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您出生於福建省福安縣一個佛教家庭，家庭對您皈依佛教產生了怎樣的影響？在您出家之後，您父母也相繼出家了？

　　答：福安民風淳樸，有深厚的佛教信仰基礎。雖然在文革期間受到沖擊，把寺院變成工廠或生產隊，但在人們內心，還多少保留著對佛教的好感。我們家從祖母開始，都是虔誠的佛教徒，家中經常有出家人來往。這樣的環境下，我從皈依到出家，似乎是水到渠成的，沒有遇到任何來自家庭的違緣。在我出家後，全家六人都先後出家了。

　　2．怎麼在寧德支提寺、閩侯雪峰寺體驗寺院生活的？

　　答：去支提寺，是因為母親發心到那裡幫忙修補藏經，我就跟著同去，並以行者的身份住了下來。到雪峰寺的時候，已經明確將出家作為未來的人生道路。雖然當時對出家的意義並不是十分了解，但我天性就喜歡寺院的生活。後來通過聞思和修學，越來越覺得出家是我生命中的唯一選擇。

　　3．1979年怎麼在鼓山湧泉寺從普雨法師正式剃度的？“文革”期間，湧泉寺受到很大沖擊，您了解的情況是怎麼樣的？

　　答：當時，鼓山湧泉寺正准備恢復，出家人不多，要從周邊寺院找些人過去，我就從雪峰到了鼓山。湧泉寺在文革期間的情況，我了解得不多。只知道寺院變成了園林景區，出家人多數被趕回家去，一部分留下變成了園林工人，而且要改僧裝為便裝。我師父普雨老和尚也是如此，還被打成黑教頭，吃了不少苦。

　　4．怎麼對戒律和唯識情有獨鐘？

　　答：學戒律，和廣化寺圓拙老法師有關。圓老早年親近過弘一大師，非常重視戒律弘揚，視之為住持正法之本。所以在主持恢復廣化寺期間，有心成就幾位年青僧人學律，並為我們創造了良好的修學環境。藉由這個因緣，我得以在廣化寺安心讀了幾年律典，對我後來思考僧團建設等問題有莫大幫助。戒律不僅是三無漏學之一，是修行不可或缺的基礎，還代表著佛陀建立僧團的管理思想，是佛教健康發展的指南和保障。後來在教學中，我也多次開講戒律，對一些律典作了解讀，有兩百多講音像，已經出了五本，還有一百多萬字的書稿在整理中。

　　說到唯識，也不完全是我的主動選擇。我在佛學院學習時，對唯識和中觀都有興趣，不分伯仲。在福建佛學院擔任課程後，因為教學的因緣，就對唯識下了更多功夫。在深入學修的過程中，發現唯識對心性的挖掘、修學原理的開顯，以及認識和世界的關系，闡述得非常清楚。即使對沒有信仰的人來說，也可以從理性的層面接受。而且唯識是立足於妄心建立修行，更適合普通人契入，所以在弘法中也運用得更多。

　　5．禅宗在佛教歷史上，有其激進的一面，不喜歡一級級階梯，而追求頓悟成佛，是否就能擺脫戒律的束縛？像濟公一樣酒肉穿腸過，您認為是否也是可以修行得道的？

　　答：用“激進”來形容是不恰當的。佛陀說法是應機設教，即現代所說的因材施教。因為人有鈍根和利根之分，所以依此建立了頓漸兩套系統的修行。頓悟是直接立足於真心，故能“一超直入如來地”，但這只適合上根利智，屬於精英教育。或者說，是針對特殊人才實施的特殊教育，不具有普遍性，更不能因此否定傳統的修學次第。

　　此外，禅宗也不否定戒律的修行。雖然禅宗提倡“搬柴運水無非是道”，似乎不講究形式。在從某種意義上說，這是一種更為嚴格的修行。因為它直接立足於起心動念，要時時保持覺知，這種用心是綿綿密密的，貫穿於一切時，一切處，可以說，比重點落在身口上的持戒更微妙，要求更高。

　　至於我們現在對濟公的印象，更多是來自各種文藝作品的演繹，其中有不少以訛傳訛的誤讀。事實上，這樣一個成就者的游戲神通，並不在常人理解的范疇。要知道，濟公的行為不是一種修行，而是一個成就者的示現。對於沒有證量的凡夫來說，“酒肉穿腸過，佛祖心中留”不過是一個自欺欺人的借口罷了。濟公也特別告誡說：學我者是要下地獄的。最保險的，還是按戒定慧的常規理路修行。

