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國文化史上，雖有先秦的諸子百家，但漢魏以來活躍於社會的主要是儒釋道三家。其中，唯佛教屬外來文化。但它在中國流傳的兩千多年中，和傳統文化水乳交織，並以其豐厚的思想義理深深影響著國人，與源自本土的儒、道二教呈鼎立之勢，成為中國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正確認識佛教，不僅能幫助我們認識生命真相、解決煩惱痛苦，也能使我們對中國傳統文化有全面、深入的了解。��

　　佛教在西漢哀帝時傳入中國，歷經南北朝的弘傳，至隋唐而達鼎盛。佛教在中國傳播的初期，主要從事兩方面工作：一是佛經翻譯，一是義學研究。對佛經的翻譯，使漢傳佛教較為完整地繼承了印度早期和中期的佛教思想；而對義學的研究，則使佛教在中國形成了不同的思想體系，即天台宗、三論宗、華嚴宗、禅宗、淨土宗、唯識宗、律宗、密宗八大宗派。

　　宗派的形成，並非中國特有的新生事物。不論在早期印度，還是南傳、藏傳地區，都曾出現過不同的教派。之所以會有宗派之分，主要是因為佛教博大精深，任何人都難以完整掌握。祖師們為了佛法弘揚的需要，同時也為了便於人們修學，便根據某部經論或內容相似的的經論，建立起各自的修學體系，進而演變為不同宗派。��

　　漢傳佛教的各大宗派多創立於隋唐，但其歷史卻可追溯至南北朝甚至更早。如淨土宗初祖為東晉慧遠，而實際創立者乃唐代善導。天台宗初祖為北齊慧文，因讀《大智度論》領悟“三智一心中得”，又從《中論》悟到“一心三觀”。慧思繼承此說，結合《法華經》要義，傳至智者形成“一念三千”、“三谛圓融”的思想，正式創立了天台宗。由此可見，任何思想體系並非一蹴而就，而須經過幾百年的積累、幾代人的總結方能形成。其後，還有賴於修行成就者的代代傳承來維系不墮。��

　　中國的宗派佛教有著自身特色。首先，每個宗派皆有各自的依據典藉，如天台宗依《法華經》，華嚴宗依《華嚴經》。其次，各宗還有自身的思想傳承，或淵源於印度，如唯識宗以彌勒菩薩為初祖，三論宗以龍樹菩薩為初祖；或萌芽於本土，如前面所說的淨土宗及天台宗。第三，各宗對世尊一代教法也有不同的評判標准，即判教，如天台的五時八教，華嚴的五教等。除此而外，因為各宗核心理論的不同，還形成了自身獨有的修行法門。

　　中國宗派佛教的形成，不僅標志著國人對佛法思考和認識的成熟，同時也體現了漢傳佛教本土化工作的完成。宗派佛教繼承了印度大乘佛教思想，但這種繼承並不是拷貝，而是根植於華夏文明的土壤中，溶入了本土文化的色彩。如天台、華嚴、禅宗的盛行，皆與中國傳統文化及國人習性有關。可以這麼說，宗派佛教是具有中國特色的佛教。��

　　自唐宋以降，中國國勢日衰，佛教弘傳也隨之走向衰落。其中，唯識宗因缺乏漢文化的基礎，雖有玄奘三藏為之憚精竭慮，但僅傳兩、三代便已湮沒無聞。而律宗、三論宗在中國也未能廣泛弘揚，經武宗、世宗滅佛之劫，重要典藉散佚不見。幸而這些失傳的典籍在鄰國東瀛尚保存著，清末民初又回歸故土。至於天台、華嚴，雖為國人尊崇，但在流傳過程中，證法傳承未能完整沿襲下來，終致有教無觀。最後，唯禅宗、淨土因解、行簡單得以普及，可究其實，同樣也存在不少問題。��

　　法門的衰微令我感慨，同時也促使我不斷反思：衰落之因究竟何在？在多年修學過程中，我逐漸發現，其中部分宗派確實先天存在不足，僅能作為一種思想體系或實修法門，尚不足以形成獨立的修學體系。我認為，作為完整的修學體系，應該具備五大要素：即皈依、菩提心、戒律、聞思正見和止觀實踐，缺一不可。��

