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池明

　　民國三年(1914年)《佛學叢報》發表印光大師四篇論文以後，引起一些居士的注意。其中徐蔚如居士最為重視，他說：“霨受而讀之，合掌歡喜，歎未曾有。大法陵夷，於今為極。不圖當世尚有具正知正見如我師者。續佛慧命，於是乎在。師之文，蓋無一語無來歷。深入顯出，妙契時機。誠末法中應病良藥也。”因此，他開始搜集和流通印光大師的文章。

　　民國六年(1917年)，徐居士得到印光法師給他的朋友鄧伯誠兄弟的三封書信，刻印流通，稱為《印光法師信稿》。

　　民國七年(1918年)春，徐居士以歷年搜訪所得印光大師之文二十二篇，印於京師，稱為《印光法師文鈔》，這是最早版本的《印光法師文鈔》。

　　民國八年(1919年)秋，徐蔚如居士又將搜集到的師文三十八篇，印為《印光法師文鈔》續編，將民國七年所印文鈔稱為初編，一同刻印流通。是年冬天，徐居士母親病故，他回上海辦理喪事，索要《印光法師文鈔》的缁素很多。於是與上海商務印書館商議，准備重付排印，以廣流通。經過張雲雷居士，廣為征集。加上徐霨如續搜之稿，共增加三十四篇。由周孟由，朱赤萌，黃幼希三位居士按類編次。詳為校勘，仍名為《印光法師文鈔》。

　　在編輯過程中，有一件小事很能反映印光大師反對浮華俗套的為人和個性。大師在給李慧實居士的信中談到這件事。“民國九年有數弟子於上海排印文鈔，(十年正月出書，系二本之文鈔。)即以照片小傳請。光謂如此，則並文鈔亦決不許印，遂止。汝不知此事，故為汝說，以免汝轉求照片而妄印之。光縱不能挽回近世虛浮奢靡之惡派，決不肯隨波逐浪以效彼之所為耳。”

　　還有一件事也反映大師以弘法為家務的精神，戚智周居士(後隨真大和尚出家為明道法師)供養大師夏布和棉被墊，大師轉賣以後用於商務印書館文鈔的印刷費用。他在給戚居士的信中說：“智周慧鑒，昨日真如寺研慧師來代手書並棉被墊一付無訛。竊念居士愛我情深，感激不已。然光固有被墊，以八元轉賣於人，並去年夏布賣九元。共十七元以作施送文鈔之助。文鈔現由商務印書館另編排印出尚未訂齊。過幾日當即寄來。光自己訂一百元書，丁福保亦訂五十元。余有友人托訂百數十元。書近七百部。除友人自施外，光一百元書，托張雲雷寄之四方以結法緣。待寄來時，當寄一包，共五部。除自存外，酌量送人。汝十七元亦入此數。作我預訂算。可請四十幾部。此四十幾部，有一、二人閱之生信，依教奉行，其利益比光自服用之利益，實天地懸隔。況不止一二人乎。切勿以光不諒人情，送來不用轉賣見怪。則幸甚。嘉興亦與古農寄一包，令施送爾。若有人要，當令彼向上海請。或杭州商務印書分館請。切勿再向光要。以光所請者，皆派而送之。若特去又請而結緣，則無此財力爾。商務印書館定作大洋五角五分，除先預定作七折算，此外皆納實價。以後再勿寄衣物來，若念光愚誠，但志心念佛敦倫，並隨緣化導，比寄衣物，勝之多矣。”

　　周孟由居士等征求到幾位教界和學界名流對《印光法師文鈔》的題詞。

　　一是出家不久的文化名人弘一法師。他題詞說：

　　是阿伽陀，以療群疚。契理契機，十方宏覆。普願見聞，歡喜信受。聯華萼於西池，等無量之光壽。

　　庚申暮春，印光老人文鈔镌板。建東，雲雷囑致弁辭。余於老人向未奉承，然嘗服膺高軌，冥契淵致。老人之文，如日月歷天，普燭群品。寧俟鄙倍，量斯匡廓。比復敦促，未可默已。辄綴短思，隨喜歌頌。若夫翔繹之美，當復俟諸耆哲。大慈後學弘一釋演音稽首敬記。

　　寐叟(沈曾植)題詞：

　　識無量病，與無量藥。見佛性故，回己濟他。寐叟敬題

　　湛翁(馬一浮居士)為大師文鈔題詞說：

　　諸三昧中，功高易進，念佛為先。入此三昧已，一切三昧，皆得具足。抑揚之說，信非笃論。法寧有異，異自人耳。今時賢哲，亦盛談義。然濁智流轉，玄言奚裨。自非冥懷凝寂，豈能廓彼重昏？決知火宅無安，乃悟樂邦非邈。故謂從心現境，境即是心。攝所歸能，他即是自。欲求方便趣入之道，捨淨土何由哉！印光法師，此宗尊宿。俯提弱喪，罄吐誠言。辭致懇恻，與蓮池為近。雲雷居士，倡緣弘布，深植淨因。遠征題識，聊為贊喜。其諸大心上士，夙志津拔修途，游履安養者，蓋必有質於是也。庚申二月湛翁書

