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鳳凰網佛教頻道電話采訪紀要，2013年2月20日)

上海復旦大學哲學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 王雷泉

    一.  本來不知道龔琳娜，現在通過電視和網絡的持續發酵，即使沒有佛教界人士起來抗爭，也會紅透半邊天。這是大環境使然，公民的言論自由、信仰自由、藝術自由都不甚發育，藝人既要圖出名，又要保住身家性命，郭德綱“不當反體制精英，不想傾家蕩產誅滅九族”一語，很形象地表達了藝人走鋼絲的心態。郭德綱還算是玩鋼絲玩得很不錯的藝人。等而下之者，就是以審丑惡搞博出位。在這高調行惡的現時代，以弱勢群體戲谑開涮的節目具有廣泛的市場，也恰恰證明佛經所說，我們的時代屬於五濁惡世，眾生病得不輕！即使如此，這些節目也只能歸入流俗、惡俗一類，為有識之士所不齒。

    二.  以佛門人物作為戲谑調侃對象，在中國由來已久，特別是在佛教衰弱的元明清時代，三言二拍一類小說，甚至像《西游記》、《水浒傳》、《紅樓夢》等名著中，都有對佛門人物的負面描述和輕慢之語。文藝作品中的這些負面形象和輕薄言論，一方面反映了佛教衰頹的現狀以及社會對佛教的觀感和誤解，另一方面也與當時佛教抱殘守缺、一盤散沙、處於社會邊緣的狀況相關。

    三.  進入20世紀，中國佛教走上了人間佛教的現代化轉型，特別是在1987年台灣解嚴之後，在1988年到1989年間發生了“思凡事件”。當時正是台灣佛教處於由弱轉強的階段，當然也仰仗昭慧法師等人的挺身護法。在明賢法師的文章發表之後，重慶的道堅法師跟帖：“這是台灣思凡事件在大陸的重現。”當然，兩岸佛教都承襲著上述歷史的共業，但兩岸佛教有各自的別業，時隔20多年的這二個事件不能簡單地相提並論。

    四.  今年《法音》第一期發表了我的《中國佛教走出圍牆困境及進入主流社會的路徑》。在我看來，昭慧法師記敘20多年前台灣佛教護法組的文章，對於目前的大陸佛教走出圍牆困境，至少有四個方面可供我們思考：1、佛教由弱轉強的主體性自覺，大陸的中青年佛教徒正面表達自己的主體性和神聖性的訴求；2、思凡事件中當即成立護法組織而不僅僅停留在個人抗爭，去年年初有二個小青年惡搞佛教後來在法源寺被公安拘留這一事件中，就有人提出要成立佛教護法組織；3、昭慧法師他們通過發動佛教徒不訂報等各種經濟抵制手段，以及與教育、藝術相關部門溝通等各種善巧方便；4、以中道智慧，在信仰自由與藝術自由間取得平衡。

    五.  與大陸毀像拆廟、魚肉佛教、藉佛斂財的巨凶大惡相比，文藝界消遣佛教的做法只能算小惡。但是，巨凶與小惡相互增上，構成高調行惡的共業環境，而改變共業正是通過不斷地改變別業而完成。明賢法師挺身抗爭，未免以上驷對下驷，有唐吉珂德式的悲壯和無奈，然亦是隨緣銷業、盡力而為。他寫的一系列文章，是五濁惡世中的一股清流，有理有節的護法宏文。我們感佩法師的抗爭，故同願同行，共銷此濁世共業。套用中紀委王書記的話來說，既要標本兼治，亦不妨從治標開始。

    六.  佛教沖破圍牆困境，改變邊緣化處境，進入主流社會，不僅要有護法的勇氣，更有對社會問題發聲的道義責任。台灣佛教界從思凡事件之後，大力推行環境保護，在抵制核電站和賭場等社會運動中，展現了社會批判的力量。只有改變整個社會高調行惡的大環境，才能真正維護佛教界自己的權益。在這個意義上，藝人戲谑調侃佛教這類事，也算是推動佛教界奮起的逆增上緣，所謂即煩惱而成菩提是也。中國正處於社會轉型的變革之中，佛教理應為中國的社會進步作出貢獻。擁有大量受眾的官方電視台播出這類戲谑佛教的節目，可以辯解說是尊重藝人的藝術自由，那麼也應該尊重佛教界的信仰自由和言論自由。請問湖南衛視、江蘇衛視、遼寧衛視等官方媒體，你們可以提供舞台給藝人戲谑調侃佛教，那麼是否也敢提供節目頻道和時間，讓佛教徒和佛教學者正面宣講佛教的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