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法地點：祇園精捨

　　參加人員：諸比丘

　　經中大意：本經敘述當一位比丘就應善自觀心，觀察後，了解是否得內止，是否得最上慧觀法，或得前者，或得後者，或二者皆不得。如果知道自己已得內止、最上慧觀法的話，就當更求漏盡智通作證。如果畜衣等四資具或親近一切人而增長善法的話，得可以畜衣等或狎習一切人，不然，就不得畜積、狎習。又當分辨可習法，和不可習法，以增長善法，衰退惡不善之法。

　　這部《自觀心經》，我們首先必須搞清楚幾個名詞：

1、內止：就是將自己的內心沉靜下來，專注一處而不散動。止，音譯為“捨摩他”，心心念沉靜，專注於某一固定處不散動，即通常所說的“所緣”。

2、最上慧觀法：根據南傳經文的記載，“最上”就是“增上”的別譯；“觀”為“毗婆捨那”的對譯；“法”為“達磨”的對譯。綜合起來，是指“提升慧的洞察”。

3、四資具：是指衣具、飲食、床榻、村邑四種供養，即私人用活用品。

　　在這部經中，世尊教導我們，要善於觀察我們自己的心，要把“善自觀己心”作為頭等大事來抓，“若有比丘不能善觀於他心者，當自善觀察於己心，應學如是”。觀察他心其實是比較困難的事情，但是我們現實之中的情形往往恰恰相反。我們總喜歡沒事去琢磨別人怎麼想，尤其是一些當下屬的，千方百計去揣度上司的心理；我們總喜歡將心思對著別人，專門去琢磨別人，倒不是琢磨別人有什麼長處和優點，而是變著法兒伺尋人家的短處。而對於自己身上積存的各種毛病習氣，卻從來是置若罔聞，根本不當一回事。所以還是佛陀高明，他說把別人家的事先放一放，解決自己家的麻煩事才是最為要緊的。

　　那麼，我們自家的什麼事情需要解決呢？就是我們的將我們的這顆心看守好，讓它安靜下來，不要四處亂竄，四處胡思亂想，惹是生非。這就是所謂的內止，讓心專注於一處而不散動，讓它變得很聽話，很柔和，就和被截斷雙手的首陀羅那般。“紅塵白浪兩茫茫，忍辱柔和是妙方”，這就是所謂的內止；用《六祖壇經》中的話來講，這就是“安心”。若將內心止靜下來，必然會做到“心靜澄明”，什麼事都看得透徹，什麼理都悟得清清楚楚，如此一來，我們的智慧也就在無形之中得以增長，看問題的角度和深度也就不一樣了，這樣就會達到“最上慧觀法”。

　　如果我們觀察一下，其實“內止”與“最上慧觀法”二者在概念上講並不相同。世尊在分析這個問題時，將比丘的修證情況分成四個層次：

1、已得內止，但不得最上慧觀法；

2、已得最上慧觀法，但不得內止；

3、不得內止，亦不得最上慧觀法；

4、已得內止，亦得最上慧觀法。

　　很顯然，如果能做到第四點，即將內止與最上慧觀法二者兼得，那是最好不過的了。但是，二者兼得總是需要一個過程，因為修行是一個長期積累、循序漸進的過程，不可能做到一蹴而就。有的人主張頓悟，想“立地成佛”，我覺得也有可能，但是，能夠做到頓悟的人，他的根基必然是十分深厚，他在過去世肯定經過了無數的修行，方才取得今天的成就。如果沒有堅實的修行作為基礎，就想一下子頓悟，那是不可能的。同理，有些人干壞事，喜歡用“酒肉穿腸過，佛祖心中留”來自我安慰或為自己開脫。問題是，大多數人“酒肉”是“穿腸過”了，但是“佛祖”能不能還在你的“心中留”呢？這倒是個大問題。所以我們在學佛時，不要信口開河，否則會背下因果，後果是十分嚴重的。

　　佛陀在經中，對弟子們說，對於內止與最上慧觀法，如果缺少其中一樣，作為比丘的，就要努力地證取。倘若比丘既沒有達到內止，又沒有達到最上慧觀法，那麼該怎麼辦呢？就要“速求方便，學極精勤，正念正智，忍不令退，猶人為火燒頭、燒衣，急求方便救頭、救衣”。否則，比丘懶惰懈怠，身心放逸，自然是一事無成，一生庸碌而已。

