談到布施的功德，我們很容易聯想到達摩祖師與梁武帝之間的一番對話。按照流行的說法，達摩與梁武帝之間的對話大致如下：

　　梁武帝：“朕一生所有造寺、度僧、寫經、弘揚佛法、到底有沒有功德？”

　　達摩：“沒有功德，只是人天之果，有漏之因，如影隨形，看來雖有，實在沒有。”
梁武帝：“如何是真實功德呢？”

　　達摩說：“清淨智慧是微妙圓融，本體空寂，無法可得，如是功德，絕對不是世間上有為之法所能求到的。”
   梁武帝：“如何是聖人所求的第一義谛呢？”

　　達摩：“廓然浩蕩，本無聖賢。”
梁武帝：“對朕者誰？”

　　達摩：“我不認識。”

　　對於這則禅宗公案我們往往都會津津樂道，並作為“話不投機”的有力佐證。關於這則公案是否可靠，印順老法師在《中國禅宗史》中對此評述道：“到了《祖堂集》(九五二)，又增多了梁武帝與達摩——‘廓然無聖’的問答。對當時(十世紀)的禅師來說，這是一則好公案。然將這則公案，作為達摩與武帝的問答，那又不免是托古造新了！”說明這則公案的真實性是很有問題的。然而不管其真偽如何，我覺得對於布施(含造寺度僧等事)究竟有無功德而言，達摩(姑且這麼說)祖師說“無法可得”是很有道理的，因為他是從無相布施“本體空寂”這個角度來說，自然不能說有功德。

　　在本經之中，有一位叫魔瞿婆羅門平生樂善好施，他向佛陀匯報說：“我於家中常行布施，若一人來，施於一個；若二人、三人，乃至百千，悉皆施與。我如是施，得多福不？”佛陀是如何回答的呢？佛陀說：“汝如是施，實得大福。所以者何？以於家中常行布施，一人來乞，即施一人；二人、三人，乃至百千，悉皆施與故，即得大福。”

　　可能我們會納悶：當梁武帝問達摩造寺度僧有無功德時，達摩回答說沒有功德；可是當婆羅門請教布施飯食有無福德時，佛陀卻明確地回答說有大福德，這又如何理解呢？我們知道，歷史上的梁武帝四次捨身同泰寺，一生造塔建寺度生印經無數，據說有時候還登台說法，俨然一副佛家大功德主的姿態，十分得意，這本身就是驕慢心在起作用。事實上武帝此時表面上在請教，實質上是在向大摩祖師炫耀自己對佛教的巨大貢獻，出發點根本就不是在請教，而是自鳴得意。若此時達摩大師認可武帝的說法，便無意中助長了武帝的驕慢情緒——達摩大師斷不會為之。俗話說：不怕懂的，不怕不懂的，就怕半懂半不懂甚至是不懂裝懂的。梁武帝在佛教義理方面不能說不懂，但只是停留於知解層面上，並不究竟徹底，根本原因在於武帝缺乏實證實修的硬功夫。

　　現在我們回過頭來看這位魔瞿婆羅門，他對佛教只有好感，屬於“不懂”的層次。布施本身是好事情，對於一個初學佛的居士而言，我們當然要對之多加勉勵，鼓勵他們多行善少為惡，多行布施多做功德，這樣可以獲得很大的因緣福報。這種循循善誘，便是佛陀“因機施教”的成功例證，對於初學佛者們樹立布施行善的信心很有幫助。我們可以從相反方面試想一下：如果此時婆羅門來請教“常行布施”有無福報時，佛陀回答說“無有福報”，那麼後果將是什麼？肯定會極大地打擊了婆羅門布施的積極性，說不定從此就產生退轉，不再“常行布施”了。我想，對那些尚處於初學佛階段的佛弟子們而言，高談什麼“三輪體空”的玄妙義理是沒有意義的，還不如教導他們“老實念佛”來得實際。所以我們在講解阿含經時，不要先入為主地談什麼大乘小乘，而要根據的聞法對象根性情況對機弘法。佛陀在說法時很注重“因機施教”，因此我們當以佛陀為最高的、最普遍的和最終極的導師，不要自以為是地大談什麼超越和“頓悟”。我個人觀點是：佛住世時，以佛為師；佛滅度後，我們還是要“以佛為師”——佛陀是我們永遠的精神導師！(11.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