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阿育王晚年的一些事跡，史書記載得比較詳細。如果從歷史的角度看，阿育王晚年似乎犯了一些政治上的錯誤，比如說在治國方面顯得過於柔和，最終導致了大臣們的擅權；從崇佛方面講，他似乎犯了與梁武帝相似的錯誤，即對於行布施方面，似乎有些過頭，結果使國家的財庫受到了極大的影響。當然，如果單從佛教方面看，這畢竟是好事情，起碼對於倡導佛教的進一步發揚光大，起到了推波助瀾的正面作用。

　　在本經中，重點突出兩件事：一是阿育王晚年，仍不遺余力地進行布施活動，直到只剩下最後的半顆阿摩勒果；二是孔雀王朝的末代國王們，對佛教似乎逐漸失去了信心，開始從崇佛而走向滅寺害僧。首先說第一件事。

　　阿育王晚年的時候對於寺院大行布施，自比佛陀時代的“給孤獨長者”。他認為一個普通的長者尚能“以億千金”布施佛與眾比丘，“我今為王，何緣復以億千金施？當以億百千金施”，說明他在布施方面，很想超越他的前輩給孤獨長者。早期布施無外乎四食供養，所謂衣食臥具與醫藥，阿育王一方面“起八萬四千佛塔”，更於“彼諸塔中復施百千金”，以金銀貨幣直接對寺僧進行供養，這個與早期的四食供養已有了較大的差別。比如說他曾作“五歲大會”，以“三百億金供養於彼僧眾中”，對所有凡聖比丘，皆給予了普同供養。不僅如此，阿育王為了行布施，竟連“夫人、婇女、太子、大臣”都一並布施給了聖僧，然後用“四十億金還復贖取”。這種贖身法實際上就是變相的布施金銀，使我們不由地想起了梁武帝四次捨身同泰寺的歷史鬧劇。種種變著法兒的布施，阿育王最後“用九十六億千金”，離他的諾言“百億千金”還差四億千金。此時，阿育王身染重病，自知不久於人世。他開始發愁，“我常所願，欲以滿億百午金作功德，今原不得滿足，便就後世時，計挍前後所施金銀珍寶，唯減四億未滿”。於是阿育王便“辦諸珍寶，送於雞雀寺中”，准備完成他的最後心願。

　　結果這種願意遭到了一位王族的阻撓，這位王族就是太子法益的兒子(也就是阿育王的孫子)，名叫三波提。他對太子父親說：“大王將終不久，今以此珍寶送與寺捨中，今庫藏財寶已竭，諸王法以物為尊，太子今宜斷之，勿使大王用盡也。”可以說到了阿育王的晚年，國庫已嚴重虧空，幾乎到了入不敷出的地步。太子法益認為言之有理，便下令典藏者，“勿復出與大王用之”，說明阿育王對財產的處分權，已經受到了嚴重制約。此時，國王由於病入膏肓，說話已經不那麼好使了。

　　阿育王“自知索諸物不復能得”，於是將“所食金器送於寺中”，結果金器換銀器，銀器換銅器，銅器換瓦器。弄到最後，阿育王手中只剩下半顆阿摩勒果(類似於胡桃)的支配權。他手中拿著此半顆阿摩勒果，對身旁的侍者說：“汝今憶我恩養，汝持此半阿摩勒果送雞雀寺中，作我意……無有財寶布施眾僧，於一切財而不得自在。今唯此半阿摩勒果，我得自由，此是最後布施檀波羅蜜，哀愍我故，納受此施，令我得供養僧福。”為了使大眾能普獲供養，該寺將果子研磨成粉，“著石榴羹中”，最終使得“眾僧一切皆得周遍”。

　　再說第二件事。阿育王逝世後，他的兒孫們(法益、三波提)還是一如既往地關心支持於佛教，並將阿育王生前未如願的“四億諸金”，悉數送往寺中。到阿育王後的大約第七世國王時，這位國王名叫“沸沙蜜多羅”。這位新國王在政治上很想有一番作為，於是他遍問群臣：“我當作何等事，令我名德久存於世？”也就是說他想做一位名垂青史的一代名君。大臣們當然舉出他的先祖阿育王，因為阿育王在世時“造立八萬四千如來塔，復興種種供養”，連沸沙蜜多羅也不得不承認：“大王阿育有大威德，能辦此事，我不能作，更思余事。”正路沒法走，只能走“曲線”，有位惡臣給他出了一個陰招，那就是：世間無外乎兩種人可以名垂千古，即大善和大惡。大善人肯定是當不成了，那麼當個大惡人，做一回千古罪人，那總可以吧？怎麼辦呢？阿育王在世時造八萬四千塔，“王今當行惡行，打壞八萬四千塔”。當然，作為一國之君，總不會糊塗到這等地步！但我們沒有必要去考證歷史，經典中既然如此記載，我們就認為真的如此罷。

　　國王呼諸比丘來，問道：“使我壞塔為善？壞僧房為善？”比丘們的回答是“二不應行！王其欲壞者，寧壞僧房，勿壞佛塔。”結果國王惱怒不已，“殺害比丘，及壞塔寺”，最後竟舉國下令：“若有人能得沙門釋子頭來者，賞之千金。”如此一來，比丘們如過街老鼠，到了人人喊打喊殺的地步。在那種情境下，用“白色恐怖”來形容，絲毫不為過。

　　佛教在摩竭陀國的最後命運，自然是逐漸式微，不得已向周邊國度發展，並在內憂外患之下，最終退出了古印度的歷史舞台。當然，隨著佛教的衰落，孔雀王朝也走到了它生命的盡頭，至公元前187年，最終被一個新的王朝——巽伽王朝所替代。(2月1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