沙漠之綠洲——於阗

位於新疆維吾爾自治區塔裡木盆地西南部之和田縣，為南接昆侖山脈之城鎮。公元一九一三年時，稱為於阗縣；公元一九五九改為和田縣。此即沙漠之綠洲——昔時之於阗。

和田縣，為包括自昆侖山系北流之白玉河與黑玉河等流域之大綠洲。因白玉河盛產白玉、黑玉河盛產黑玉而聞名。自河床所采收之玉，古來即為於阗之特產，西向至伊朗、伊拉克，東向則中國，為重要之貿易品。因貿易而令於阗致富。除玉之外，尚有絹布，以及飾樣華麗之地毯、褥墊等，頗受各國珍視。

於阗因位於東西貿易之要地而繁榮，更因吸收東西方兩種不同文化而形成其獨特之文化。伊朗系之瑣羅亞期德教於此盛行，佛教亦傳入，且建有佛寺。

據《北史》卷九十七〈西域傳〉載，於於阗，人民亦重視佛法，寺塔、僧尼甚多。其王亦信奉佛教，於六齊日時，必躬自灑掃，以谷物、果物供奉於祭壇。

於城南五十裡處，有寺院名贊摩寺。即昔時羅漢比丘盧旃(毗蘆捨那羅漢)為王塑造盆浮圖之所。又佛足石上，明顯的留有佛兩足之跡。

於阗西向五百裡處，有比摩寺、相傳為老子為教化胡人而成佛之道場。

如此盛傳佛教之於阗國之廢墟，現今於和田縣城之南方約二十五公裡處，有其古城之遺址，此即史書所謂之「西城」。遺址中殘留有不少土堆及建築用牆柱。都城南方有石塔，其高約六公尺余，周圍約六十公尺，四周散置無數泥塑之殘片。石塔附近有房捨之遺址，為流砂所覆蓋蓋。此處曾發現泥塑之佛像頭，可知此房捨為寺院之遺址。公元一九七八年冬，曾於此寺院遺址中發現漢代「錢」之貯藏所，據稱曾出土五铢錢(漢代錢之名稱)九十余枚。

此寺院究竟為何名稱？據稱測，或為《法顯傳》所雲瞿摩帝(Gomati)大寺。

絢爛一時之寺院與行像

老法顯為求殘欠之律藏，自長安出發之時為晉隆安三年(公元三九九年，一說公元四○○年)，恰於鸠摩羅什抵長安之前，亦為《華嚴經》之譯者佛馱跋陀羅(覺賢)長安安之前七、八年。

法顯與慧景、道整、慧嵬等，為求戒律，自長安出發，經現在甘肅省西寧，至張掖，又經敦煌，渡沙河，而抵鄯善(樓蘭)。此國約有僧四千余人，為一佛教國，然皆信奉小乘佛教。法顯一行於此逗留約一個月，即向西北前進，約行十五日，至烏夷國(焉耆回族自治縣)。烏夷亦為小乘佛教國，有僧四千余人。自此再經一個月又五天之行程，始達於阗。

依法顯之記載，可獲知公元四○○年前後於阗佛教之狀況。於阗國家富裕，人民信奉佛法，約數萬名僧侶，研學大乘佛教。為約大於鄯善、烏夷等國十倍之大佛教國。每戶人家門前皆立一小塔，雖為小塔，其高約二丈余。

此國中，為接待旅游僧或客僧，造有高大僧房。當國王得知法顯一行將至時，特敕留於瞿摩帝寺，此寺為大乘之寺，約住三千名僧侶。食堂中之威儀，皆依戒律行事，人眾雖多，卻寂靜無聲，法顯亦頗為驚歎。

慧景等三人先行出發向竭叉國前進，法顯為觀此國之佛教儀禮——行像，而自行留下。所謂行像，即將佛像安置於裝飾華麗之花車上，游行於市區，供人瞻仰。此為佛誕日之重要行事之一。自印度、西域，以至中國，均以四月八日為中心而舉行之。

