總以為是佛教特有的傳統，大多數人的觀念中，佛家的五戒（不殺生、不偷盜、不邪YIN、不妄語、不飲酒）最根本的一條便是不殺生，並且還要放生。而“救人一命勝造七級浮屠”、“放下屠刀，立地成佛”等佛教俗語更是家喻戶曉。佛教的《梵網經》中也可讀到“若佛子！以慈心故，行放生業”這樣的經文。這其實是告訴我們，不殺生、放生的主要目的是培養我們的慈悲心。

其實，道家的重要典籍《列子·說符篇》中也有放生的記載：邯鄲的老百姓在正月初一向簡子獻上斑鸠，簡子很高興，豐厚地獎賞他們。幕僚問他為什麼這樣做。簡子說：“正月初一放生，顯示對動物的恩澤”。

盡管佛道兩家的放生行為建立的理論基礎不同，但是同樣都表達出一種對生命的尊重，對養育人類的自然的感激之情，也對人類自身道德行為提出規范和要求。尤其是漢傳大乘佛教已經把放生設定在體現戒律精神和慈悲心、菩薩行的高度上。

當然，在西方文明中，也不乏類似的思想。德國著名哲學家康德（Immanuel Kant）曾說：“人類如果不想窒息自己的情感，則人必須要以仁心對待動物，因為對動物殘忍的人對人也會變得殘忍。我們可以從人對待動物的態度上來判斷他的心。”

放生的現狀

放生本來是一樁功德無量的好事，但是在缺乏指導、缺乏對動物基本生存條件的認知、缺乏科學的放生知識的情況下，一味地追求形式、追求功德、甚至追求熱鬧，我們很多人的放生反而變成殺生。而與此同時，放生市場不斷擴大和放生活動的規律化也直接催生了放生行為的商業化。

任何一個市場的關系如果簡單地說其實是供與求的關系，有人需要鳥來放生，便有人使盡一切手段去捉鳥。由放生而捕捉，再放生而再捕捉導致的惡性循環，使得今天的放生活動百病叢生，積弊難除。

其實，這種情形在《列子·說符篇》中記載的那個小故事中也早已提到了。簡子說正月初一放生是尊重生命，示以恩德。但他的幕僚卻說：“老百姓知道你要放生，所以爭著捕捉它們，因捕捉而殺死的動物就更多了。你如果想要它們存活，不如禁止老百姓捕獵。捕捉來了再放生，好處還不如壞處多呢!”

在今天，由於大規模的放生活動日益增多，放生這種本來神聖的行為便不可避免地和商業行為搭上了關系。

在我國，尤其是在衛塞節及佛菩薩聖誕日前後，全國上下各個寺院庵堂幾乎都有規模不小的放生活動，大批量的放生需要大批量的購買，大批量的購買需要大批量的供應，大批量的供應需要大批量的捕撈，奇貨可居，甚至此時各種水產動物的價格也隨之上漲。

於是有些團體甚至在衛塞節前半月甚至一個月就給水產類或鳥類供應商預定了要放生的禽鳥魚鱉等動物，任由他們再下訂單或雇人去捕撈，只等佛菩薩聖誕日時舉行“放生”儀式。我想問問諸位，這樣的放生活動還有意義嗎？

當放生的弊端逐漸暴露後，有人把矛頭指向商人，責備他們惟利是圖，不擇手段。但是，商人逐利，何錯之有？反躬自問，難道我們自身，尤其是喜好“放生一族”的佛教同修自己難道沒有錯誤嗎？

除了放生活動的日益商業化外，更讓人诟病的是對所放動物生活習性、生活環境以及生活能力的漠視。常常出現的情形是：放生時敲敲打打、熱熱鬧鬧，放生後不久便屍橫遍野或屍橫遍江河湖海。

不久前，我們坐漁船去海上撒骨灰，當船家得知我們是居士林的同修時，便對著我大發牢騷。他非常贊同居士林提倡的“新放生主義”，沒別的原因，他說跑海上幾十年，看了太多放生變殺生的悲劇。尤其是近幾年來有些人經常帶領信徒舉行放生活動，而他們經常把淡水魚放進大海裡，把淺水處生活的螺蛳丟進深海裡，把沼澤龜和山龜也放進海裡。每次告訴放生的帶領人，他們卻置若罔聞，而他們的放生隊伍一離開，海面上便白花花地飄著一大片死魚。

