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的法則 誨人之寶典——對《了凡四訓》的認識與感悟

　　很多年以前就看過《了凡四訓》這本書，可能是工件太忙，沒有能夠深入地去研讀，加上當時還年青，人生閱歷不夠，對書中的內容不太理解，因而感受、體會不深，也沒有結合實際進行深入思考和總結。好在近年來有些閒暇時間，重新拿起書來認真地研讀，同時還參閱了智然的《了凡生意經》和吳文新、朱康有的《了凡四訓與共產黨人的信仰自覺》，才有了一些體會，並結合當下的精神寫了一些文章，所幸還被一些報刊、網站采用。其余數篇分列於後，敬請批評指教。

　　《了凡四訓》，是明代袁了凡寫給其後世子女的家訓，主要是其結合親身經歷教戒他的兒子袁天啟的，涉及認知命運，明辨善惡，改過遷善，概括地講就是闡述如何修身立命。說到底，它是一本關於人生與命運的書，談的都是學習、工作和生活，過去、現在和未來，或者說，就是教給我們如何認識生命、知過改過、積德行善、修養謙德，遇到人生困惑和問題時，應該怎麼去做，用什麼樣的心態，以什麼樣的行動去處理問題。《了凡四訓》是節選自袁了凡不同時期的四部著作，總共分為四個部分：“立命之學”“改過之法”“積善之方”和“謙德之效”。其中，“立命之學”是袁了凡在晚年總結人生經驗以訓誡兒子的《立命篇》，“改過之法”和“積善之方”是出自袁了凡早年所著《祈嗣真诠》中的兩篇“改過第一”和“積善第二”;“謙德之效”是他晚年所作的《謙虛利中》。隨著時間的推移，這四篇文章逐漸被後人稱為《袁了凡先生四訓》，即今天的《了凡四訓》。“立命之學”，主要是袁了凡自己的人生所歷、所感、所思、所悟，詳盡闡述其“命由我作，福自己求”的命運觀;“改過之法”，講述如何端正自己的思想觀念以及改正錯誤的方法，主張通過存善心而發“恥心”“畏心”和“勇心”及在事相、道理、心念不同層次來力行改過;“積善之方”，首先通過大量實例說明“積善之家，必有余慶”的道理，然後條分縷析善的不同形式和實質及“善行”不同類型，形成對“善”的深刻完整的解行體系;“謙德之效”，以“天道”為例證說明“人道”抑滿扶謙的道理，勸誡人們要虛懷若谷，待人謙遜、恭敬。最後強調“抬頭三尺，決有神明，趨吉避凶，斷然由我”的理論主旨。

　　雖然這本書篇幅短小，但是寓理深刻，內涵豐富，融通儒釋道三家思想，蘊涵著中華文化的深邃智慧，被譽為“東方第一勵志奇書”“善書”，深受名人志士的推崇和普通百姓的歡迎。比如，民國初年，印光大師對這本書就極力提倡，毛澤東和蔣介石都敬佩之至的晚清中興四大臣之首的曾國藩，就曾要求其子女要將《了凡四訓》讀上百遍。儒家側重做事，法家倡導治世，道家側重做人，佛家關注生死與修心。總體而言，這是一本勸善書，其精華在於“命自我立，福自己求”，告誡世人要靠自己的後天努力駕馭天命，自塑命運，而改變命運的關鍵和根本在於為善利他、慎獨修德;講述“趨吉避凶”的方法;強調命運掌握在自己手中，只是要積善積德、謙恭卑下，就能夠求福得福，善報無盡。顯然，了凡有著清醒而深刻的道德自覺，對於“崇德向善、見賢思齊”“積善成德、明德惟馨”等有著深切的體悟和認肯，希望能夠引導後人走上行善修德、做命運主人的人生正道。