　　皈依，是成為佛弟子的基本手續，也是對於佛陀言教信受奉行的必要前提。佛弟子能否認真實踐佛陀教法，關鍵就在於，是否對三寶生起真切的皈依之心，是否真正認識到三寶對改善生命、實踐人生最高價值的作用。即便有了這樣的認識，皈依後還得不斷修習皈依。因為生命是無盡的積累，在此過程中，凡夫心早已形成巨大的力量。我們唯有不斷念死無常，觀想三寶功德，才能減少凡夫心的作用，使三寶在我們內心逐漸生根發芽，最終成為人生的主導力量。遺憾的是，漢傳各宗對皈依的修習多未特別提倡，使當前教界出現嚴重的信仰淡化現象。��

　　大乘本是積極入世的佛教，可在中國卻給民眾留下消極出世的印象。為什麼會這樣？歸根結底，正是因為忽略菩提心所致。以往，我們一直認為大乘經典便代表著大乘佛教，學習大乘經論自然便是大乘行者。卻不知區別大小乘的關鍵在於發心，在於是否具足菩提心。因為菩提心才是成佛的不共因，才是大乘的不共教法。反觀漢傳佛教的各大宗派，普遍對菩提心不夠重視。也正因為如此，在很多人的心目中，六度四攝等菩薩行門，似乎只是為大菩薩們所說，與個人修學並無關聯。��

　　戒律是佛法修行的基礎，聲聞乘的五分法身是戒、定、慧、解脫、解脫知見，而大乘也以戒為無上菩提本，這都說明戒律在修行中的重要性。中國祖師將戒律單獨建構為一個宗派，其用意應該是加強人們對戒律的重視，從而更好地學戒、持戒。可是，當戒律以宗派的獨立形式存在時，往往有人將戒律的作用無限誇大，以為持戒便是修行的一切。事實上，戒律並不能作為完整的修學體系，因為它只是修行的共同基礎而不是一切。同時，學習戒律也不是律宗行者的專利，而是每個佛子的行為准則。��

　　聞思正見也非常重要。八正道為佛法的修學要領，其中便以正見為首。《阿含經》的四預流支，為親近善知識、聽聞正法、如理作意、法隨法行；大乘經論中，則提倡以聞、思、修入三摩地。可見，大小乘經教都很重視正見的獲得。唯有在正見指導下，才能如法修行。而在漢傳佛教中，流傳最廣的禅宗和淨土宗都沒有特別強調聞思正見的重要性。達摩西來，在傳佛心印的同時，也提出以《楞伽》印心，但只是悟後印心而用。而禅宗提倡的“不立文字，教外別傳，直指人心，見性成佛”，卻成為不少人遠離經教的依據。當然，在教理研究極為發達的隋唐時代，許多人在進入禅門之先已有深厚的教理基礎，不特別強調正見似乎並無大礙。更何況，其時高僧輩出，學人即使在教理上弱些，但有大善知識的耳提面命，修行也不至於出現偏差。但到了教理衰落、宗門無人的時代，若仍不重視聞思正見，修行無異是盲修瞎練了。��

　　教和觀為佛教修行的兩大要領。任何一個宗派，不僅要有經教作為理論建構，還須具備瑜伽止觀的實踐方法。各宗的修行法門，多是祖師在繼承世尊教法的基礎上，結合自身的修行經驗，代代相傳而來。如三論宗有鸠摩羅什、僧肇、僧朗、僧诠、法朗、吉藏，華嚴宗有杜順、智俨、法藏、澄觀、宗密，禅宗更是一花開五葉，法脈得綿延。這些宗派在早期都有非常殊勝的證法傳承，至今卻多已中斷。由於缺乏修證傳承，使學人無法將聞思正見落實於止觀實踐，成為引發根本智、契入空性的方便。同時，因為對空性慧缺乏體驗，對義理的修學也無法深入下去。��

　　清末民初以來，佛教呈現復興趨勢。其時，有虛雲老和尚弘揚禅宗，印光大師弘揚淨土，谛閒法師、倓虛法師弘揚天台，興慈法師弘揚華嚴，弘一律師弘揚律宗。這些大德在大江南北弘化一方，並對社會產生了一定影響。在他們弘揚傳統宗派佛教的同時，太虛大師則積極致力於人生佛教的弘揚，一方面是為了革除佛教在流傳過程中出現的陋習，一方面是提倡佛教應立足於現實人生，由人乘而抵達佛道，所謂“人成即佛成”。��

