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麼從一種道德文化的層面來看，這個輪回和三世的問題是非常重要的，它是建立道德的一塊重要基石，也可以說是不可缺少的一塊基石。

如果人說沒有前生、沒有後世、沒有輪回這樁事情，那麼這個世間上就有很多不平等的事情了。既然沒有前生後世，沒有因果，為什麼偏偏他要做大官，我就做平民呢？為什麼他能夠坐寶馬車，我騎自行車都騎不上啊？為什麼上帝這麼不公平呢？他就會怨天，他就會尤人。只有相信了因果，相信輪回，他知道是自己的行為所決定的，他就不怨天不尤人了。如果否定後世否定輪回，那儒道釋三家聖人的一切義論都是不可靠的，是不能相信的。那些聖人都是講假話了？

就好像孔子曾經講“仁者壽”，有仁愛精神、行為的人他會長壽，這是一個因果的結論。但是有人曾經就提出一個責難了：比如顏回，這是孔子的得意弟子，他是德行第一，三月不違仁，安貧守道，孔子一生也是極力贊歎顏回的仁了，但是他恰恰就夭折了，活了41歲；那麼在《莊子》這個書裡面講到有一個江洋大盜，叫盜跖，是戰國時期人，他率領了一個九千人江洋大盜的隊伍，橫行天下，侵暴諸侯，所過之處生靈塗炭，那麼極惡的盜跖不仁到了極點，但是他偏偏長壽呢？那你說這個因果怎麼體現呢？如果這樣，那你這個行仁義道德的人不是冤枉為君子反而短壽了？那小人、江洋大盜他樂得為小人——因為他還長壽呢，那麼這怎麼理解？

這一定要放在三世因果的角度，才能夠把這個事情談清楚；如果你就是只談一世的話，就沒有辦法建立道德的一個准繩。那顏回今生的這種夭折，跟他前生的那種行為——惡的東西，先起現形——異熟果有關系，但是他今生的善一定會在他的下一輩子當中體現出來；一個造惡的人今生反而比較順利，這跟他前世善的種子成熟有關系。所以他的三世的因果——過去、現在、未來這樣的生報、現報、後報是錯綜復雜的；雖然是錯綜復雜的，但是善有善報、惡有惡報的這個根本的原則它是絕對存在的。所以唯有前生後世它的加減乘除——各種錯綜復雜的業力把它作為一個統籌的運算，它建立了這樣的一個善惡因果的法則是正確的話，那麼善就有勸勉的依據，惡就有懲罰的依據。上帝就不會再受到“混賬”的名稱。你上帝不是賞罰機制嗎？你怎麼對惡人還那麼好啊？這裡不是上帝的混賬，上帝的懲罰也是根據和隨順你的業力善惡來給予的；那麼孔子也就免於無稽之談的誹謗。

所以三世因果是非常重要的。這一點，佛教文化給我們中國文化的貢獻巨大！這種因果和輪回的學說進入中國，確實是化解了很多的殘忍。在春秋戰國的時候，很多皇帝去世之後都要殺人殉葬，形成一種惡劣的風氣。但這個事情你跟他去講一些道理都講不清楚的，像秦穆公這樣的還算是個賢君，都殺了177人，他的大臣、妃子都給他殉葬。那麼這個風氣是佛教的因果和輪回的觀念進入站住腳跟之後，這些人才不敢這樣去做；即便有一兩個暴君這樣做，也不敢以殺人多為榮，為炫耀。它能夠止住一種非常暴虐的行為：你這種殺人殉葬之後，存在下輩子要到哪去的問題。佛教的因果觀念在中國站住腳跟，在理論上也是經過了很多的摩擦甚至沖突的，你看廬山慧遠大師他為什麼作一個《三報論》，就是當時的文人、士大夫對這種因果有懷疑。就剛才講集中在一世裡面去談善惡因果報應，是不能自圓其說的；唯有站在過去、現在、未來三世的角度，才能把這個因果的法則闡釋得清楚。

所以我們講因果是三世的因果、六道的輪回，這樣這個理論才是完備的。這個完備的理論站住腳跟之後，它馬上打到他的內心深處去，他就有害怕感，他就有敬畏感起來，這樣它就會形成一種勸善、懲惡的巨大精神力量，建立一種慎獨和自律的道德機制。每個人都建立這個機制，這個社會就太平，就不需要那麼多警察，就不需要那麼多法院，就不需要那麼多監獄，甚至也不需要那麼多官員。所以當一個社會每個人都沒有道德的時候，它一定靠外面的強制，所以它的警察會增多，它的監獄會增多，它的法律非常繁雜，所以社會運作的成本會極高。現在都是講經濟建設為中心，他殊不知：你倡導一種儒、道、釋三家的學問，它的經濟價值巨大，就會裁很多員，就不會有那麼多監獄——因為他本身就不會去犯罪

那麼這樣，我們這個中國曾經有盛唐的一個鼎盛時期，到了明清以後，尤其在清末，我們的國家則越來越衰敗，乃至於在上世紀末鴉片戰爭以來，都快淪為殖民地和半殖民地這樣一個可憐的境地。那麼我們國力的衰微，甚至我們中國人都挺不起脊梁——被歐美國家包括小日本都稱為“東亞病夫”，這些原因很多。上個世紀救亡圖存的仁人志士也在尋求救國的方略，但現在來看，他們還是找錯了方向啊！他們把中國的落後還記在儒家文化上來了，“就是由於中國儒、道、釋三家沒有現代化，沒有實行工業化，才挨打”。當時可能這種觀念還比較得到整個中國知識界的共識：受德國的哲學家——一個學者馬克斯·韋伯的學說影響，從日本傳過來的。所以上個世紀中國的那些有名的人都是否定傳統文化，以五·四的打倒孔家店作為這種聲音的一個代表，現在看來真的是他們不理解孔子的學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