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目疾與學儒
大師俗名趙紹伊，字子任，系陝西省郃陽趙氏之子。師生於清鹹豐十一年(1861年)臘月十二日。其家世在當地皆有所稱道，雲有舊德[1]。父名秉綱，母張氏。有三子，長子名從龍，次子名攀龍，師行三，其父與長兄皆飽讀儒書之人，而二兄則可能因家庭的勞動需要而從事農業的生產和家庭事務之中。

師出生六個月後，即患目疾，長哭一百八十天，大師在文鈔中常提及此事。

光宿業深重，生甫六月，後遂病目，一百八十日，未開一目，除食息外，晝夜常哭。在老人料來皆不能得見天日，而幸承宿善根，好而仍見天日，實為萬幸。[2]

但眼疾雖愈，視力還是有損傷，如果長時用眼，眼睛就會發紅，而不能視物了，待眼睛休息好後才能再看。從大師的相片上看，眼睛並沒有什麼異常，大師自己也這麼說[3]，這樣很難斷定師患何種眼疾。有人認為大師所患急性結膜炎[4]，筆者認為不可，因為大師此病在一般情況下並不妨事，也無病症。且在求戒時由於長時寫字，用眼過度而又發紅如血灌，如果是急性炎症，其病性何以存二十多年；再，大師在普陀時仍然是目有微疾[5]，所以是為何病，尚難斷定。

目疾對於大師來說相伴一生，也與大師擇法弘法息息相關：生甫即患，長哭六月之久，雖愈而仍有損；至受戒時，又因目疾，發心念佛且愈，得以深深體會淨土法門之殊勝，此亦為大師力弘淨土因緣之一[6]；至晚年法道大弘之後，正信的念佛法門已在各地響應，文鈔、增廣文鈔、及各種善書佛書普及廣泛，由於十方信眾不斷來信請示、或諸方之討教、討論，甚至诘難之函頻頻而至，又因大師長夜在電燈下校對經書，勤奮之極，因字過小而眼大傷(1934年冬)。當此之時，大師亦兼於時勢，遂有隱退之意，於是廣發告示(1935年二月)[7]，力勸不要再來函了。師常雲及目疾，不但忏悔自己宿業，也勸人不要造壞他人眼睛之因[8]。有人認為大師一生弘法，幼而目疾，少而目疾，老而目疾，卻總不失眠，實為異事。而諸多斷人善根之名人，卻老而不見天日，是為常事[9]。當然，此僅為一說而已。

師從幼小就隨其長兄在家中讀儒書，稍長後亦幫家中干些農活。少年後又隨長兄移至長安繼續讀書。師能一直讀書的原因有三：其一，師身體素質不好；其二，家庭的希望。大師學名紹伊，即是此意。郃陽在商朝時出了一個名相，名叫伊尹。師之此名即是希望他能求得功名，並能象伊尹一樣名傳千古；其三，師特聰慧故。這從大師的文鈔中可以看出來，特別是文鈔正編(增廣)，其用詞遣句之文字功底極高(有的甚至是翩體文)[10]，讀起來也朗朗上口；又從大師對佛教義理圓融無礙的辯辭，其智慧亦實令人景仰。例如，有人提出，“只要心好，何須持齋”的言論時，大師是這樣批駁的：

今試論曰：只要心好，何必持齋。殺彼之身，悅己之口，是好心耶？非好心耶？且兵劫之時，賊來殺人，亦當皆是好心。設殺汝時，為感恩乎？為懷恨乎？……(則)汝之行為，原是眾生，何可未得言得？[11]

正是由於大師的聰慧，對儒學義理的熟練，以及師處之於眾多儒學者之中，則儒生相傳的破斥佛教的習氣，師亦效之破佛，並且有過之而無不及，師每談及儒，必提到自己破佛之事。

光本生處諸讀書人，畢生不聞佛名，而只知韓歐程朱辟佛之說，群盲奉為圭臬。光更狂妄過彼百倍，幸十余歲厭厭多病，後方知前人所說不足為法。[12]

師因病而深自悔悟，知受韓歐程朱之學誤，而讀佛經，遂發出世之願[13]。

文鈔中涉及大師未出家前之事極少，其中原因一是大師自己幾乎不提，一是不願別人講(別人往往講錯，或添油加醋[14])。僅有一次，師在普陀山時，曾因彭孟菴(1937年因盧溝橋事變而避難普陀山)之幼子與別家小孩打鬧，講過一段大師少時之事。對此二子講了一段自己幼時之事來訓導他們。師家鄉每年秋收後，必演戲酬神，一日大師提早去並置一椅子於戲台前之佳位，遭一強少年之重打而忍之且不記仇之經過：“村中同姓某，粗而暴，向予厲聲曰：此椅誰置？予答曰我。語聲未絕，彼即掴我兩耳光，將椅拋出數尺之外，予登時頭痛欲昏，眼花亂燦，忍痛吞聲，不敢聞於父母，恐父愛子心切，釀成口角也。從此益知自厲，不敢稍有疏忽。越數年長成，薄得村眾垂青。暴者遇吾於途，迎而笑曰：請至吾家。予亦一笑諾之。此事平常未告人知，予固示弱，弱亦何妨？不可以新名詞競爭二字奉為神聖不可侵犯也。[15]”是知大師少時即非為常兒之態及長成後學業之進取之優。