　　梁啟超先生為大師文鈔題簽並題詞：

　　古德弘法，皆觑破時節因緣，應機調伏眾生。印光大師，文字三昧，真今日群盲之眼也。誦此後，更進以蓮池，憨山，紫柏，蕅益諸集，培足信根。庶解行證得，有下手處。啟超具縛凡夫，何足以測　大師。述所受益，用策精進雲爾。

　　民國十三年，商務印書館出版《新印印光法師文鈔》，馮夢華居士題簽，王一亭居士畫阿彌陀佛接引像。大書法家吳昌碩先生題詞：

　　心即佛，誦有聲，如如口，無無明。一塵不染根性情。佛說如是吾其靈。甲子初夏吳昌碩時年八十又一。

　　1、上面題詞的人中弘一大師與印光大師的因緣最深，也許正是因為吳建東、張雲雷請弘一法師題詞的緣故，弘一大師得讀印光法師文鈔，進而向印光大師咨詢問學，在修行方面遠宗蕅益，近宗印光，最後虔誠拜入印光大師門牆。弘一法師(1880—1942)俗姓李，幼名文濤，又名廣侯，別號息霜，法名演音又稱弘一。原籍浙江平湖，光緒六年(1880)生於天津。擅長於書畫、篆刻。曾留學日本，學習西畫和音樂，留日時名岸，號叔同。回國後在天津、浙江、南京等地學校任教。主編過音樂小雜志、文美雜志，兼樂曲創作。民國七年在杭州從虎跑寺了悟和尚出家，隔年於靈隱寺受具足戒。自此一改過去浪漫的生活，清苦自持，不收徒、不建寺，以弘揚南山律為畢生之志，創設南山律學院。抗日戰爭時期，弘一大師提出“念佛不望救國，救國不忘年佛”的口號，身體力行，積極參加抗日救亡運動，在宗教界產生重大影響。弘一大師於1942年圓寂於泉州。著有四分律比丘戒相表記、南山道祖略譜等及演講集行世。

　　2、沈曾植(寐叟)(1850—1922)，浙江吳興人，字子培，號乙庵。清末官至布政使，民國時以遺老自居。雖然我們在遺老的形象中窺出一絲保守、刻板、落伍的色彩，但是書法上，沈寐叟卻是一個相當有膽魄的創新大家，他以北碑傳統為基點，在深入到書法藝術的表現(形式表現與線條表現)的深層內容之後，沈寐叟毅然決然，在以方筆作行草書方面作出了成功的嘗試。他的方筆斬截、銳而不峭、厚而不滯，見出極強的駕馭功底。但更令人振奮的，還在於他以方筆頓挫帶動行草書的連貫意識，把具體的連貫按照頓挫間隔成一組組意的連貫，在其中，既有古代章草的某種結體意識，又有努力求空間開張的橫向宕開，更有方線條稜角、鋒尖在不斷交替過程中的勾連吻合之美，值得注意的是：這種種出眾效果都是在流暢的揮灑過程中自然呈現，而不是刻意做作而成的。

　　3、馬一浮( 1882—1967)，浙江紹興人。原名浮，又字一佛，幼名福田，號湛翁、被揭，晚號蠲叟、蠲戲老人。幼習經史，16歲應縣試名列榜首。1899年赴上海學習英、法、拉丁文。1901年與馬君武、謝無量合辦《翻譯世界》。1903年留學北美，習西歐文學，曾預撰《歐洲文學四史》等著作。後又游學德國，學德文。回國時帶回德文版馬克思的《資本論》。不久又留學日本，研究西方哲學。1911年回過，贊同孫中山領導的辛亥革命，常撰文宣傳西方進步思想。後潛心考據、義理之學，研究古代哲學、佛學、文學等。抗日戰爭爆發後，應竺可桢聘請，任浙江大學教授，又去江西、廣西講學。1939年夏，在四川籌設復性書院任院長兼主講。抗戰勝利後回杭。1953年任浙江文史館館長。1964年任中央文史館副館長。是第二、第三屆全國政協委員會特邀代表。精詩詞，書法多山林氣，篆刻篆刻崇尚漢印。一生著述宏富，有“儒釋哲一代宗師”之稱，主要有《太和會語》、《宜山會語》、《復性書院講錄》、《爾雅台答問》、《爾雅台答問繼編》、《朱子讀書法》、《老子道德經注》、《蠲戲齋佛學論著》、《馬一浮篆刻》、《蠲戲齋詩集》等。馬一浮不僅以學問、詩文名噪學林，而且還以精湛的書法藝術，馳譽書壇，他有多方面的才能以及淵博的學問與藝術修養，他是20世紀一位不可多得的通人，是一位令人敬仰的“國學大師”，生前被聘為全國政協特邀委員，浙江省文史館館長。

