弘一

　　(煙雨樓台 無悔此生)

　　“悲欣交集”。當弘一法師用他那留下無數傳世之作的妙筆寫下這幾個字時，回望三十九個春秋的在俗生涯以及遁入空門的二十四年的歲月，此時的心境也許只有這四字能涵蓋與包容了!而法師身後，這四字又留下了那麼多眾說紛芸、莫衷一是的解釋，在他傳奇而謎一般的一生中再度塗抹上一層神秘的色彩，為後世無數景仰法師的人猜測、迷惑、感懷。而法師正當盛年，由昔日的風流佳公子及名噪中華的名士，毅然皈依佛門，潛心修律的行為，又使多少俗家弟子，勘破迷情的生活，循著法師的人生軌跡，做了永久的解脫。

　　死是任何人都無法回避與選擇的，因為有生，就注定有死，而如何在這個“向死而在”的過程中選擇自己的生存方式，則每個人有太多的自由。眾生在現實與超脫之間常感無所適從，而能將崇高的超脫與平淡的現實和諧合一，確是將人間的痛事悟透之後才有的正覺，難捨能捨，難忍能忍，難行能行，解放自我的世界的新人。許多人將法師在俗與出家後的生活視為截然的對立而不能理解，實際上，終其一生，他的出家行為與其在俗世時一樣，依然是他忠於生命，忠於自己的延續。

　　弘一法師1880年生於天津，俗姓李，名叔同，幼年即聰慧無比。父親是一位笃信佛教的在家居士，在叔同五歲時去世。也許是父親的言行濡染了年幼的他，以致成為他後來遁入空門的最始的緣起。在此後三千多個寒暑中，叔同以他獨有的秉性與感悟，對所歷經的人間世事，無一不是全身心的投入，自由自在地揮灑著自己的生命，無論是對自己的國家 、熱愛的藝術以及鐘愛的紅粉知己 ，都傾入了生命中的全部熱情。1898年當李叔同結婚後的第二年，正值康有為、梁啟超變法失敗，李叔同十分崇拜康有為，贊同變法，他曾以“ 南海康君是吾師 ”來明志。這種對於變法志士的崇拜侵透了他對於國家命運的憂懷與熱愛，這種情懷又可在風靡大江南北的《祖國歌》中窺見 ：

　　“上下數千年 ，一脈延，文明莫與肩，縱橫數萬裡膏腴地，獨享天然利。國是世界最古國 ，民是亞洲大國民。嗚呼!大國民 ……，允將騎獅越昆侖，駕鶴飛渡太平洋，誰與我仗劍揮刀，嗚呼，大國民，誰與我鼓吹慶升平 。”

　　這是何等為生於斯長於斯的國度而感到驕傲 !而在1905年秋，他正值年少，東渡日本留下的告別祖國的《金縷曲 》中，又一次酒意詩興，豪放滿懷。

　　脈“恨年來絮萍飄泊，遮難回首，二十文章驚海內，畢竟空談何有! 聽匣底蒼龍狂吼，長夜淒風眠不得，度群生哪堪心肝剖，是祖國，忍孤負。”

　　其中“度群生哪堪心肝剖”一句也許是他出家為僧前朦胧時心跡的剖露，是他在浪跡天涯、遍嘗人間滋味種種之後，終感在塵欲所累的世間，隨波逐浪、自救不了。所以才終於從黑漆激繞的世間解放出來，熱腸而冷眼地透視人間，為身忘世，勘破自我。

　　對於自己所鐘愛的藝術，李叔同更是體現了這種忘我精神。作為中國第一家話劇團“春柳劇社”的創辦人，他所扮演的《茶花女》一劇中的女主角瑪格麗特以及在日本登台演出的《黑奴吁天錄》中的女主角愛美柳夫人，都給人留下了令人難忘的印象。尤其是他所飾演的茶花女，其優美婉麗，使台下的觀眾為之動容，情不自禁地跑到後台去與之握手。作為美術家，他既擅長丹青，又是中國最早引進西洋油畫的人之一，他工於素描、水彩、油畫、國畫及圖案設計。作為音樂家，他集作詞、譜曲、演奏於一身。他的一曲《送別》至今還傳唱南北。“長亭外，古道邊，芳草碧連天，晚風拂柳笛聲殘，夕陽山外山。天之涯，地之角，知交半零落，一斛濁酒盡余歡，今宵別夢寒”。其中的情韻使多少不堪離別的性情中人感懷。此外，他善書法、金石，各體的碑刻他都臨摹過，寫什麼象什麼，即使在出家摒棄了一切藝事之後，也亦獨獨沒有放棄書法，常以手書的經文佛號贈與他人，繼續以他的藝術與對佛的參悟來啟迪世人。對情愛，李叔同亦是傾其真情，無論是對生身之母，還是歡場女子，亦或是異國女郎，他都是以人的情感摯愛著。他對母親極盡孝道，因為念其母不是父親的正室夫人，他格外體諒母親的一顆孤苦與難以為外人道的情感，不惜攜母南下上海，為的是給母親一個舒適寧靜的環境以慰其心。甚至在他出家以後，每逢母親的忌日，他都要設法紀念。然而正是這樣一位多才多藝多情，潇灑豪放的翩翩佳公子，在從日本回國後，竟於1918年農歷七月十三日，在杭州虎跑大慈寺剃除須發，披上袈裟，正式出了家。

