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前)即位不久的阿育王是殘暴的，如果我們考察其暴虐的根源，乃是為了鎮壓不同政見者，並樹立個人威信；而更重要的一點乃是為了加強中央集權，即將王權絕對凌駕於臣權之上，這在當時戰爭紛纭、四分五裂的古印度，是必須之舉措。但是阿育王一旦被貼上“暴惡”的標簽，這種局面就很難在短時間內得以改觀。統治一個偌大的國度，光靠秦始皇那般的嚴刑峻法並不能從根本上解決問題，有時候必須采取某種懷柔的政策，這便是統治者的馭臣術的范疇。清人趙藩在成都武侯祠題寫了一副對聯，叫“能攻心則反側自消，自古知兵非好戰；不審勢即寬嚴皆誤，後來治蜀要深思”。這副對聯所言極是，尤其是下聯，治理政事，如果不能做到審時度勢，而一味地講寬講嚴，都是謬誤。當阿育王背上一個暴君的惡名時，此時就必須用“寬”去加以糾正，這就是後來有名的“法治”。這個“法”，就是從佛教中的“法”受到了極大的啟發。而大臣阿妙陀便敏銳地注意到了這一點，他對阿育王說：“王不應為是法，雲何以手殺人——諸臣婇女？王今當立屠殺之人，應有所殺，以付彼人。”從親手殺人，到找人替自己殺人，從某種意義上講，說明阿育王進步了。後來阿育王據說還造訪了地獄，並有幸遇到了一位道德修養極其高超的比丘。當阿育王極其虔誠了聆聽了比丘所宣傳的佛法的教誨後，開始對以前的種種暴行表示了由衷的忏悔：“時，彼阿育王於佛所極生敬信，合掌向比丘作禮：我得大罪，今向比丘忏悔，我之所作甚為不可，願為佛子，受我忏悔！捨心勿復責，我愚人今復歸命。”並立下誓言，要廣造佛塔，恭敬僧寶，對所有出家僧眾實行普同供養：“比丘諸眾尊，我今盡命歸”、“於此閻浮提，普立諸佛塔”。

　　關於洗心革命後的阿育王推行“法治”以及畢生供養佛法僧三寶事跡，各種經典都記載得較為詳盡，此處不再一一贅述。(12月2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