　　在經文的最後，佛陀談到了“四資具”的問題。我們知道，在原始佛教時期，出家僧人是嚴格奉持“不捉金銀戒”的。但是，一旦人家供養你金銀怎麼辦？對不起，你得如實上交給僧團，讓專門的人保管，以備急需之用。比如說信徒們供養世尊的一切物品，都是由侍者阿難代為保管，佛陀一般也不會過問。可以說，在原始佛教時期，僧團在一定意義上講，是比較“共產主義”的。那時的僧人並不講按勞分配，而是講“按需分配”，准確地說應該是“利和同均”，大家都是平等的，沒有高低貴賤之分，無論你來自婆羅門，還是來自首陀羅種姓，都是平等的，無有差別。

　　但是，隨著佛教影響的日益擴大，信徒們也越來越多，各種衣食供養自然也開始多起來。遇到豐年，或者國王、大臣、富商供養佛陀以及僧眾的時候，除了請大家吃飯，有時候，送些現金貨幣自然也是在所難免。尤其是國王，他的權力很大，有時興致一高，甚至連整個村邑都會施捨給僧團。如此一來，僧團的財富在不斷地增加，甚至出現了僧人私人財產的概念。根據我個人的觀點，上座部之所以與大部分產生了分裂，除了對教義的理解產生分歧以外，其中一個關鍵因素，就是僧人財產如何處理與分配的問題。如果我們對“十事非法”進行分析，從第一點至第九點，都是屬於小小戒的范圍，不值得大驚小怪，它們並不是導致第二次結集爭論的焦點。而唯獨第十點，即“金銀淨”一條，則是二者分歧的根本所在。上座部主張絕對不可以持，大眾部主張可以持有。從順應時代發展的角度看，第二次佛經結集應是佛陀滅度一百年以後，當時貨幣流通已十分頻繁，商業呈高度發達之狀。如果此時一定要大家不能蓄持金銀，顯然不合時宜。其實，佛陀在這部經中對這個問題已經表明了自己的態度，只是大家沒有用心去領會罷了。比如說，對於衣、食、床榻、村邑等四資具，既不可以蓄存，也不可以蓄存。那麼，什麼情況下不可以蓄存、可以蓄存呢？就是說，“若畜衣便增長惡不善之法、衰退善法者，如是衣我說不得畜”。相反，“若畜衣便增長善法、衰退惡不善法者，旭是衣我說得畜”。在這裡，佛陀為我們講得很清楚，就是畜衣具，本來並不是什麼壞事，但是倘若我們因為有了衣具可畜，便生起不善之法了，那樣就不可以畜衣了。如果用此理來運用到捉金銀戒上，我們可以這樣說，如果捉金銀後，對於增長善法有所幫助，那麼就可以捉金銀；相反，就不可捉金銀。就是主，金錢本身並沒有好壞之分，主要是看你如何獲取、如何使用它們。如果“取之有道”或用在正道上，就是好事，錢當然越多越好；但是如果你“取之無道”，或者把錢用在了危害人類的事情上，那麼就是壞事，有不如無。如果不加分析地說金錢是萬惡之源，則會落於教條。出家比丘在對待金錢問題上也是如此，摩尼寶珠是讓你用來為大眾夜晚照明的，不是讓你掛在脖子上四處炫耀的。“若自為受畜金銀珍寶清淨者，五欲功德悉應清淨”。當然，隨著時代的發展，要求每一位手捉金銀的比丘都能做到“五欲清淨”，顯然是不現實的。畢竟佛教講與時俱進，並不主張僵化教條的那一套。

　　在經文的最後，佛陀也談到“狎習”之事。“狎習”就是親近，與人密切交往。什麼人可以親近？就是對自己道業有幫助的人；相反，有損於道業增長的，就不要去親近他，且要遠離他。這點與孔子的話有些相似：“擇其善者而從之，擇其不善者而改之”。我們平時常講要親近善知識，就是這個道理。(2009年6月5日於南海普陀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