　　立命之學。“命由我作，福自己求”，這是《了凡四訓》關於“立命之學”的最直接诠釋。何謂“立命”?即是指創造命運、改變命運，不為其所束縛、禁锢。我們的命運不是上天注定的，命運是可以改變的。人生經歷及被命運所拘，但命運究竟如何能夠改變?雲谷禅師給予了精確的指導。天地父母已經給了我“命”，還要什麼命不命的?“若謂禍福惟天所命，則世俗之論矣”“天下聰明俊秀不少，所以德不加修、業不加廣者，只為因循二字，耽擱一生”。隨順這種命運的擺布，一生空過。正所謂：“命裡有時終須有，命裡無時莫強求。”後來，了凡先生得到雲谷禅師一番教導，使得他頓悟。於是，他立志改變自己“壽命只有五十三歲，且無子”的命運，不但考取了進士，而且還有了兩個兒子，活到了74歲。這一切主要得益於竭力行善和努力斷惡，“勿以善小而不為，勿以惡小而為之。”“命由我作”就是要求一個人要通達明了，知道一生的甘苦順逆，怨天尤人是徒勞無益的，要躬身反省，不論是在求內在的德行，還是求外在的資生之具，我們都要反躬自省去探求。人只有經常的自我反省，只有反省才能進步，才能充實自己的德行。“福自己求”就是要走出心為行役，迷失方向，一旦求之不得，就認為“求之有道，而得之有命”的悲觀絕望，向內求，向善作，才能獲得福報，改變命運。“有志於功名者，必得功名;有志於富貴者，必得富貴。人之有志，如樹之有根，立定此志，須念念謙虛，塵塵方便，自然感動天地，而造福由我”。當下，對命運的認識，總體上有三種說法：“我命在天不在己”“我命在己不在天”“我命在天亦在己”。我感到第一、第二種說法都存在一定的片面性，第三種說法比較全面客觀。因為。第一、第二種說法是強調了一個方面，忽略了另一個方面。前者只強調了先天的因素，忽視了後天的努力，是典型的“命由天定”;後者只強調了後天的努力，卻忽視了先天的因素，是典型的“我命在己”。而第三種說法，則比較科學全面，人的生命首先得益於先天因素，即一個人的出生所秉持的天地、時間地點環境、父母及家庭環境，所謂“我命由天”;但一旦來到世間，成為一個社會人之後，不能完全依賴先天因素，必須融入社會，努力奮斗，創造前程，即是“後天的命運”由自己來創造，“福自己求”。這種說法，既不過分強調先天因素，更不忽視後天的努力，一個人的成功與失敗，不僅僅是先天與後天的簡單疊加，而是辯證有機的統一。

　　改過之法。孟子所說“人恆過，然後能改。”人們也常說“知錯能改，善莫大焉”。這都說明“改過之法”，就是不僅要積極為“善”，而且還要知非改過。人生在世，犯錯也是難免的。有些人，因為一點小錯誤，斷送了性命;有的人，因為犯下錯誤，成為千古罪人。人們要通過改過，消除罪業，改善命運，就要對自己的過錯與行為發“三心”，即對自己的心理和行為要嚴謹慎重，要對自己的惡心(惡念)、惡行(惡事)有羞恥心，要對自己的惡心、惡行的惡果有畏懼心，要對立即改掉自己的惡心、惡行有果斷勇敢的決心;然後通過“三改”來逐漸提高自己的改過層次和徹底程度，首先是改掉具體的惡行，比如昨天發怒了，今日就堅決不要再發怒;昨天殺生了，今天就堅決不要再殺生;乃至堅持下去，永不再做此類惡事。其次是明確改過的道理，知道惡心、惡行的發生機制和嚴重後果，從而在思想上自覺克服產生惡念、發生惡行的認知、思想和觀念根源。最後是治心，就是從內心最深沉的價值觀和自我意識上去改過，“理”屬於理性，是知識性的道理，可以外在於人心，可以講給別人，自己完全可以置身事外;但是“心”卻不同，是自己的內心、最深層次的良心、良知，是自己的心靈或靈魂，也即是自己最高的信仰和最具有穩定性的價值觀;如果能從這個層面進行改過，那麼最終結果將是此後的心念和言行不大可能再出現差錯。命運之向好的方向改變，與善行之正能量的發揮有關。“未論行善，先須改過。”其中原因，細細忖度，甚是有理。“改過之法”中，還有一個正確面對別人過錯誤的問題。當看到別人的過錯時，我們有時確實不能夠忍受，又沒有去幫助他人改正，而應該從情理上分析，理解、原諒別人，並想方設法去幫助他人認識和改正。同時，在行事不順利時，應該進行自我反省，對自己的內心進行省察和考量。所謂“未能自度，而能度人，無有是處”。一個人在與別人交流或者為人處世時，既是一個當局者，同時也是一個旁觀者。以旁觀者的身份去思考和打量作為當局者的自己的所言所行，這樣才能夠反躬自省。只有擅於自省、自訟的人，才能是一個正視自己的人，能自己把握自己的人，才能使自己的生活有明確的方向並為之付出努力，也才能夠感染身邊的人共同進步。

