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典”一來，很多人都發覺時間多了。
　　本來，人作為社會的動物，我們的各種各樣的事情大都是在社會交往中產生的。平常，我們總是在思謀著事情， 需要干這，應該做那，這個必須完成，那個努力爭取，等等。我們的人生陷入了一種加法的循環，越干越多，越多越干，節奏越來越快，人生越來越忙，時間越來越少。
　　直到忽然有一天，一個叫“非典”的瘟神來了，不由分說一律“叫停”：會不能開，差不能出，迎來送往周旋應酬一概兔掉……一切都成為減法，把社會交往減到最低限，生活於是回歸簡單而純粹的一極。
　　這真是一種久違了的感覺：生活原來可以如此簡單——其實生活本來就是如此簡單。
　　當那些我們經常為之忙碌不已的事情都不能做和不做的時候，我們也終於可以靜下來想一想，這些事情之中，有多少是可做可不做的，又有多少是可以完全不做的。過去做了，我們不過是忙了一個過程；現在不做，我們的生活和周圍的一切也還是一樣。這麼一比，就會發現我們的人生裡有多少莫名其妙。並且我們以前對這些怎麼就從來沒有認真想過，而總是人雲亦雲，人做亦做，人追亦追。
　　還有，先前我們在忙得不可開交的時候，總是覺得所有的事情都非常重要，哪一樁不干也不行的。我們不但自己忙，還給這種忙找出種種理由，及至把它理想化神聖化，愈發覺得忙得光榮忙得偉大。這次在“非典”面前，和生命相比，到底什麼更重要,自然清楚了。而經過這樣的減法過濾，我們也知道了人生之必需其實很簡單很淡泊。至於那花花綠綠的意義價值什麼的，絕大部分都是我們自己在加法中給加出來的。人為者“偽”也。人為的東西同生命的本來沒有什麼關系，大多是偽命題，所以到頭來都是一場空。
　　前幾年在公園的叫賣攤上經常能見，鐵絲滾籠中一只小松鼠，籠子隨松鼠的奔跑而滾動。松鼠步幅越快，籠子轉得越快。對於松鼠，那籠子無疑是一個命運之局。這兩年沒怎麼見賣的了，我卻時常想起那個畫面，想到那籠中松鼠及信奉“時間就是金錢，效率就是生命”而玩命實施趕超戰略的我們。
　　這回“非典”給我們來了一個急剎車，就像滾籠中的松鼠一樣，隨著籠子一停，或許突然發現，這也是一種活法，或者是比拼命被轉更自在的一種活法也說不定。事情是做不完的，錢是掙不夠的，欲望是永遠滿足不了的，只有我們的生命在這過程中一去不復還。
　　“非典”初起時，正幫朋友編輯金沙江的畫冊，大江在高山林海間穿行，那似帶仙氣的原始風光使人陶醉，而采自雲南麗江古城的傳說則另有意味。話說一個西方記者一早起來采風，見一個納西族老人在曬太陽，等他游覽了一天回來時，看到老人還在曬太陽，只是隨著太陽轉了一個方向。老外感慨萬端，終於發現這裡貧窮落後的根源就在於生活節奏，便對老人大講美國速度和日本效率。聽完後，老人慢悠悠地說：我們納西人認為，從娘胎裡出生後，人就開始向著一個地方走去，那就是墓地。你們慌慌忙忙趕到那裡去干什麼，那裡可什麼也沒有，我們只想慢慢地走。
　　這就如同一道沒有標准答案的智力測驗題。一方說籠子轉得越快越能體現出人生價值，一方認為悠閒的慢慢的才有味道。這是兩種生活模式，兩種思維方式，也是東西方文化的不同投射。
　　不僅僅是快與慢，真正要緊的是外與內。
　　中國人歷來講“淡泊明志”。人生的時間就那麼多，精力也都有限，如果始終被外在的紛繁所牽引，把時間和精力都用到了外面，內心就要出問題。而外在的忙碌、成功與輝煌，無論如何也不能自動地解決人的內在問題。現代生活的外在越來越五彩缤紛，精神世界似乎並不見相應的豐富與充盈。現代人忙於追逐紛繁，為精神家園所放逐，無家可歸似乎太久了。何妨不對外面做一點減法，為裡面來一點加法，給自己的心多一些時間和空間。
　　大家都做減法，都靜下來，“非典”的傳染途徑便被切斷，疫情於是得到控制。這可以說是本來意義的“人定勝天”。古代的中國人畏天知命，從來沒有什麼戰勝自然的狂妄念頭。人定勝天就詞源本義來說，是“人定齊天”、“人定者勝天”，此之“定”是指人自身的靜定狀態，人只有進入寧定虛靜的境界之中方能“天人合一”。到近現代受西方思想的影響， 中國人逐漸失卻了內心的向度，才把人定勝天解讀成人力一定能夠戰勝自然，人類的窮折騰也越來越肆無忌憚。這回看見了，“非典”之迅猛蔓延成災，與我們所追求所迷戀的現代生活方式有著密切的因果關系。
　　猶如“9·11”是對美國的示警一樣，我們應該把“非典”看作是一種示警。天之道損有余而補不足。但願我們不要再繼續誤讀。
　　當此物華與浮躁之世，“非典”的強制減法應該成為一段寶貴的人生經歷，若能得出獨特的人生感悟，我們方可說：不虛此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