　　人生佛教的提出，為流於神秘化、鬼神化、出世化的佛教賦予了嶄新的形象。使佛教得以走入現實人生，對社會存在的各種問題給予全面關注，充分體現了佛教濟世利人的慈悲情懷，對於佛教的普及無疑具有重大意義。但有些人卻不能正確把握人生佛教的內涵，以為佛教只關心現實人生的幸福，忘卻了佛教特有的三乘解脫及大乘不共教法。從而使佛教在當今社會的弘揚出現膚淺化、世俗化的傾向，這一現象值得我們加以關注。��

　　在當代的佛教弘揚中，還出現了不同以往的動向，那便是學術化的佛教。在相當一段時期，佛教因被視作迷信而為世人所不屑。自趙樸老提出“佛教是文化”之說，才使佛教重新引起文化界的關注。近年來，許多高校也開始重視佛學研究，紛紛成立宗教研究所及佛學中心，更有不少學者投身於佛學研究的熱潮。佛教界對此也表現得相當積極，一些青年僧人先後進入國內外高校攻讀學位，各地寺院也紛紛舉辦學術會議、創辦學術刊物。這種潮流，對於佛教在文化界的推廣顯然有著積極意義。可學術所能關注的，只是佛教作為文化的層面，而佛教所具有的深刻義理及內證，並不是僅靠學術研究便能觸及的。作為住持佛法、荷擔如來家務的僧伽，如果只關心學術層面的佛教，勢必會失去僧伽本色。��

　　鑒於佛教在流傳過程中存在的種種弊端，我認為，未來的佛教發展應該注意以下幾個方面：首先要重視皈依的修習，此為佛法根本所在，不重視皈依，也就失去了佛法的根本。其次是菩提心，大乘法門的修學必須以菩提心為前提，唯其如此，才能導入佛道，而不是停留於人天乘或只求自了。第三是受持戒律，戒律是一切修行的基礎，同時也是修行取得成就的基本保障。第四是聞思正見，以正見為指引，修行才能擁有正確方向，而不是在上下求索中蹉跎一生。第五是止觀實踐，以此將佛法智慧落實於心行，成為改善生命的力量。缺少這一核心，所學的教理就會失去生命力。��

　　或許有人會說，“即心即佛”或“自性彌陀，唯心淨土”便可，何必如此復雜？的確，這兩句話代表了很高的見地。可作為一種層次極高的見，並不適合所有人。事實上，它們的起點之高，只有極少數上根利智者才有能力承擔。因為“即心即佛”並非一般人當下的境界，眾生雖然具有佛性，但無始以來仍滯留於凡夫心的狀態。而從凡夫心到佛心的圓滿成就，必須有方便善巧的法門作為途徑。不然的話，即使我們將“即心即佛”或“自性彌陀，唯心淨土”高喊一萬年，依然無法從凡夫心的狀態中獲得解脫。��

　　那麼，捨凡夫心、成就佛心的關鍵是什麼呢？便是菩提心、菩薩行和正見。凡夫的願和行皆從凡夫心出發，最終成就的自然是凡夫心。如果我們希望成就無上菩提，便要發起菩提心。而菩薩道的六度四攝，則是成就佛果悲智二德不可或缺的方便。盡管眾生本具如來智慧德相，但這一寶藏要有相應的方便才能發掘出來。聲聞乘的聖者雖然也證得法性，卻未能成就無量功德，便是因為缺少菩提心及六度四攝的方便行。除了菩提心和菩薩行，還需要正見作為指導。我們現有的心行基礎為凡夫心，它早已成為我們生命中的主人翁，不論我們做什麼都難以超越它的作用。聞思正見能幫助我們認識凡夫心的本質，並在根本上克服它、瓦解它，從而使生命得到超越。��

　　對於人生佛教的弘揚，菩提心、空性見也是必不可少的。單純一種善行，很難判斷它屬於佛法修行中哪個層次。如布施法門，人天乘、解脫道、菩薩道都在提倡。依人天乘的增上心去修習，便是人天乘善法；依聲聞乘的出離心修習，便是解脫行；依菩提心修行，便是菩薩行。菩薩行又包括有漏的凡夫行和無漏的聖賢行，地前菩薩尚未擺脫凡夫心的作用，所修布施仍為有漏善行。而菩薩在修習布施的過程中，不斷以空性見消除凡夫心的作用，最終契入空性，成就勝義菩提心。由此可見，唯有在菩提心、空性見的指導下，人天善行才能上升為菩薩行。否則的話，人生佛教很可能會演變為人乘佛教。��

