賢書:北京龍泉寺沙彌日志(19):不同人的生命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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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彌日志(19)

   

    認真傾聽同修講述的個人的生命往事,發現自己對這個社會了解的太少,通過書籍等傳播工具所感受到的與當面親耳聆聽所感受到的有很大的不同。

  在寺院,一同出家的朝夕相處的道兄弟們分別成長自不同的社會環境,講述的不同人生,可以觸摸到一個時代、一個階層的喜怒哀樂。對民生乃至人類之苦難極其根源有更多的思維。

  同參賢某,一九七一年,出生在四川農村,和那個時代的大多數少年兒童一樣,有一個充滿饑餓記憶的童年,幼時最大的理想是讓母親在集市上給他買一個燒餅,但是,母親告訴他,賣燒餅的已經死了。

  聰明而無奈的母親有這樣一種殘酷的方式讓他死了那顆想吃燒餅的心。根本原因是家裡窮,吃不起。

  他只能長期吃紅薯,雖然村裡種有水稻,但是畝產過低,最好的時候只能產到四百斤,平常的年份也就二、三百斤,在集體生產勞作的時代,同修回憶,收獲時,每次只能分到一簸箕谷子,不足以維持基本生存,口糧還是要靠種植紅薯。

  進入八十年代後,經濟體制改革了,勞動積極性的提高加上化肥的大量使用使得糧食畝產達到千斤以上,溫飽得以解決。

  同時,社會結構的調整讓每一個人在各自的生活圈子裡無法逃脫命運之手,我的同修中學畢業後,跟父親學了木匠手藝,和那個時代的多數想迫切改善生存質量的中國農民一樣,選擇了外出打工,1994年時,先去東北,每月數百元的收入,又帶出很多同鄉和親友,後遭遇無良老板設計賴掉工資,而讓他背上了吞吃同鄉收入的黑鍋,令他痛苦不堪,發誓永不再去東北。

  後又去廣州,與人學習制作音箱的手藝,會手藝的不輕易教,他因為不會的就要偷偷地學,同時承受高強度的勞作,在學習和打工的過程中,目睹了諸多苦難而無奈的人生,有一個十七歲的少年,不甘心艱苦的勞作,選擇了偷竊,事發而被暴打,以至重傷乃至殘廢。

  工友中有被機器切掉手掌的。

  為討要工資而被資方暴打,這裡要澄清的是,並非完全是資方的無良,有很復雜的原因,民工事先不了解勞動強度,干了兩個月後,發現工作難度大,報酬低,跟資方交涉,資方不同意加薪,民工要走,資方不同意,發生矛盾,民工報官,工商部門對資方予以罰款處理,激怒資方,私下請來數十個無業人員暴打了七、八個民工。

  在整個輾轉四處打工的過程中,常常遇到與人爭執、打斗的情形,不知道為什麼的人的火氣都如此的大。

  當然,也並非所有的資方和傭方都關系緊張,大多數還是擁有相對穩定的關系,在雇傭關系中各取所需。但,不能回避的是,所謂的相對穩定的關系也不是幸福生活的標准,依然是我們經受痛苦的溫床,近年來,一些大型企業員工頻繁自殺的現象不能不讓我們有更深刻的思考。僅僅是改變一下企業管理制度,調整一下福利待遇的 問題嗎?

  現在看來,是因為我們每個人都在快速發展的經濟生活中,心有焦慮、不安,沒有心靈健康的訓練和教育,只有對立再對立,而最終形成人與人之間的冷漠和不信任。一個一個緊張和痛苦的個人關系構成了這個社會。

  制度和時代特征只是表象。其背後是人心的問題。

  這個問題並不只是城市或者是農村的問題,也不僅僅是一個木匠和世界五百強的老板的問題,這些都是表象,真正的實質是每一個人內心的問題。

  一個美國總統和一個阿富汗少年以及北京海澱區鳳凰嶺山下一個農民所遭遇的生活倫理、道德問題、家庭開銷和內心問題本質上是一樣的。

  我的同修常年外出打工,四、五年才回一次家,不是不想回,是缺錢,父母及親人們在老家生活,收入不夠,只能借債,已成為一個普遍現象,借錢時,承諾,兒子回來後還。

  所以,外出打工者一返鄉,債主就來要錢。對打工者來說,在外省吃儉用,只是為了讓家裡能過的好一點,回家的路費不如用於生活度日。在中國,離開土地外出打工謀生的農民,有數據證實,有三億人之多。

  這是一個普通木匠的生活,只是經濟上拮據一些,而已,從肉體上講,並沒有太大的痛苦。那麼,在經濟生活中強勢的人群就真的幸福了嗎?我所遇到的成功企業家,其壓力和痛苦是別人所難以想象的。

  企業經營者大多嘗過欠債的滋味,別人欠我的,要不來,我再欠別人的,身心逼惱的苦楚,應該沒少體會。

  有一個老板年年參加一個全國性的商業組織會議,發現,與會的成功企業家們,每年會換大約一半的面孔,老面孔不是進監獄了,就是不知所蹤了。

  有個很奇怪的現象,無論是社會底層的從業者還是對他人的經濟狀況有決定權的經營者,不管做到多苦,乃至對社會,對他人都抱怨不已的時候,問他們,那干脆回到過去食不果腹的時代,行不行。回答都是,不行。

  其實,我們的選擇是左也不行,右也不行,當生活的痛苦讓我們茫然的時候,就會把內心的憤恨轉移到制度上、階級上,社會上,等等。形成對立,產生各種矛盾。

  當 然,也有企業做的很健康的,也有個人生活的很幸福的,暫時沒有什麼大的痛苦,但,這確定是我們追求的終極幸福生活嗎?有一個非常成功的富商,事業成功,經濟殷實,家庭幸福,子女也比較爭氣,沒有像別人那樣經歷太大的風雨波折,他曾悄悄對我總結了他一生,說,人前顯貴,人後受罪。

  外人哪裡能有機會體會一個經營者內心的苦處。

  我猜想,一切矛盾來自我們的內心。我們所看到的矛盾體現的形式都是外在的,世間法對社會的改良往往是在枝葉上做文章。

  佛法是從根本上下手。人,不分高低貴賤,痛苦的根源是一樣的,快樂的根源也是一樣的。道場裡講安住,就是設法讓內心平靜下來,少起煩惱,社會上講穩定,穩定壓倒一切,同樣也需要設法讓公眾的內心平靜下來,少起煩惱。這一點,我還是相信用佛法做起來效果更好。

  我能接受並理解很快就到來的死亡會讓曾經執著的一切都成為過眼煙雲,我接受佛陀教誨的無常的思想,並接受用不染著的心回過頭來幫助社會的理念。

  我的同修如今已經是出家人,我們一起剃度、用功,辦道,以後會一起受戒,未來一起擔負起一個出家人應該擔負的責任。嘗試讓自己的內心獲得解脫,然後去幫助更多的人獲得解脫,所有過往的記憶和經驗有可能會成在用功的過程中要徹底放下的東西,有可能也會成為承擔責任的工具。

  曾經在法源寺聽一個出家二十八年的法師給予我的教誡,他說,出家人,要做到佛法通達,世間法了達。

  這話,雖不懂背後的用意,但是,先記在心裡,待將來有機緣再提起來,重新體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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