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在，佛教界從各個佛學院開始，慢慢趨向佛學的學術研究。現在學術研究所采用的方法，基本上是歐美、日本的。這裡有一點值得我們重視，即佛陀說教的原則，這個原則就是“契理”和“契機”。長期以來，根據我個人對學術界的接觸，發現很多學者在研究佛學或者研究其他各種學問的過程中，非常重視學術上的個人創見，倘若個人有創造性的觀點，與別人看法不一樣，就足以顯示出個人在學術研究中的地位。但如此一來，往往忽略契理這一方面，而未注意所研究的問題，其結論是否契合事實。所謂的學術，它的意義是為了求真，但在追求獨特的見解時，有時卻忽略了求真。所以我們在學術研究的過程中在運用現代學術研究方法的同時，應注意“契理”這一根本，這是第一點。
　　第二點，就是現代所謂的“學術研究規范”，如剛才提到的歐美、日本近百年所采用的方法。方法的本身是一種工具，譬如說，古代所采用的學術研究工具和方法就有很多，例如中國古代大德的表達方式，而西方那些大哲學家，如柏拉圖、黑格爾等等，也都有自己的表達方式。就是說，所謂的“現代學術的規范”，並非唯一的、最好的表達方式，方法可以有很多種。現代很多學者在做研究時，往往就只有這一套“學術史的回顧”：“我要解決什麼問題”、“已解決什麼問題”、“還有什麼沒有研究的”。我認為這樣的方法僅僅是人類思想研究方法中的一種，但絕非唯一的。過去有很多大思想家，他們也沒有依照這一套規范來治學。如隋唐時期的八大宗派祖師，乃至西方的大哲學家，他們的著作都闡述了無量的智慧，但並沒有運用這些規范，也不會因為沒有這些規范而失去思想上的價值。所以，我們不能把學術規范當作衡量學術價值的唯一標准。
　　第三點，將研究純粹地學術化，往往會把學術和實用性脫離，即學術歸學術，不重視它在實際生活中的作用。其實，佛學的研究應重視佛學在當今社會的作用，即它所擔負的淨化社會、淨化人心的使命。佛陀在《箭喻經》裡，就非常重視佛法的這種現實作用。佛陀說法是非常注重其實用性的，現今社會存在太多的問題，如道德問題、人類煩惱的問題等，這些問題佛法都有能力來解決，關鍵是我們如何運用。在今天，我們固然要對傳統文化有所繼承，對佛教傳統有所繼承，固然要對很多佛教文獻進行和研究，但這些工作應該要有一個明確的目的，所謂目的，就是要重視它在現實社會的意義和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