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家鄉余姚出過王陽明、黃宗羲、朱舜水這樣一些天下公認的“大儒”，但到我出生時，方圓幾十裡地已經幾乎沒有什麼人知道他們的名字，更沒有人了解他們提出過一些什麼主張，哪怕是片言只語。我家鄉是如此，別的地方當然也差不多。這個現象我在長大後反復咀嚼，消解了很多不切實際的文化夢想。高層思維再精深，如果永遠與山河大地的文明程度基本脫節，最終意義又在何處？當時的家鄉，兵荒馬亂，盜匪橫行，唯一與文明有關的痕跡，就是家家戶戶都有一個吃素念經的女家長，天天在做著“積德行善”的事；她們沒有一個人識字，卻都能熟練地念誦《般若波羅蜜多心經》，其中有三分之一的婦女還能背得下《金剛經》。她們作為一家之長，有力地帶動著全家的心理走向。結果，小廟的黃牆佛殿、磬钹木魚，成為這些貧寒村落的寄托所在。我相信，這些村落之所以沒有被仇恨所肢解，這些村民之所以沒有被邪惡所席卷，都與那支由文盲婦女組成的念佛隊伍有關。　

這些村落間唯一熟悉中國文化經典的是我外公，他以道家的方式過著悠閒而貧困的生活，自得其樂，卻全然於世無補。他偶爾題寫在廟牆上的那些田園詩，只有他自個兒在欣賞。道家不等於道教，但鄰村也有名正言順的道士。道士在村人心中的地位很低，只是幫著張羅一些喪葬、驅病儀式，平日與農民完全沒有兩樣。　

我的這幅童年回憶圖，並非特例。因為我後來問過很多從不同鄉間出來的前輩和同輩，情景基本類似。這就說明，在中華文化腹地的絕大部分，在毛細血管伸及的肌膚之間，佛教的蹤影要比其他文化成分活躍得多，也有效得多。　

遺憾的是，那個時候，佛教本身也已經走向衰微。晚明以後東南一帶隨著社會經濟的發展，功利主義橫行，修佛成了求福的手段，而且出現了不少直接對應功利目標的經文和門派。這種勢頭從清代至近代，越演越烈。佛教本來是為了引渡眾生放棄貪欲求得超越的，很多地方倒是反了過來，竟然出於貪欲而拜佛。看似一片香火，卻由欲焰點燃。在這種令人惋歎的場面不遠處，不少佛學大師在鑽研和講解經文，卻都是天國奧義，很難被常人理解。這兩種極端構成了佛教的頹勢。　

我重新對佛教的前途產生喜悅的憧憬，是在台灣。星雲大師所開創的佛光山幾十年來致力於讓佛教走向現實人間、走向世界各地的宏大事業，成果卓著，已經擁有數百萬固定的信眾。我曾多次在那裡居住，看到大批具有現代國際教育背景的年輕僧侶，笑容澄徹無礙，善待一切生命，每天忙著利益眾生、開導人心的大事小事，總是非常振奮。我想，佛教的歷史重要性已被兩千年時間充分證明，而它的現實重要性則要被當今的實踐來證明，現在好了，這種證明竟然已經展現得那麼輝煌。台灣經歷著如此復雜的現代轉型和內外沖撞，為什麼仍然沒有渙散？其中一個重要原因，就是佛教。除佛光山外，證嚴法師領導的慈濟功德會也讓我深為感動。以醫療為中心，到處救死扶傷，不管世界什麼地方突發嚴重自然災害，他們總是爭取在第一時間趕到，讓當代人一次次強烈感知佛教的慈善本義。慈濟功德會同樣擁有數百萬固定的信眾。無論是星雲大師還是證嚴法師，或是另一位我很尊重的佛教哲學家聖嚴法師，做了那麼多現世善事，卻又把重心放在精神啟迪上。他們充分肯定人間正常歡樂，又像慈祥的人生導師一樣不斷地向現代人講解最基本的佛理，切實而又生動地排除人們心中的各種自私障礙，從而有效地減少了大量的惡性沖突。他們在當今各地受到歡迎的驚人程度，　已使佛教發出了超越前代的光華。　

由於他們，我不僅對佛教的前程產生某種樂觀，而且也對世道人心產生某種樂觀，甚至，推衍開去，又對中華文化產生某種樂觀。　

我們這片土地由於承載過太多戰鼓馬蹄、仁義道德的哇哇之聲而十分自滿，卻終於為西天傳來的一種輕柔而神秘的聲音讓出了空間。當初那些在荒涼沙漠裡追著白骨步步前行的腳印沒有白費，　因為它們所追尋來的那種聲音成了熱鬧山河的必然需要。但是，熱鬧山河經常會對自己的必然需要產生麻木，因此也就出現了文化應該擔負的莊嚴使命，那就是一次次重新喚醒那些因自大而堵塞了性靈的人群。　

那麼，讓我們繼續谛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