正是由於大師對儒學有透徹的了解，以及儒學對社會的巨大影響，所以在弘揚佛法時，站在更深一層來闡明、宏揚儒學，說明儒學對在為人、家庭和睦、社會安定的巨大功用，且影響了不少鴻儒學佛、念佛。

二 出家及參學
1882年(光緒八年)，師21歲時，隨長兄在長安念書，出家的念頭在腦子中瑩繞已久，此時趁長兄回家之際(家離長安240裡)，獨自往終南山出家，禮蓮花洞道純禅師披剃，賜法名聖量，法號印光。寺院中條件十分辛苦，師曾自述：

光師意光總有蓄積，雲出家則可，衣服須自備。只與光一件大衫，一只鞋，不過住房吃飯不要錢耳(此地苦寒，燒飯種地皆親任)！[16]

師在作務之余，也學習功課、怡山發願文，知有禅淨之功夫，且有意於淨土，純公也不強使之同[17]。師此時由學《佛說阿彌陀經》而對淨土法門生信，師在《與謝融脫書》中雲：

所幸淨土一法，於出家學彌陀經時已生信心，實未蒙知識開示，以當時業師，與諸知識，皆主參究，所有開示，皆破淨土，吾則自量己力，不隨人轉。[18]

雖大師學修以淨土為主，有基於此，大師在潛修、閱經時也注意禅及禅淨關系，弘法時多論及禅宗之事，是始之於此，也是大師力揚淨土、護禅宗之源。

不到三個月，長兄終於覓至，並托口“回家辭母，再來修行”。師知為籍詞，也不得不隨之而回了。歸途中兄命大師脫去僧裝，否則定要打死[19]。回家後，母親並無恙，且對師之出家的態度是“無可無不可”。但長兄從龍卻是十分反對，次日即嚴厲訓斥“從今放下，否則定行痛則”。並對大師嚴加看管。後來，師隨長兄從龍到親戚家作客，席間大師故意大啖豬肉，從龍十分高興，也因之對大師的防備較前疏松一些。

家中住了八十多天後，由於長兄到別處探親，二兄也在曬埸中守谷子，防雞踐踏。機會難得，於是大師找到僧服，並偷了二百文錢，再逃至終南山蓮花洞師父處。又害怕兄追來，第二天就不得不離去，純公僅送師一圓洋錢。就這樣一路行腳雲游到湖北省竹溪境內的蓮花寺討了一個單，作苦行僧，每天打煤炭、挑水燒四十多人的開水。

次年二月(1883年，師23歲)，寺內庫頭生病，住持見師誠實可靠，命師代理庫頭。在庫房中大師見“楊枝燈盞明千古，寶壽生姜辣萬年”對聯及沙彌律中述盜常住物之報，“心甚凜凜，凡整理糖食，手有粘及氣味者，均不敢用口舌添食，但以紙揩而已 [20]。又在任照客之職時曬經，偶讀殘本《龍舒淨土文》，悟解念佛往生西方極樂世界，實是了生脫死之捷徑，從而更堅定了大師對淨土的信念。

同年，師於陝西省興安縣雙溪寺印海定律師下受具足戒。戒期中，由於大師擅長寫毛筆字，故戒壇中所有寫法之事，均由大師代作。由於寫字過多，眼睛充血發紅如血灌，甚為嚴重，因悟身即是苦，又憶及《龍舒淨土文》之說，遂發心念佛。“即於閒時，專念佛號；夜眾睡後，復起坐念佛；即寫字時，亦不離佛。故雖力疾書寫，仍能勉強支持，及寫事竟，而目亦全愈。由是深解念佛功德不可思義”[21]。師由此感應，從此益信奉淨土法門。這也對大師後來參學(如選擇撤悟祖師之紅螺寺)、閱藏研經、弘揚淨土有相當大的關系。大師自已也這樣說：“印光之於淨土法門生信，由於《龍舒淨土文》下卷”[22]，並有雲：“光初出家，即以淨土為歸依”[23]。

受戒後，師仍住終南山太乙峰大頂寺，潛心研究、念佛。

1887年(光緒十二年，師26歲)師因久修淨土，聞北京紅螺資福寺為淨宗專修道埸，遂辭師前往，十月入念頭佛堂，後歷任上客堂香燈、寮元、藏主等職。特別是身為藏主時，得以深入經藏。師後讀徹悟禅師遺教，頗有悟入：徹祖以禅宗大德的身份而廢參念佛，將其半生開示宗乘語錄盡付一炬。所以大師由此更對禅淨之界線分清十分明了，及以後對禅淨異同及何以揀別禅之開示，就十分精辟了。自此以後，師便以徹悟語錄為功課，老而不辍。師於此住四年，期間朝五台山一次。

1891年(光緒十六年，師30歲)，至北京龍泉寺，作行堂。

次年，移單於北京圓廣寺，住兩年。期間有一事值得一提：一日，師與另一僧於西直門外緩步，遇一丐童，向師乞錢。師曰：念一句阿彌陀佛，給你一錢。丐童不念，師又雲：念十句，給十錢。仍不念，再雲：念佛一聲給一錢，盡此一袋錢給完為止。丐童大哭，師遂給一錢而去[24]。可見人之善根各有不同。

1894年(光緒十九年，師33歲)，普陀山法雨寺化聞和尚，進京請大藏經，身邊無人，請師幫助檢閱料理，見師作事精慎，又觀大師道行甚嚴，回普陀山時，便邀師伴行，這樣大師就進普陀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