　　我提出了修學大乘佛法的五大要素，雖然沒什麼新意，卻是修學各宗派必須具備的根本條件。希望我們能以此重新審視漢傳佛教，看看自己尊崇的宗派是否具備這些條件，或者本來具足，卻久已被我們忽略。同時，更要檢討一下自己的修學：是否對三寶生起真切皈依之心？菩提心可曾發起？是否按戒律生活？是否具備聞思正見？能否落實於止觀，成為契入空性的方便？是否遵循相應的修學道次第？如果具備了這些條件，相信大家的修行一定會有結果。若是缺少某個環節，就應該及時彌補。那麼，如何進行彌補呢？自宗本有這些內容就從自宗補充。若自宗缺乏這些內容，就應該吸收他宗的長處，以此完善自宗的修學。��

　　可能有人會提出，從這五大要素來看，藏傳佛教似乎比傳佛教更完善，我們何不直接修學藏傳佛教呢？不可否認，藏傳佛教的確有它的長處，有值得我們借鑒的地方。但藏傳佛教是根植於藏文化的土壤，漢地信眾未必都有能力正確認識。比如，藏傳佛教濃厚的神化色彩，與政治及民俗文化密不可分，對上師的絕對信仰，許多被神聖化的世俗生活及人，等等。我們估且不去評論這些特殊現象的對與錯，但對於尚未具足聞思正見，又缺乏藏地生活基礎，甚至無法直接與上師進行語言溝通的漢族來說，要從這些復雜現象中厘清是非，還是有相當難度的。如果對這些問題沒有明確認識，又如何能深入修學藏傳佛教？��

　　藏傳佛教的不共之處在於密乘，而密乘的修行卻離不開顯教的基礎。不論格魯還是寧瑪的道場，都主張先用心學習顯教經論。缺乏扎實的顯教基礎，就沒有資格修習密法。而顯教這部分經論，在漢傳和藏傳佛教中都有。我提出的五大要素，也是藏傳和漢傳佛教共通的，只是藏傳佛教在宗派建構上保存得更完整些。另外，密乘在實修上有些特殊的方便，也值得我們借鑒。事實上，當我們對空性有所契入之後，返觀漢傳佛教史上的大德著述，就會發現其中蘊涵著無量的妙方便。��

　　在佛教的三大語系中，還有南傳佛教。南傳佛教繼承了早期的佛教思想，修行的依據典籍是《五尼柯耶》，相當於漢傳佛教的《阿含經》。聲聞乘的三藏聖典中，也有嚴謹的道次第和非常簡明的成就解脫方法。尤其值得稱道的是，他們在生活上保存了原始僧團的風格，托缽乞食，不事生產，唯以學教、禅修、弘法為業。這種純粹的宗教生活，給人感覺莊嚴而神聖。佛教分聲聞乘和菩薩乘，在印度佛教史上，唯有聲聞乘才有嚴謹的僧團建構。而大乘的菩薩行者，如龍樹、無著、世親，皆依部派佛教的僧團出家。在藏漢兩地，僧眾多是兼有比丘、菩薩的雙重身分。對於佛教的健康發展來說，嚴謹的僧團建構，如法如律的修行生活，也是不可缺少的條件。��

　　在此，讓我們共同祈求三寶加被，龍天護持，祈求教界同仁們一起發心，依此五大要素修學漢傳的宗派佛教，並吸收藏傳、南傳佛教的長處。如果能做到這些，相信漢傳佛教一定可以復興。��

　　戒幢佛學研究所自創辦以來，始終關注佛教的興衰。經過多年探索，我們終於認識到佛法的核心所在。作為教界創辦的研究所，我們研究佛法並不單純是為了取得學術成果，而是為了解決佛教在弘揚中存在的各種問題，希望通過研究找到契理契機的解決方法，使佛教能夠健康發展。我們辦學的目的，也不僅是為了成就一些人學習，而是要培養具足菩提心和正見的僧才，培養荷擔如來家業的法門龍象。��

　　本著這樣的宗旨，戒幢佛學研究所推出《戒幢佛學論叢》。希望通過這套論叢，將教界、學界對未來佛教健康發展及當前佛法修學具有指導意義的成果陸續編輯出版。在此，也感謝上海古籍出版社對這一工作的參與和支持。

　　2004年春寫於五老峰阿蘭若��
　　2007年修訂於西園戒幢律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