於阗國有十四所大伽藍，自四月一日起，即清掃道路、張燈裝飾，並於城門上懸掛飾幕以為莊嚴。國王、王妃以及女眷等皆入其中。研學大乘佛教之瞿摩帝寺之住僧，因深受國王之尊敬，故於行像儀式時，均列隊緩步於列之前。

行像之車輛，於城外三、四裡處裝置，其車為四輛車，飾有高約三丈余之御殿，七寶莊嚴，幢幡為飾。佛像立於車中，兩旁為菩薩像，以金銀裝飾而成之飛天像，則懸掛於半空中。

行像之車抵城門約進步前時，國王即卸去王冠，著新衣，在裸足、捧香華之侍者隨從下，出城門迎接佛像，國王頂禮佛足，為佛像散華、燒香。

當佛像抵城門時，於門樓上之王妃及侍女等，均紛紛散花供養。

於阗計有十四所大寺，每日一寺行像，十四寺結束時，已至四月十四日。此十四日間，於阗城內皆為慶祝釋迦佛之降誕而歡愉。

《法顯傳》中，又記載著於阗另一寺宇——王新寺，王新寺位於城西七、八裡處。自創立以來，已有八十年歷史。據雲，系歷三位國王之經營始完成。佛塔高約十五丈，堪稱為一大塔。塔之建築，以金銀為主，並飾以眾寶。佛塔之後為佛殿，佛殿之柱、扉、窗等，皆以金塗之。其間亦有裝飾嚴麗之僧房。五世紀初，於阗之寺院，其堂皇、莊嚴，於此不難窺知。

向流沙去之法領與渡海而來之覺賢

於於阗佛教全盛之時，有一漢族之求法者朝於阗而來，其名為支法領。支法領至於阗時，曾因於阗之大乘佛教興盛，以及大伽藍聳立興歎不已。支領自漢地至於阗，乃為求大乘經典而來。於國王信奉大乘教，且自行供養大乘經典。

支法領於於阗滯留時，風聞一重要情報，即於阗國東南三十裡處，有險峻之高山，其中秘藏無數大乘經典，由國家派人守護，且嚴禁持出國境。

支法領得知此事，即懇請於國王，請將《華嚴經》讓其持往中國流傳。國王感於支法領之求法心切，特允其請。支法領遂將《華嚴經》之前分三萬六千偈之梵本持歸長安。

此外，與法顯同時出發，向印度求法之智嚴，迢迢抵達罽賓國。於罽賓國見到僧侶們戒律嚴謹之清淨生活，衷心頗有感受，心想：中國之僧侶，有求道之意志，但卻無真正指導之師，因此，於佛道乏人悟得。於是，智嚴即遍求罽賓僧侶，至東土教化。

時人告言「有佛馱跋陀羅(覺賢)者，生於天竺耶呵利城，姓釋氏，代代崇佛。八歲出家，承佛大先禅師授禅法，現游化於此。」智嚴聞言，即確知此人乃弘禅、律於中國之人選。

佛馱跋陀羅者，即中國人所謂「覺賢」，此後，即以覺稱之。

佛馱跋陀羅智承智嚴之懇請，遂決心遠赴漢土，且決定不經絲路，改由海路至中國。

翻越蔥嶺以外，自印度經陸路至中國，有二種路線：一即經由喜馬拉雅山脈，即現今之尼泊爾，再橫斷經西藏，通過青海省，抵達蘭州，再至長安。一即經過緬甸，自雲南入四川，再經長安而洛陽。此中，不論何路，均需攀爬雪山(萬年積雪之高峰)，因此，覺賢決意不行此路。

覺賢沿恆河南下，於恆河口附近登船。想覺賢當時所行之路，定為通商之道路。覺賢渡過緬甸，經由泰國，達東埔寨，再由海路沿印度支那半島而至河內、番愚(廣州)。《高僧傳》載其自交趾上陸，其意或謂沿途中之港口，或於緬甸南部上陸，橫斷印度支那半島而達交趾，再自交趾沿海路至中國。