　　4、梁啟超居士通過張雲雷的關系把印光大師引為知己，從題詞中可以看到他對印光法師贊歎有加。印光大師在給張雲雷居士的信中也給了梁居士修持上的建議：“梁任公，有出群之才，值相忌之世。何不卷而懷之，賦歸欤而力究出世大法，以期徹悟本具妙性。又須力修淨業，回向往生。俾所悟者，一一親證。然後乘大願輪，示生濁世。以不思議神通變化，作對治法。於強弗友，剛克。燮友，柔克。無論上中下根，無一不被其澤。此大丈夫繼往開來，自利利他之究竟實義。於此時此世，而不竭力研究。徒存憂世之心，不免危身之慮。乃英雄豪傑憤世悶時之跡，非聖賢素位而行，樂天知命之本色也。宿生培此慧根，固不容易。倘不於此專精致力，以期親證。則如坯器未火，經雨則化。光陰短促，人命幾何。一氣不來，即屬後世。未證道人，從悟入迷者，萬有十千。從悟增悟者，億無一二。忍令無上法器之坯，經再生之雨，而復為塵土乎哉。任公與光，素無交情。近以謬聽人言，亦可攀為知己。知己者為知己謀，須於大體統處立言，方不失為一言相契，畢生知己之誼也。不知梁公視此，為豎點頭乎，抑橫搖首乎。祈以此意轉達之。” 梁啟超(1873—1929)，字卓如，號任公，筆名主要有過哀時客、飲冰子、飲冰室主人、新民子、中國之新民、自由齋主人、曼殊室主人、少年中國之少年等。廣東新會人。他是中國近代資產階級改良派的著名政治活動家、思想家、文學家和學者。他興趣廣泛，學識淵博，在文學、史學、哲學、佛學等諸多領域，都有較深的造詣。1901至1902年，先後撰寫了《中國史敘論》和《新史學》，批判封建史學，發動“史學革命”。歐游歸來之後，以主要精力從事文化教育和學術研究活動，寫下了《清代學術概論》、《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先秦政治思想史》、《中國歷史研究法》、《中國文化史》等具有很高的學術價值的著作。他一生著述 宏富，所遺《飲冰室合集》計148卷，1000余萬字。

　　5、王一亭居士(1867—1938)，名震，一亭其字，法名覺器，號梅花館主、海雲樓主。他是浙江省吳興縣人，世居吳興北郊的白龍山麓，故晚年號白龍山人。清同治六年(一八六七年)十一月初九日，生於上海浦東三林塘的外祖家中。他是一位傳奇性人物，幼年喪父，家境貧寒，在外祖母家撫養長大。但這一位寄居外家的孤兒，以後卻成為大畫家、革命家、實業家、慈善家、佛教大護法，並且在這幾方面各有其重大影響。他早年寓居上海，學徒出身，繼而經商，因聰明伶俐、勤奮好學又品行端正，所以事業蒸蒸日上，終於跻身大實業家之列，擔任日商所辦日清輪船公司上海分公司買辦，成為清末三大洋行買辦之一。辛亥革命時，他加入同盟會。袁世凱竊國後王一亭又資助討袁斗爭。他曾兩度被選為上海總商會主席。經商之余，王一亭喜弄翰墨，曾從師徐小倉、任伯年，後與吳昌碩結交，成為莫逆，畫藝由此大進。王一亭與吳昌碩親密無間，王為吳畫像，吳為王作傳，一時傳為美談。他笃信佛教，樂善好施。作為一位商界巨擘，他的賣畫所得都用於公益事業。他曾組織書畫善會，義賣字畫以普濟眾生，或資助東北義勇軍。1922年他被選為中國佛教協會會長。

　　6、吳昌碩(1844－1927)原名俊、俊卿，字昌碩，又字倉石，別號缶盧、苦鐵、大龍等，七十歲後以字行。浙江安吉人。同治四年(1865年)秀才，亦當任江蘇省安東縣知縣，僅一月即去，自刻“一月安東令”印記之。吳氏先後問業於俞樾(1821－1906 )、楊岘(1819－1896)、 研訓诂辭章、詩、書、篆刻，並曾在蘇州潘祖蔭、吳雲(1811－1883)、吳大澄(1835－1902)處獲見古代彝器及名人書畫。雖自稱“三十學詩，五十學畫”，其習畫當在三十余歲與任伯年論交之時。一九一三杭州西冷社正式成立，被推為社長，其畫名益揚，日人尤為尊崇。有《缶盧集》、《缶盧詩存》、《缶盧印存》及書畫集多種刊行。吳氏詩、書、畫、篆刻皆精。書長篆、脫胎石鼓，雄渾恣肆。篆刻上取鼎彝，下挹秦漢，鈍刀硬入，茂蒼勁。畫擅花卉、蔬果、山水等，取法徐渭、原濟、李諸家，亦受趙之謙，任伯年影響。尤以金石書法入畫，如盤虬屈鐵。其畫筆墨淋漓，色彩濃郁，氣魄醇厚，一振晚清萎靡干柘之風，開現代寫意畫派新景象。

　　為大師文鈔題詞的人士幾乎都是近現代文化巨子，可謂德不孤，必有鄰，極一時之盛。從一個側面反映了《印光法師文鈔》契合了時代的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