　　6．講到唯識學，熊十力的《新唯識論》，當時引起了很大的爭議。熊十力將儒家的體用論融入到唯識學中，即體即用，而就佛學而言，體用隨緣而起，隨緣而興，您認為這兩者是否是矛盾的，怎麼看熊十力的學說？熊十力其出發點，是要改變佛學空寂超世的態度，而以儒家積極入世的一面來看待人生，在您看來，這和太虛法師“人間佛教”的理念是否是一致的？您如何理解太虛法師提出的“人間佛教”？

　　答：“即體即用”本身就是佛學的思想，而熊十力走的主要是宋明理學的路線。應該說，他是立足於儒家思想來了解佛學，在學習過程中，並沒有以完全開放的胸懷去接納和了解，而是一種拿來主義式的學習，根據自身立場對一些佛學義理進行重組。但因為他對佛法的理解並不完整，甚至有一定的誤解成分，所以這種思想嫁接是有問題的。

　　在不少人的觀念中，佛教和儒教分別是出世和入世的代表，覺得將兩者結合起來就完美了。事實上，佛教雖然有出世的層面，如聲聞乘，但也有積極入世的層面，如菩薩乘。在很多大乘經典中，我們都可以讀到佛菩薩對眾生的無盡悲願，他們正是在利益眾生的過程中，成就慈悲，圓滿佛果。

　　所以，人生佛教不是來自儒家的入世，而是源於大乘佛教的精神。兩者的區別在於，儒家的入世，因為沒有出世的超然，容易陷入我執和名利。而大乘佛法不僅有入世的一面，還有空的智慧，幫助我們超越對世間的執著。只有在超越的基礎上，才能真正做到“以出世心行入世事”，不為名利所染，不為世事所累。

　　7．在唯識學中，阿賴耶識是最核心也是最神秘的部分。廢名曾作《阿賴耶識論》，對熊十力的《新唯識論》提出了批評，廢名站在一個比較傳統的唯識學的立場上來論述阿賴耶識，認為說阿賴耶就是心，或者我們說真如佛性，世界就是它幻化而成，捨爾巴茨基稱之為“存在的現象部分”，那麼我們是不是就可以否認外部世界的實在性，如何把握這種極為抽象的阿賴耶識而走向解脫？

　　答：唯識要告訴我們的，就是“認識與存在”的關系。從唯識的角度來說，不認為有一個純粹客觀、獨立不變的世界，因為每個人的心都會影響世界的產生和存在。換言之，每個人認識的世界，是沒有離開各自的認識。

　　在唯識學的傳承中，有真谛三藏的舊譯唯識和玄奘三藏的新譯唯識。舊譯認為第八識也是真如佛性，而新譯認為阿賴耶識還是屬於妄識，其中既有雜染的種子，也有清淨的種子。這些雜染種子就是貪嗔癡等種種煩惱，會染污整個心靈世界。修行的過程，就是不斷排除雜染種子，最終將之徹底清空，轉染成淨，轉迷為悟。這就是唯識所說的“轉依”，通過解除迷惑來走向解脫。

　　8．我們知道，熊十力和廢名，都認為自己已經領悟了佛教的真谛，熊十力自稱菩薩，寫《新唯識論》署名“黃岡熊十力造”，廢名也自稱已頓悟成佛，可是在文革中，兩人都抑郁而終，熊十力高呼“中國文化亡了”流淚而逝，1967年，廢名的遺體被擱在一輛平板車上被送往殡儀館。這樣的結果，我們是說，他們對於佛教的理解出現了偏差，沒有真正開悟，抑或從空宗的角度來看，一切都是幻相，是絕對的空無，還是說，面對時代的悲劇，個人的修行和思考也可能會變得渺小和無力？

　　答：熊十力對佛學的理解有嚴重偏差，至於廢名，我並不了解。但有一點，如果是一個成就者，是不會抑郁而終的。因為修行是要超越自身的迷惑煩惱，對聖者來說，不論面對什麼樣的世界，也不論遭遇的是順境還是逆境，都是一樣的。他的心始終是自在的，如如不動的。這是修行成就的重要標准。

　　至於一個成就者對世界有多大的影響，一方面取決於他的悲心和願力，一方面也取決於這個時代的共業。比如聲聞行者是以個人解脫為目標，雖然他也會弘法利生，化世導俗，但不以此作為自己不可推卸的使命。而菩薩行者是發願以幫助一切眾生共同解脫為目標，在這樣的願力下，就會更積極地去投入，去承擔。雖然發願，雖然努力，但佛教認為世間一切由眾緣和合而成，願力可以是無限的，但具體做到多少，對世界有多少影響，還要看時節因緣。