自交趾出發後，覺賢充分地發揮其超人能力。即船行至一小島附近，覺賢告知船宜於此停泊。然船主卻以客船順風難值，乃隨風再行，約前進二百余裡，忽遇風向逆轉，船仍被迫返回小島。時，又值順風，眾皆主張前行，惟覺賢反封。不久，乘風前進之船支遭顛覆。其後，於暗夜時分，覺賢告知現宜出發，卻無從其言者。覺賢遂自解纜，僅自船前行。是後，凡逗留該處之船支皆遭海盜洗劫，或被殺害。

此事說明覺賢頗具有神異之能力，及通曉航海之術。船自交趾出發後直抵青州東萊郡。山東半島之登州港，古來即為東亞各海上交通之中心地，自交趾出發，理應於廣州上陸，卻遠漂至山東半島。法顯亦然，返國時，亦顯著於山東半島青島附近之牢山。

持戒之覺賢與破戒之羅什

於登州上陸之覺賢，聞鸠摩羅什於長安，遂前往長安。其至長安之時，據推定當為公元四○六年或公元四○八年頃。

覺賢抵長安後，於公元四○一年至長安之鸠摩羅什甚表歡迎。自西域經涼州，而抵長安，當時飄泊之羅什，或想從覺賢處多少獲些印度、罽賓等地之最新情況。然而，當時以羅什為中心之長安教團，與覺賢之間，似不能融洽相處。覺賢本為嚴守戒律、修持禅觀之禅者。而羅什卻為被迫而犯女色之破戒僧。於羅什之教團中，覺賢似為不受歡迎之人物。羅什教團之僧眾，頗受後秦國王姚興之護持，然亦因而附會於政治權勢，且常出入於姚興之宮延內；相反地，從不步入宮中之覺賢，獨自孤高絕俗，因此，頗令人感到不對味兒。被羅什及教團，包括政治權力者視為異端之覺賢，終於從長安被擯逐。

覺賢與弟子四十余人離開長安，自西域返國之寶雲亦與覺賢同行。

覺賢一行蒙蘆山慧遠之厚愛，遂奔向蘆山，承慧遠殷殷款待，公元四一一年，覺賢於蘆山翻譯禅經。

約隔一年，覺賢下蘆山，西行至江陵。公元四一三年二月，劉裕自江陵欲返建康，邀覺賢同行，覺賢遂至東晉之都，入住建康之佛寺。時建康之僧眾，頗仰慕覺賢孤高之風格，皆致之以敬意。

支法領與覺賢之相會——六十華嚴之翻

自於阗求得《華嚴經》梵本返回長安之支法領，此時亦離長安抵達建康。聞覺賢住於道場寺，遂商請覺賢翻譯《華嚴經》。覺賢欣然受請，始譯於晉義熙十四年(公元四一八年)三月十日，至元熙二年(公元四二○年)六月十日完成，費時二年又三個月，此即六十卷之《華嚴經》(晉經、舊經)。

是後，又比對梵本校訂，於永初二年(公元四二一年)十二月二十八日完成。時筆受者為法業。法業乃嚴持戒律之僧，通曉小乘佛教之教學，此次筆受《華嚴經》，實為中國人理解《華嚴經》之第一人，想法業受此破天荒之教法，死亦可瞑目矣！

時，道場寺之僧眾，頗驚歎於大乘經典《華嚴經》之內容迥異於過去之所學。究竟毗盧捨那佛是何種佛？所謂光明正大者又若何？過去之佛教從未如此說，甚至有人懷疑是否受瑣羅亞斯德教之影響而說明？是否為真正之佛教？