老人家最後說，他現在懶得說了，“就讓他們造業吧”。

這樣的例子可以說舉不勝舉。我國國家公園局估計，去年在衛塞節期間放生的動物有九成不到一個星期就死亡。公園局的專家分析，因為這些動物是被飼養慣的，無法自己覓食及自我保護，最終不是餓死，就是被同林中的動物殺死。

去年，公園局人員僅僅在中央集水地帶保護區內便發現超過100只死鹌鹑。而這些腐爛的動物屍骸直接會影響蓄水池的水質。

我國如此，國外亦不例外。中國近些年來經濟高速發展，每到佛菩薩聖誕日，規模宏大的放生活動處處上演。比較典型的例子是去年大年初一很多善男信女鑿開冰面在北京後海放生黃鳝、烏龜、甲魚、甚至熱帶魚等五花八門的水族動物，結果因為缺氧和氣溫太低，所放動物幾乎無一生還。（《新京報》）。

不久前，有人在廈門大學水庫邊靠山的小道兩旁，發現橫陳著數百只麻雀的屍體。起初，管理人員懷疑這些麻雀是被毒死的，解剖了才發現，麻雀的胃裡除了沙子什麼都沒有，腹部非常瘦，內髒外觀都很正常，沒有變色或者淤血，這些麻雀應該都是餓死的。

廈門觀鳥會的人說，野生狀態的未成年麻雀一般都有成鳥帶領，這群麻雀是清一色的雛鳥，沒有一只成年鳥。廈大水庫位置偏僻，基本上沒有未成年麻雀需要的食物。另外，這些麻雀行為遲鈍，不怕人，它們聚在一起刨土找食，很顯然是籠養形成的習慣，買這樣的鳥類放生不餓死才奇怪（《廈門晚報》）。

如果說以上只是“好心干壞事”的不當放生行為，導致了放生動物的加速死亡。那麼《北京晚報》去年5月23日所報道的在中國東北通化市上演的一場由不當放生行為引發的“人蛇大戰”，更是讓人啼笑皆非之余不寒而栗。

該不該放生

當時通化市林業局野生動物保護站的工作人員花了一整天時間，費盡了九牛二虎之力總算把有人放生的500多條蛇中的300多條請出了公園和居民區，另外200多條卻不知所終，讓當地居民尤其是兒童擔驚受怕了好些時間。

如果盲目“放生”，就變成了“放死”，也會對環境和生態平衡造成影響。

話已至此，大家不禁要問：放生真的不適合時代了嗎？當然不是，放生的本意是好的，目的也是要啟發和增長我們的慈悲心和對待一切生命的平等心、愛心。今天放生活動弊端叢生，令人指責，並不是放生本身的問題，而是方法上和放生知識欠缺上的問題。

當代很多高僧大德也指出當今放生應謹慎為之。台灣法鼓山創辦人聖嚴法師曾說：放生在佛教觀念上來講，本來就是一件值得鼓勵的事，但是一切要講求隨緣，無須強求。如果有人遇到了野生動物本來就在野地生活得很好，不小心被人捉到了，你買下來放它回去，這是一種功德。如果是為了放生而放生，“為了放生而捕生，那就是殺生而不是放生了。”

我個人也認為不論什麼時代，不論什麼社會，放生的思想是佛教千百年來的優秀傳統，放生活動也是有其一定的存在意義的，但放生必須回歸到理性的道路上來。我們決不能為了貪福求壽，決不能為了場面熱鬧，決不能為個人私利，在不了解所放生命的生活環境、生活習性和來源、在放生成活率沒有保障的情形下隨意放生，而以放生之名行殺生之實。

我國的淡水資源非常有限，幾個蓄水池的生態環境在政府的有效管理下為國民和周邊居民的生活帶來不可或缺的利益，為了免受污染，蓄水池的生物容量和生物種類也是有嚴格限度的。偷偷摸摸地把水族類放進蓄水池內，這是一種非常不負責任的行為。

佛教是智信不是迷信，我們不能迷信放生的“小功德”而損害其他國民和周邊居民的“大利益”。這不是佛教所倡導的“利樂有情”的精神，這些人能否真正修到“功德”我也很懷疑。

在新加坡的特殊環境下，我們提倡以呵護生命、關愛動物和素食來代替放生，從根本上改變放生在新環境下的消極影響，也從根本上杜絕放生悲劇的不斷上演。我國素餐館和熟食中心的素食攤位非常普遍，我建議佛教徒在佛菩薩聖誕日帶家人朋友去吃素，這是一種更健康的飲食觀、也是一種更積極的護生放生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