　　9．在唯識學中，因明學是非常獨特的邏輯思辨方式，您認為這樣的邏輯思辨方式在佛教中出現，對佛教的發展產生了什麼樣的影響？

　　答：唯識學的理論建構和傳播都是立足於因明。通過因明的邏輯來建立理論體系，同時也通過因明的思辨去推廣唯識學說，引導更多的人了解唯識。《因明入正理論》說：“能立與能破，及似唯悟他。現量與比量，及似唯自悟。”也就是說，通過因明，可以達到達到自悟和悟他的效果。

　　當然，這只是修行的一個階段。真正的修行，要在確立正見的基礎上，通過禅修來體證。因為佛法修證還有超越邏輯的層面，需要以無分別智契入。

　　10．《心經》是《西游記》中唯一全文引用的經文，從《西游記》中“心猿意馬”的隱喻關系來看，心與孫悟空是對應的，而師徒五人西天取經也是一個克服心魔的過程，但是其中著名的“色即是空，空即是色”的論斷，如果一切都是空，那麼存在還有什麼意義？會不會走向一種虛無主義？如何看待包括龍樹在內的中觀派思想家論空的學說？

　　答：魔由心生，降妖伏魔其實就是降服心魔的過程。從《西游記》中唐僧遇到問題就念《心經》的描述，我們也可以把《心經》理解為一部降魔的寶典。

　　《心經》是六百卷《大般若經》的精髓，而“色不異空，空不異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正是其中的核心思想。這句話並不像常人理解的，一切都是空的，是什麼沒有的。這種思想在佛教中稱為頑空、斷滅空，是佛教所批判的。

　　佛教所說的空，是要否定對“自性”的認識。所謂自性，即認為客觀上有一個獨存的、不變的、不可分割的實體。眾生因為無明和我執，自性見可謂與生俱來。《心經》所要空的不是其他，正是這個自性見，告訴我們：有的當下都是無自性的。但這種無自性並不否定緣起現象的存在，也不否定因緣因果的存在。

　　再如《金剛經》“所謂世界，即非世界，是名世界”的三句式，也是說明同樣的道理，幫助我們正確認識色(物質)和空的關系。在此基礎上，通過禅修，體認到一切現象，乃至每個念頭的本質就是空性。具備這樣的認知，就不會被魔所擾了。

　　11．空有二宗對世界本質的理解是不同的，您自己更傾向於哪一派？

　　答：在佛法修行上，空有二宗各有所長。有宗可以幫助我們更好地認識心性差別，了解認識與存在的關系，同時對菩薩道的修行有非常詳盡的闡述。而空宗是幫助我們對一切存在的現象做本質透視，了解到一切物質和精神都是因緣假相，從而掃除內心執著。對於這兩種方法，我沒有特別傾向，根據不同的對象，適合什麼就用什麼。

　　12．我們知道，佛教在發展的過程中分化成多個宗派，各宗派之間對於佛教的理解、修行的方式都有不同，您是認為殊途同歸還是有所偏廢？

　　答：從最終目標來說，佛教的所有宗派和法門都是殊途同歸的。但也不能否認，某些宗派在發展過程中，會因為特別強調某一點而有所偏廢。佛教雖然有八萬四千法門，但核心要素不外乎皈依、發心、戒律、正見和止觀，不可或缺，否則就會影響它的健康發展。

　　13．在佛教歷史上，不同的版本、不同的經書又會有不同的解釋和爭議，像《壇經》中的“本來無一物，何處惹塵埃”一句，按照敦煌本，應為“佛性常清靜，何處惹塵埃”，差別這麼大，理解上自然會有很大的差異，還有對馬鳴《大乘起信論》是否為偽經歷來就有很大的爭論，在這樣的背景下，如何去偽存真、正確地理解和閱讀佛教典籍？

　　答：佛法博大精深，如果對修學缺乏正見和整體認識，除了不同版本和翻譯帶來的困擾，還會面臨不同經論和修行體系帶來的困擾。我經常說，有些人沒學佛前一大堆人生問題，學佛之後，人生問題沒解決，又增加了一大堆佛法的問題。

　　為什麼會這樣？關鍵是在一個什麼高度來看待。如果我們對佛法的根本精神有充分了解，並具備一宗正見，那麼，版本的差異也好，宗派的分歧也好，其實都不是問題。因為這些只是代表不同的角度，不存在非此即彼的矛盾。

　　那麼，對尚未具備正見的人來說，又該怎麼辦？最保險的辦法，就是在善知識的指導下，有次第地深入修學。因為我們現在能力有限，所見所聞所思都是片面的，很容易迷失方向，南轅北轍。親近善知識，就是讓我們借助善知識的高度來看問題，避免彎路和陷阱。等你達到一定高度，再回望來時路，就盡覽無余了。所以佛陀在《阿含經》中，將善知識的作用稱為“全梵行”，即修行的一切成就都取決於善知識。

