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潛修後弘法
1894年，師至法雨寺後，大師意以隱跡，遂安單藏經樓，主理藏經。師閱藏之余，勵志精修。久之，寺中大眾對師之修持學問，皆共欽佩。

1895年(光緒二十一年，師35歲)，朝聖跡，拜捨利，住阿育王寺達三月之久。且有人朝拜捨利時，師皆附之而看[25]。

1897年，因法雨寺僧眾堅請講經，師辭不獲已，遂講《彌陀經便蒙鈔》一座。講畢即於珠寶殿側閉關[26]。師此次一閉關，便達六年之久(兩期，三年為一期)，淨業大進。出關後仍住法雨寺經樓。後由於谛閒法師為溫州頭陀寺請大藏經，邀師相與助理而入京都一次(1904年，光緒三十年，師44歲)，其余時間皆住於普陀山中。

師從1894年入山以後，即始終韬光養晦，山中偶有文事令大師作，師皆署以他人之名，“印光二字，不敢露出”[27]。

師雖處山中，間有人請教大師者，皆以三世因果、閒邪存誠、敦倫盡份而勸之。至民國伊始，師雖未廣弘教法，但其勢已蓄，終於龍天推出。

師之弘法之緣始於高鶴年居士。高鶴年居士是近代佛教史上有名的佛教外護，也是一位史無前例以朝山訪道而四出行腳的旅行家。從18歲始天涯行腳達三十五年之久，後又至力於社會救濟事業，著有《名山游訪記》。高鶴年首次拜訪大師是1898年(光緒二十四年，師38歲)，鶴年稱大師“寮房之中，淡薄衣單，外無長物，真是一個清淨僧寶”[28]。至此後，鶴年與大師關系一直很密切。

由於師幾乎不怎麼出山，而鶴年經常在外，與各地佛教皆有來往，熟悉外邊的情況。到宣統元二三年(1909年)，師常函詢鶴年方外佛法如何，且囑以提倡淨宗及因果報應。

師向外弘法始於1912年(民國二年，師53歲)。因狄楚青在上海辦《佛學叢報》(為中國近代佛教辦報刊之始)，請鶴年幫忙收集稿件。由於鶴年與大師十分熟悉，且知大師文章、修持皆佳，遂至普陀向師索稿四篇。這四篇文章分別是：《淨土法門普被三根論》、《宗教不宜混亂論》、《佛教以孝為本論》和《如來隨機利生淺近論》，前二署名“常慚”、後二署名“普陀僧”而刊之[29]。實際上，此四文皆是大師以前代他人所寫的作品[30]。此時世人均不知“印光”之名。

恰好此時，在北京政府任職的徐蔚如居士，讀《佛學叢報》，深為欽佩師的文章，遂四處向人打聽“常慚”為何許人也。通過多種途徑終於問得，“常慚”即是普陀山法雨寺的“印光法師”。從此，徐蔚如便設法收集並刊印大師的信稿，從民國六年(1917年)始，“印光法師”之名便揚於海內外，一發而不可收，大師在復他人信中是這樣說的：

自光緒十九年至普陀法雨寺住閒寮，至民國六年不與外邊人往還，即山上令支筆墨差事，亦不用“印光”二字，民國六年，徐蔚如得三封信，印數千冊送人，名《印光法師信稿》；次年又搜得二十余篇，名《印光法師文鈔》，由北京印出，來普陀求皈依，光令皈依谛閒法師。從此日忙於書札應酬，了無止期矣！[31]

師不收弟子(包括皈依弟子和出家弟子)是大師素有的心願，民國二年，高鶴年到普陀收集稿件時，大師就說過：“欲皈依我者，決不承認”等語[32]。鶴年屢次頂禮勸師不可太執泥：如有真正發心請求者，務說方便皈依，方合佛祖遺風。但師堅不應允。

後鶴年慮及可能大師恐違常住之規模而不便，遂向法雨寺住持、老當家請求通過後，師始合笑點頭允之。

1919年(民國八年，師59歲)，徐蔚如之友周孟由兄弟及祖母到普陀，懇求皈依，師授之，是為師授皈依之始[33]。但大師一生卻從未收過出家弟子；很多人寫信向師表示要出家，師也多勸其在家修行，不可出家。

師在大弘法道之先，即有示悟境之跡。師在1919年(民國八年)臘月給高鶴年的信中寫道：

光數十年來，印光二字不敢露出，因閣下多事之故，致令賤名劣作遍刺雅人耳目，愧何如之！去歲妄企親證念佛三昧，而念佛三昧仍是全體業力。今年自知慚愧，於九月半起七，至明年二月底止，念佛三昧不敢高期，但企忏悔宿業，令其盡耳！誰知念佛三昧竟與真如法性同一不生不滅，佛光普照法界！我以業障不能親炙，苦哉苦哉！奈何奈何！書此以期知己者代我分憂。[34]