　　出家後的李叔同，法名演音，號弘一。從此將他半生“絕代才華絕代姿”的生涯劃上一個句號，竹杖芒鞋，嚴持戒律，勤學苦修，廣事弘揚，成為被佛教界推崇的中興南山律宗的一代高僧。

　　以李叔同的蓋世才華與絕頂的情智，在他剛值三十九歲的盛年就已達到了藝術的顛峰。但他是絕不會囿於其中而滿足的，他要向著生命的最根本深處去探究。說到底，學術、文藝不過是生命存在所依托的形式，連身體都是生命的物化，而財產、子孫、情愛也只是生命存在的外延。對生命的究竟與根本的探究是弘一法師這樣悟性極高的人最終要追尋的。本來眾生的苦迫，皆因貪愛所系，愛為系縛的根本，也是現在、未來一切苦迫不自在的主因，愛的含義極深，如膠漆一樣粘連而不易擺脫。 雖以對象種種不同 ，而有種種形態的愛染 ，而對於身體、財產、子孫、情愛以及藝術、事業都可歸於愛染的種種形態，是世間無明的境界之愛 ，即 “ 有我即有我所 ”。由於愛本身的特點 ，於是就有無限的欲求與無限的煩惱。“ 什麼是自己，什麼是自己所有?”這是李叔同在體驗了生命愛染的種種形態之後注定要思索的問題。他先在一本日本雜志上看到一篇關於斷食的文章 ，又讀了一些理學和道學的文章，於是到虎跑大慈寺去斷食。第一周，半斷食，漸減食量;第二周，全斷食，只飲泉水;第三周逆著第一周的順序而行之，一直斷食十七天。他將斷食期間的感受詳細記錄下來。這段時間他的感受非常清涼，感覺亦特別靈敏，能聽人所不能聽到的。悟人所不能悟到的。有此體驗之後，他始覺此間的喜樂才是生命的真樂，是超越世間為貪愛所系縛的一切的人境之樂，找到自己，找到真我。出家前，弘一法師把平生所用的印章贈給西泠印社，把書籍、字畫、衣物，分贈給幾個學生，毅然離俗棄世，做和尚，修淨土，研戒律，把俗人以之為苦的視為至樂。唯此，才能解釋為什麼出於豪門世家，遍嘗人間錦衣玉食 ，在溫柔富貴之徜徉徘徊了半生的叔同終於參破世間的迷情，一入佛門，青燈古佛，勤研戒律 ，終此一生。唯有此，才能解釋昔日憐香惜玉的叔同，能在與已厮守了十年之久的愛妻前去探望之時，閉門不見，致使其痛不欲生，揮淚離去。哪知此時的弘一法師已非昔日的叔同，他早已不為世間的愛染所系，一心向佛，遵守戒律。