　　14．怎麼在南普陀寺的圓通講堂和湛如法師一起為信眾開設了“正信佛教系列”和“人生佛教系列”的講座，開始弘法的？您認為個人的修行和弘法哪個更重要？

　　答：在南普陀開始弘法，一方面是受到台灣佛教的影響，被他們的弘法熱情所感染；一方面是自己覺得，面向社會弘法，以所學利益大眾是很有意義的。有了這個願力，就會有條件，有辦法，所以佛教特別強調願力的作用。

　　對我來說，內修和外弘一樣重要。事實上，這也是每個大乘佛子必須承擔的使命，那就是自利利他，自覺覺他。沒有內修的基礎，外弘就無從談起。沒有外弘的實踐，就不能在利他中圓滿慈悲和智慧的修行。

　　15．在這樣一個非常浮躁，生活節奏如此之快的現代社會裡，現代人面對各種壓力，您覺得他們如何能保持內心的平靜？

　　答：我覺得主要有三點，一是保持簡單自然的生活，凡夫心隨境轉，環境簡單了，心就容易安住；二是學習佛法智慧，對人生有了正確認識，才能看清內心是怎麼回事，知道什麼是最有價值的；三是通過禅修，學會覺知、觀照和調整心行的方法，即調心之道。這三點，也符合佛教的戒定慧三學。其中，戒是營造心靈環境，慧是確立生命方向，定是掌握實戰技術。

　　16．印光法師在自己的臥室裡掛著一個“死”字，了悟生死，您如何看待死亡？莫言受到佛教輪回概念的啟發，寫出了長篇小說《生死疲勞》，在這部小說裡，我們看到，死亡不是解脫，而是另一個痛苦現實的開始，如果真有輪回，您認為一定是“善有善報惡有惡報”的嗎？

　　答：通常，人們是從生活來看生死，似乎有開始有結束。而佛教是從生命來看生死，在生命海洋中，我們這一期的生死，不過是一個泡沫的形成和消失而已。

　　所以，死亡的確不是結束，而是生命延續過程中的一個中轉站。到了這個站點，你就需要轉車。但會轉到哪裡去？下一站的車票，就取決於我們的業力，也就是身體、語言、思想行為形成的心理力量。

　　很多人對“善有善報，惡有惡報”存疑甚至否定，因為從局部現象來看，似乎不見得是這樣的結果。要知道，佛教的因果觀是立足於過去、現在、未來三世，這是兩種完全不同的語境。當然對沒有信仰的人來說，理解起來也許有些障礙。所以，我現在更多是從心靈因果來談。當我們行善的時候，會因此增長愛心和慈悲，會立刻收獲喜樂和安詳，這是當下就感得的回報。至於未來的果報，其實只是這個善行帶來的副產品。事實上，對人生來說，沒有什麼比改善生命品質更重要的了。

　　17．又是怎麼和蘇州西園寺結緣的？

　　答：我1980年去中國佛學院上學，寒暑假回鼓山時會路過蘇州，多次在西園寺小住。當時，安上老法師非常重視文化建設和教育弘法，對我很是關照，這個緣就越結越深。安老生前一直希望創辦“戒幢佛學研究所”，臨終時留下遺命，讓我完成這一心願。我既為他的這種精神所感動，同時也願意盡己所能地為佛教做些什麼，可以說，內因和外緣都很契合。安老之後，接任的普仁大和尚一如既然地重視教育，支持弘法，為四眾弟子創造了良好的學修條件。二十多年來，我雖然經常在全國各地弘法，但西園寺始終是我教育和弘法的基地。

　　18．您現在每天的起居生活是怎麼樣的？各種講座各種邀請，這麼忙，會不會影響到您每日的修行？

　　答：除了外出弘法和研究所的教學任務，日常就是靜修和學習。弘法事務雖忙，但這本身就是修行的重要內容，可以使我不斷印證所修所學。同時，看到社會對佛教的需求越來越多，也在不斷推動我以更大的願心去承擔。當然，日程太滿的話，對個人自修肯定會有影響，這就需要把握好內修和外弘的關系，學以致用，用以促學。

　　19．怎麼開始寫書，並在華東師大出版社出版這五卷本的文集的？

　　答：我在上世紀八十年代開始，就陸續在《法音》和香港《內明》等雜志發表了一些論文。開始面向社會弘法後，也出版了一些演講集。華東師大出版社的這套文集，主要根據我歷年的文章和演講選編而成，按內容分為《處世》等五本，希望對大家有所啟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