通曉小乘教法之法業，於接觸此一出奇之經典內容後，遂將其要旨撰寫成書，即《華嚴旨歸》二卷。法業乃欲漢土眾人皆能理解華嚴教法，而熱心撰寫。至後時大成華嚴宗之法藏，於其著書中亦謂「大教濫觞，業之始也。」(《華嚴經傳》卷二)

迄今為止歎未曾有之教法，《華嚴經》之梵本，若僅置於桌旁，或該受不敬之罪，因而考慮建堂祭祀，此即華嚴堂之建築。位於道場寺一隅之華嚴堂，曾經入內參拜者，或許不僅支法領、法業二人，道場寺之僧眾、一般之信眾，參拜華嚴堂者相信為數不少。

獲見於沙漠中之第二華嚴經——毗蘆捨那羅漢與實叉難陀

公元四○○年頃，法顯所見之佛塔，佛殿，僧尼完備之於阗王新寺，於經過二百余年後，玄弉亦翩然而至。玄弉至此拜訪時，其寺名稱為娑摩若寺。高百余尺之佛塔聳立著，靈瑞事跡時可聞悉，從佛塔中偶亦放出神光。

其時，王城之南十余裡處有毗蘆捨那寺，為一大寺。此寺即《北史》卷九十七所述之贊摩寺，系於阗國之先生王為毗蘆捨那羅漢所建。毗盧捨那羅漢乃來自迦濕彌羅國之比丘，常於林中入定。王為之建造伽藍，並請其弘揚佛法。其名為「毗盧捨那」，恰與《華嚴經》教主同名。

據玄弉之記錄，七世紀前半之於阗，國王頗敬重佛法，自謂即毗沙門天之末裔。國內有百余伽藍，僧徒五千余人。與四○○年前同為大乘佛教盛行之國。據雲，昔時如來曾至此地為天人說法。

牛頭山之內亦有石室，有阿羅漢於中入滅盡定，系為等待彌勒佛下生。雖經數百年，但卻不改其姿態。

唐人時之於阗，有名為實叉難陀(公元六五二——七一○年，學喜)者。時則天武後尊崇大乘，欲求《華嚴經》完整之梵本。據雲於阗有所珍藏，遂遣使者至於阗，求《華嚴經》之梵本及翻譯者。時應機而來者即實叉難陀。

公元六九五年，始譯於東都大遍空寺，武後亦自臨御法座，撰寫序文。菩薩流志與義淨讀誦梵本，復禮、法藏協助翻釋。公元六九九年完成於佛授記寺。此即新譯之八十卷《華嚴經》 (唐經)。

唐經與晉經兩者比較，唐經文字較流暢，且內容亦自晉經之「八會三十四品」調整為「九會三十九品」，形態上較為整然。

公元七○四年，實叉難陀為探視衰邁之高堂老母，遂返回於阗；公元七○八年應中宗之請，又至長安；公元七一○年十月示寂，年五十九。火葬後惟舌不壞，遂將之送返於阗。又於長安城北門之外，古燃燈台附近，建造七層寶塔，時人稱之為華嚴三藏塔。

《華嚴經》為不可思議之經典。不論晉經或唐經，其梵本皆存於於阗。於阗乃大乘佛教興盛、保存大量大乘經典之所。公元七九八年，般若三藏所譯之四十卷《華嚴經》。並非完本，僅〈入法界品〉而已。此四十卷《華嚴經》，系公元七九五年，南天竺烏茶國之師子王，將手書之《華嚴經》梵本呈送唐德宗者。

《華嚴經》之二種梵本皆在於阗被發現，此或顯示著《華嚴經》系於於阗編纂之可能性頗大。且如前所述有關於阗之傳說，所謂毗盧捨那羅漢，恰與《華嚴經》之教主同名。

沙漠中之綠州於阗，即今之和田縣，雖昔時之城址及寺址皆成廢墟，在此地曾為信奉大乘之佛教國，且藏有多數大乘經典，其中之一即《華嚴經》。此經之梵本中歷三百年之久仍存在於於阗，一於公元四二○年、一於公元六九九年分別譯成中國之語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