　　出家後的弘一法師生活極其嚴肅，一改昔日貴公子的面貌。他起初修淨土宗，後修律宗。律宗是很嚴格的，一舉一動都要嚴守戒律。弘一每次坐籐椅時，都要把籐椅搖一下，怕一下子坐下去會壓死籐椅縫中的小蟲 。他曾親侍當時名播中外的印光大師，親眼目睹大師儉樸的生活，這對弘一影響很大。他的生活也極盡儉樸，他常把別人對他的供養移作佛教事業經費，自奉很薄，他行游各地時，錫杖芒鞋，三衣一缽，有時自己還挑行李，完全是一個苦行頭陀。他嚴守“ 過午不食 ”的戒條，有時缺醫少藥，生活清苦，以致於體質都變得非常贏弱。弘一法師到浙江、福建一帶由寺院掛單或閉關，每到一處都要用大量的時間整理佛經，以振興南山律宗。他把修道參佛的功夫融於日常的意理機趣。出家後的弘一法師，舊日的朋友學生常去看他，還有慕他在俗的聲名的人，想一睹他的風采。但法師清癯消瘦，淡泊笃定，全無當日的風流意氣之態，且常微笑默然，並無高談闊論，致使慕名前去的不少人非常失望。這恐怕是悟道之人的心態，明白以後不願也不能更多的表達。很多向他求字求教的人，弘一法師也只是寫一些最為常見普通的如“南無阿彌陀佛”的佛號持贈，言談之處總是讓人潛心修律，嚴守戒規。而且他對人的教誨也是從日常的生活著手，全無故弄玄虛之處，以一顆平常心來對待萬事萬物。拜他為師的寬願法師一直跟隨在弘一法師的身邊，弘一教他學文化，教育他怎樣處世接物，認真做人，並教他許多格言。如 “放寬肚皮容物 ，立定腳跟做人”，“律己宜帶秋氣，處世須帶春風 ”;“臨事須替別人想，論人先將自己想 ”;“立志要苦 ，意趣要樂，氣度要宏，言動要謹。” 所以，出家後的法師對人對事淡然處之，不掠不怒，從容應對，真正做到了他教誨於人的“ 人到無求品自高 ”。他對寬願法師說過：“ 人生在世，有三大難得。一是中國難得，二是佛法難聞，三是良師難遇。”弘一法師對此還逐條加以解釋，言中國是世界上人口眾多、地大物博、風景秀麗、歷史悠久的文明大國，能做中國人是何等幸福。佛法難聞 ，則是做一個和尚並非穿 袈裟就算是皈依佛門了，必須排除一切雜念，堅持戒律，勤學苦修，才能得道，才能超度眾生。學佛得道，必先求得知識學問，深透理解佛經的精義。要達到這一步，又需借助一定的 方法，這就需要良師的誘導教誨，指引道路。這是弘一法師究 其平生所悟，言詞雖平實樸素，然卻是為身處世的中道，是法師的自覺覺人，自度度人，雖是對出家弟子而言，而對於聲聞之人，亦有本限的義理。他不僅這樣教誨後生弟子，在出家修行的過程中那種認真嚴肅，首重器識的高尚品德，較之在俗時期有過之而無不及，體現在他的一言一行中。弘一法師既從繁華的世間遁入空門，早已把浮名看淡，因此在他修行期間對於世俗的應酬，盡量回避，尤其不結交官場中人。1937年，弘一法師應青島湛山寺之請，前往講律。行前約法三章：一、不為人師;二、不開歡迎會;三、不登報吹名。而且為了防人接船，他特地臨時改搭他船。到了青島之後，除講律外，閉門謝客。有一天，青島市市長來訪，法師拒絕會面。市長設齋邀請，也請不到他。弘一法師特寫“為僧只合居山谷，國士筵中甚不宜”的偈句來婉謝市長的盛情。 1937 年抗戰爆發，法師不顧炮火連天，依舊按預定日程行事。這年冬天，廈門時局緊張，大家勸弘一法師赴內地避難，他卻堅決不願離開廈門，自己給所住的房室題名為“殉教堂”，誓為諸寺院護法，與共存亡，如逢變亂，願以身殉，並以詩“莫嫌老圃秋容淡，猶有黃花晚節香”來言志。這種高標傲世的節操亦可在他 1941 年冬的紅菊花題偈的詩中看出：“亭亭菊一枝，高標矗勁節，雲何色殷紅，殉教應流血。”他自稱“念佛不忘救國，救國必須念佛。”並對此解釋“佛者，覺也，覺了真理，乃能誓捨身命犧牲一切，勇猛精進，救護國家，是故救國必須念佛”。他把身、家、國三者的認識統一起來，真正做到了忘卻我所有的世間，勘破自我，不從自我的立場看世間，從而真正地理解了世間，救護世間。也從此語中亦可以看出，他早年對祖國的滿腔熱血，這時已融化到虔誠的弘法中去，並且置自己的生死於度外了。

　　1942年，弘一法師自感將不久於人世，提前將自己的死期寫信告知幾位如夏丐尊一樣的知交，然後寫下“悲欣交集”的絕筆，此時，他眼中盈滿了點點淚水。

　　弘一法師的一生，無論是做人、為僧，都將生命的熱情傾注到自己所熱愛獻身的事業中，以過人的智慧對生之方式進行自覺的選擇，從而使他的生命在生死流變的過程中超越了生死，作了永久的解脫，實現了無限清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