　　積善之方。“積善之方”，說的是積善成德的方法，改造命運不僅要改過，而且還要積善。了凡在一一分析了積善方面的10則公案的基礎上，提出了“善”的至高標准是“凡日用間，發一言，行一事，全不為自己起念，全是為物立則，此大人天下為公之度也”;積善應該明白的事理是“為善而不窮理，則自謂行持，豈知造孽，枉費苦心，無益也”;善的8 種情形是“凡此十條，所行不同，同歸於善而已。若復精而言之，善有真有假，有端有曲，有陰有陽，有是有非，有偏有正，有半有滿，有大有小，有難有易”;善與惡的區分是“有益於人是善，有益於己是惡，有益於人，則毆人，詈人皆善也，有益於己，則敬人，禮人皆惡也，是故人之行善，利人者公，公則為真，利己者私，私則為假，又根心者真，襲跡者假，又無為而為者真，有為而為者假”;積善的10個具體方法是“與人為善，愛敬存心，成人之美，勸人為善，救人危急，興建水利，捨財作福，護持正法，敬重尊長，愛惜物命;行善積德的結果是“積善之家必有余慶”。表面看，行善似乎比改過來得容易，但其實不然。“過”要改得徹底，必須在心念深層下工夫，就是要徹底與物欲、私欲、貪欲決裂，這些“欲念”才不再成為支配自己心念和言行的“主人翁”;而行善則要從正面確立“善”的觀念，並使之內化、沉澱到自己的心念深層，並取代過去曾經有過的“惡念”，成為真實的“主人翁”——自我的心念和言行均由它來發號施令，這樣就從根本上達到了“運心動念便是善念，舉手投足便是善行”的狀態。如此，一個人的修養便到了“隨心所欲不逾矩”的自由善境。

　　謙德之效。“滿招損，謙受益。”這句訓誡一直成為世人的座右銘。任何事物都有其發展的過程，也都有其發展的極點，當到達極點後，就會逐步下降，就像曾國藩在《家書》中提到過的“日中則昃，月滿則虧”，《了凡四訓》同樣闡釋了“謙虛”的重要性和必要性。“須使我存心制行，毫不得罪於天地鬼神，而虛心屈己，使天地鬼神，時時憐我，方有受福之基。彼氣盈者，必非遠器縱發亦無受用。稍有識見之士，必不忍自狹其量，而自拒其福也，況謙則受教有地，而取善無窮，尤修業者所必不可少者也。”這是說，人若謙虛，神明相佑，人若驕滿，神明相拒。因此，被稱為“萬經之首”的《易經》，就特別強調“謙謙君子”的重要性：“謙：亨，君子有終”，是說君子有謙卑之美德，那麼一生必然有好的結局;“謙謙君子，用涉大川，吉”，是說君子非常謙虛，涉越大河意指干大事、干難事，都會取得好的結果;“鳴謙，貞吉”，是說如果君子已經聲名顯赫卻依然謙卑虛心，那麼做任何事情只要占卜預測都會有好的兆頭;“勞謙，君子有終，吉”，取得巨大事功的君子，如果能夠謙卑低調，那就會有極好的結果;“無不利，揮謙”，如果充分發揮君子的謙德，必然無往不利;等等。《系辭下》雲：“謙，德之柄也”，可見謙德是一個人所有道德中執柄之德，乃為人做事的制勝法寶、成功和幸福的必備素養。如果說積善是自我的修行，專注於自身的話，那麼，謙虛則是在人際關系中不可或缺的重要態度。一個不知道謙虛的人，最終會出現大的問題，後悔莫及。殊不知，人都是厭惡驕傲自滿的人，而喜歡謙虛的人。因為謙虛，能使我們放開心胸，接納他人，贏得更多的機遇;因為謙虛，能使我們反躬內省，及時發現弊病，極力改過，贏得新的生命;因為謙虛，能使我們營造良好的人際關系氛圍，獲得更多的青睐和賞識;因為謙虛，能使我們海納百川，集腋成裘，能夠在任何環境中不迷失自我，進而成就圓滿的人生。

　　總之，作為一種人生法則，特別是對命運的認識，以及對善的追求，對過的改正，最終的目的是改變命運，成為聖人。無論是具有大智大慧的人還是平民百姓，都應該努力去追求，能夠使自己的人生順利通達一些，命運趨好一些，生活過得幸福快樂一些，即便是改變不了命運，但也能調節心理，改變狀態，能夠更好地與自然、社會和他人友好、和睦相處。其實，具有類似於了凡這樣大智大慧的人卻廖廖無幾，實屬少見。因而，不是人人都能達到如《了凡四訓》中那些人物的境界。問題的關鍵就在於，無論是積德行善、改過從善，還是修養謙虛品德，大多數人都不可能超凡脫俗，沒有勢利，即使是了凡自己也是為了能當更大的官，能生兒育女，能長壽寶貴，何況是一般的平民百姓乎!基於此，世間積德行善、修養謙德的人很多，最後成功的人卻極少，真正能改變命運的更是微乎其微。原因就在於識見、智慧達不到理想的高度，意志和毅力不夠堅強、持續，再就是不可能“跳出三界外，不在五行中”，更不可能“禁情絕欲”“不食人間煙火”!即使是“謙德之效”作用很大，也得歷史、辯證和發展地看。“善”和“謙”是良好的為人品德，對於善良、正直和具有愛心的人，能起到積極的作用，而對那些為非作歹、缺乏仁心愛心的人來說，是起不到作用的，說不定還會助長他們的囂張氣焰，危及到好人和百姓。因此，“善”和“謙”還必須與法紀、道德緊密結合起來，在法紀和道德保護下，才能發揮到極致，有利於社會和蒼生，促進和諧穩定，確保長治久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