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據佛經所載，所有佛菩薩都是靠願力而成就，沒有一位不是由發願所成。如《無量壽經》卷上記載阿彌陀佛四十八大願、《悲華經》卷七所說釋迦牟尼佛五百大願、《彌勒菩薩所問本願經》所載彌勒菩薩奉行十善願、《藥師如來本願功德經》中藥師如來為滅除眾生病苦而發十二大願等。乃至文殊菩薩十八大願、普賢菩薩十大願、觀音菩薩十大願、地藏菩薩發願「地獄不空、誓不成佛」等，都是諸佛菩薩的偉大行願。
此外，古來多少高僧大德為「正法能久住，眾生得離苦」而發下宏願。如：玄奘大師「寧向西天一步死，不回東土一步生」，終於完成西域取經的大願；鑒真大師「為大事也，何惜生命」，終於將佛法弘傳於日本。凡此均是後世佛子學習的典范。

眾所周知，遼寧省朝陽市佑順寺「遼寧大學永惺佛學研究中心研修學苑」興辦的緣起，乃在於家師永惺老和尚的一念培僧興教的悲情與大願；老和尚曾自述辦學理念說：「行者與學者所追求的，不只是心靈與客觀世界的相通，而是佛法與現實生活的結合；由是而開出解行兼重、理論與實踐並行的入世方向─學術研究之本質不離聞思修慧，其根本目的乃在於應世、用世與化世。」而此正是《華嚴經》中菩薩行的入世精神。

相傳《華嚴經》是佛陀悟道後在二七日內，於菩提樹下為文殊、普賢等上首菩薩述說的不可思議自內證法門，被喻為一切佛法的「根本*輪」。由於對信、解、行、證的強調，作為佛法總綱的《華嚴經》，超越了般若空宗因悟「空」而遁世修身的理路，將行者對「空性」的領悟，廣泛地實踐於入世的事相中，表現了對社會、倫理、生活和個人幸福體驗的深切投入與關懷。概括而言，華嚴精神分兩個層面展開：即向內體悟空性，向外救度世間──自覺、覺他，這是同一精神進路中不可分割的兩個方面。在《華嚴經》看來，唯有這兩個層面的完美結合，才能成就一個「完成」的人格，一個悲智雙運、解行並重的「大我」。就其入世救世的取向而言，與儒家的「世界大同」的社會理想具有深刻的精神趨同性，而就其對主體自我的關注來說，其言說理路始終貫穿著對「我執」的否定和人性的洞悉。

從經史上看，《華嚴經》結集編訂於公元2­至3世紀的西域一帶，中印兩地的哲學觀念通過「絲綢之路」在此地交融，並在《華嚴經》中得到完整表述；《華嚴經》在形成過程中吸收了儒家的積極入世思想和修身養性觀念，並將其融入於「空性」本體論的言說中，豐富了自身的理論架構，強化了積極入世的救世意識。《華嚴經》強調不離世間而成佛，將成佛的道場設置在現實人間，認為只有洞察人類困境的根源並給以現實的解決，才能最終圓滿成佛。而趨向於成佛妙覺境界的初始因心，便是結合現實日常生活的種種境遇，磨砺身心，自淨其意，同時將一切淨願指向利他的行為，所謂「上窮佛志，下濟眾生」，以打破對自我的迷執。

因此，《華嚴經．淨行品》為行者生活細節上，設立了一百四十一願，含在家的生活方式、出家修道、坐禅、行乞，甚至洗浴、安寢等，將求佛之道落實於具體的生活事相中，克服妄心，超越自我，通過捨己為人、服務大眾而體驗「大我」，並以此為基礎建構人與宇宙圓滿和諧的關系──從而進入「無我」與「空性」。其實全部《華嚴經》都含蘊著《淨行品》的基本精神。

所謂「歷事練心」，最近研修學苑師生參學團赴港的交流活動，正好比《華嚴經．入法界品》中的「善財童子五十三參」；其中說到善財童子南行，翻山越嶺到各處行腳游學，經過一百一十城，訪問了五十三位大善知識；最後見到了大莊嚴的毘盧遮那樓閣，並且領略到無邊無際的「一真法界」，也就是沒有障礙，沒有妄想執著，沒有煩惱的自在境界。

由此可見，修學佛法之人，必須「解行並重」，「解」是信佛，是學佛所學；行是實行，是行佛所行。有了慧解，才能「自覺」；透過行佛，才能「覺他」。我們既然信佛、學佛，且發心修持，就要在生活中獲得真實的受用。一個沒有實際宗教體驗的人，其言行難免有所偏差；比如說，念佛，我們曾有過一心不亂的境界嗎？參禅，我們曾有過心境合一的時候嗎？禮拜，我們感到莊嚴的人格升華嗎？誦經，我們對佛法有大信心，生大尊敬嗎？除了這些形式的修持外，我們對橫逆境界有大忍辱，能不生退心嗎？我們對芸芸眾生能慈悲喜捨，毫不悭吝嗎？在五欲之前，能去除貪念；在氣憤之時，能去除瞋心嗎？多少會講佛法的人，就是不能真正的實踐佛法，所謂「說得一丈，不如行得一尺」，由此越發突顯「實踐」的重要性。

《普賢行願品》雲：「悉除一切惡道苦，等與一切群生樂；如是經於剎塵劫，十方利益恆無盡。」在菩薩道的實踐與自我實現的過程中，行者必然以深刻的悲心獻身於使一切有情離苦得樂，這份入世情懷即是發心菩薩的最高使命。

誠如古德所言：「我今發心，不為自求，人天福報，聲聞緣覺，乃至權乘，諸位菩薩，唯依最上乘，發菩提心，願與法界眾生，一時同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

願與研修學苑師生們及諸網友共勉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