能親見宿業與真如法性同一不生不滅者，想必為悟道；又羅鴻濤在編輯《文鈔三編》謄寫此信時，在文後另加按語認為此即是大師示悟之跡[35]。另外，以大師的為人非常實在，且一向不以虛詞示人，此必是大師親身之體悟。並且，師在弘法之信中，屢屢強調弘法之先當求一心，得悟處後再弘法道不遲，否則必將以一盲引眾盲，誤人於深坑之中。筆者認為，此不論是示跡還是表演(也許大師早已悟道，甚或為再來大士)，都符合大師之平素之言行，也是為後來者作楷模而已！所謂：八十老翁作舞，為教兒孫故。

師最初弘法時，認為《安士全書》十分重要，“允為世善第一奇書”。大師在教導弟子時，積極倡印此書。1908年(光緒三十四年)時即有四川李天桂發願刊板流通，惜因緣不成熟而未行。盡管如此，師仍全力倡導，終於1918年(民七年)有陝西人劉芹浦(字在霄)並其外甥趙步雲出資刊印，但印書之事須大師自為。

同年，大師便下出往揚州聯系印書，但因初次出山，人生地疏，遂邀高鶴年同行。次年《安士全書》終於出書了(此書經大師校正本過)。從此以後，師常往揚州、上海校印、刊刻各種經書、善書(後來上海佛學書局、商務印書館、中華書局等成立，就很少往揚州了)。師在上海時，太平寺住持真達在寺中特辟淨室一間供師使用。此後力護法門諸君子，如魏梅荪、王幼農、許止淨、范古農、王一亭、朱子橋、屈文六、關綗之等，或順私人問道、或因社會慈善，有所咨詢，亦時常至太平向師請益；各方投函，更難勝數。

大師如此忙碌了近十五年。在1928年(民十七年，師68歲)，師因交通太便，信札太多，人事太繁，而煩不勝煩。有移居他處歸隱之意。恰好有廣東諸居士在香港建有佛堂，請師前往。七月，師下普陀山，先至太平，由於風大不得不延遲，而在滬諸師及居士等則力勸師留下。

1930年(民十九年，師70歲)，因眾人堅請，又有真達等師舉蘇州報國寺供養，師終因法緣之所在，移錫報國掩關。先是師意將滅跡長隱時，便以各種經書、善書之紙板數十百種及印而未流通之書數萬冊，付於明道法師。明道師承師命就上海覺圓創立弘化社，第二年(1931年)遷於蘇州大師閉關之報國寺內。

大師本欲謝絕人事，閉關自修，卻仍有眾多弟子追而不捨。師不肯阻其向道之誠，仍在關中時為說法，弘法事業轉為更盛。

由於師信函過多及有校書之事，忙不開交，又因眼不好，曾兩次在新、申兩報及半月刊上，登《謝絕函件啟示》：第一次是1933年(民廿二年，師73歲)，由於要編清涼、峨眉山、九華山三山志，無暇回信故；第二次是1935年，由於師校書夜以繼日，勤奮之極，而所校之書字太小，在電燈下仍極力校，眼遂大傷。

1936年(民廿五年，師76歲)，師應上海護國息災法會之請，往滬說法七日，帶說皈依，皈依者如雲，師將所有香敬悉數捐去。

1937年，移錫靈巖山寺。師本無意於此，惟靈巖往昔代有高人，後道埸冷落，妙真師、真達師等苦心經營，遂得道埸大興，迨功成，妙真師欲求師廣為弘化，恰值日軍侵我中華，將攻蘇州城，所以大師乃移於山中，仍住關房。大師一生不做住持，亦是一大特色[36]。

師自弘法以來，所印經書、善書不下四五百萬部，佛像亦多達百萬余幀[37]。其主要有：《安士全書》、《淨土十要》、《印光法師文鈔(正續二編)》、《了凡四訓》、《感應篇直講》、《憨山大師年譜》、《壽康寶鑒》、《淨土聖賢錄》、《觀音大士頌》、《正信錄》、《新編淨土五經》、四名山志等等幾十上百種。其中，《安士全書》、《淨土十要》是經過大師重訂的。特別是《淨土十要》，原為蕅益大師編定，後其弟子成時校訂時，邊校邊刪，事後也不重查，結果被改動很多，大師請人到處收集各要之原本，重新加上被刪之文，且另加上《徹悟禅師語錄》[38]。又，大師增編淨土五經。原有《淨土四經》，師認為《楞嚴經大勢至菩薩圓通章》也是修淨土之法門，故增編成《淨土五經》[39]。另外，大師還主持修訂新四大名山志。

大師一生所校訂之書很多，但著述僅有《印光大師文鈔》，而此所有，皆不以版權自居，既使是請中華書局、商務印書館印亦是如此，其濟世之心可見一斑。師曾在信中雲：“至於凡屬弘揚佛法之書，皆不得示有版權，若示則弘法之功德，不敵阻遏流通之罪過矣！”[4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