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堅法師：佛教對中國傳統文化的貢獻
道堅
【教學目的與要求】
中國倫理學流派紛呈，可謂博大精深，源遠流長。自虞唐三代的天道思想形成始，至周季的儒、墨、道、法等諸子百家爭鳴，及漢武帝罷黜百家而獨尊儒術，而漸以儒家倫理為正統。中國儒家倫理學的范疇極為廣博，依蔡元培先生之說，哲學及心理學為中國倫理學的前提，其他如“‘為政以德，曰孝治天下’，是政治學范圍於倫理也。曰‘國民修其孝弟忠信，可使制梃以撻堅甲利兵’，是軍事學范圍於倫理也。曰‘攻擊異教，恆以無父無君為辭’，是宗教學范圍於倫理也。‘評定詩古文辭，恆以載道述德，眷懷君父為優點’，是美學亦范圍於倫理也”。因此，中國倫理學涉及到中國文化的方方面面，是一個內容豐富的綜合性學科。
作為正統中國倫理學的儒家，在宗法制度及家庭觀念的影響下，以“三綱五常”為綱要，具有濃郁現實主義及人生化的色彩。三綱即“君為臣綱，父為子綱，夫為妻綱”。三綱以倫理為基礎，以“家天下”的皇權思想統攝六紀(即君、臣、父、子、夫、妻六紀)，確定了君、父、夫的絕對權威，並以“忠”、“孝”為人生最高道德行為。五常即“仁、義、禮、智、信”。“仁”為五常之首，是儒家理想中人格完成的聖人道德論，從其德言為“仁”，從其行言為“孝”，從其性言為“忠恕之道”。仁是重視生命的尊嚴，普濟博愛的精神境界，並以“仁者愛人，知者知人”及“知者不惑，仁者不憂，勇者不懼”來說明仁的道德論。
佛教東傳初期，對中國傳統倫理綱常來說可謂嚴重的挑戰。儒家倫理為封建倫理道德體系，屬於世俗的，即以神化君權結合家庭倫理觀念，形成嚴格的封建等級制度。而佛教倫理提倡種性平等，以“心佛眾生，三無差別”的理念，宣揚人人皆可成佛的平等自由思想，顯然與儒家倫理相悖。佛教自稱以解脫世間種種纏縛，證得具有“常、樂、我、淨”四德的涅槃寂靜境界為目標。因此佛教並不以世俗道德倫理為最高准則，而是以世俗谛基礎，超越世谛的出世間倫理道德為歸趣。這種圓融真俗二谛的倫理道德觀，甚而不受現實倫理綱常的束縛，具有超道德的性質。
佛教在中國的傳播過程中，注重融攝傳統倫理道德，即吸取儒家倫理道德思想，以補入世之不足，逐漸形成完整的中國佛教倫理學體系，成為中華倫理學的重要組成部分。
(一)佛性論
中國佛教倫理學以對人的本質、本性的思考為基礎，認為每一個生命都有其神聖性，都具有解脫成佛的潛能。然而佛性受到煩惱妄想的覆蓋而不顯發，因而輪回六道，不得解脫。眾生若能斷除無明惑業，則見佛性，獲得涅槃的永恆之樂。佛性論是佛教人性論的基礎，為去惡從善、修行成佛提供了理論根據，對宋明以來的儒家道德修養論有直接的啟示作用。
人人本自具足佛性，都可以成就佛道。在人性面前，人人平等，沒有尊卑貴賤之分，打破人為的階級劃分，讓不同職業不同種族不同國家的人，在佛性論的思想下平等互利。這種超越狹隘民族主義、地方主義的理念，為世界的和平發展提供了理論依據。
佛教客觀分析了人性的善惡性質後，以佛性論性善惡學說來論證成佛及眾生生死輪回的根據，為社會倫理道德提供了許多積極的思考，如一闡提成佛說，表明有罪眾生雖然犯有嚴重過失，但不失其人性的尊嚴，因而應該給予起碼的人道主義關懷等。
所謂因果報應學說，也稱萬有因果律，指善惡行為必將獲得一定的善惡果報。佛教認為生命是永恆的，在業力的牽引下，輪回於生命的各種類型中，其類型大致分為六種，即天、人、阿修羅、地獄、餓鬼、畜生等六道。天、人、阿修羅的境遇相對較好，屬三善道，地獄、餓鬼、畜生三道生活在比較痛苦的環境中，屬三惡道，也稱三途(地獄為血途，餓鬼為火途，畜生為刀途)。佛教認為，未來的命運掌握在自己的手中，如修十善業上升天道，修持五戒轉生人間，修福不修慧生於阿修羅道，貪婪的眾生轉生餓鬼道，造作惡業則墮落地獄，不明真理愚癡無智轉生畜生道。六道升沉，全憑自己的心念和行為作主，而不是命運或上蒼的安排。過去的行為影響現在的生活，現在的行為又影響著未來的命運，人在命運流程中始終占著主動的位置，從而形成佛教獨特的生命觀。
在佛教倫理學中，戒律學始終貫穿佛教思想體系，認為“戒”為佛教總綱“戒定慧”三學之首，受到佛教界空前的重視。
戒與律原有不同的意義。戒音譯為屍羅，意指行為、習慣、性格、道德和虔敬，引申為防非止惡義。律是梵語優婆羅叉的意譯，一指禁制之法，一指诠量罪的輕重。而“戒律”並用，意謂維持佛教教團的道德性、法律性的規范。亦即‘律’指為維持教團秩序而規定的種種規律條項及違犯規律之罰則，屬於形式的、他律的。‘戒’指內心自發性地持守規律，屬於精神的、自律的。然而戒與律並非分離而行，而是平行地共同維持教團秩序。總之，戒的范圍窄，律則包含一切律儀，如行住坐臥四大威儀也含攝其中。廣義而言，“戒律”有戒、律、律儀等義，有規范身心，引生善果的勝用。
佛教一般以三聚淨戒來說明戒律學。第一攝律儀戒是佛教分層管理的基本行為准則，即佛教教團所受的戒。攝律儀戒以消極的約束來規范人們的行為，其主要強調不許干什麼，以自利為主。第二攝善法戒強調佛教徒的個人、家庭、社會等義務，並以上求佛道下化眾生的遠大理想，勤修一切善法，如四宏誓願、六度和十善等。攝善法戒要求佛弟子積極面對現實，為營造眾生的福祉作最大的努力，以利他為主。第三攝眾生戒，玄奘譯為饒益有情戒，即以慈悲喜捨四無量心廣作饒益眾生事業。為利益無邊眾生，甚至可以以一切方便行門，不受教條主義的約束，如看病、說法、報恩、救護、勸慰、布施等等。攝眾生戒屬自他二利結合，甚至具有超越倫理的性質，如為救護眾人的生命和財物，以慈心殺盜賊，則不犯戒。
佛教認為孝為人道的基本倫理准則，人而不孝，則連畜生都不如。父母恩沉似海，應如何報答？《五分律》卷二十說：“若人百年之中，右肩擔父，左肩擔母，於上大小便利，並以極世珍奇衣食供養，猶不能報須臾之恩，故當盡心盡壽供養父母，若不供養，必得重罪。”因而供養事親為基本報恩方式。《梵網經》卷下雲：“孝順乃至道之法，故以孝為戒。”佛教將孝的觀念與戒結合起來，認為孝道是成就佛道的必備因素，甚至有“百善孝為先”的說法。
佛教又將孝道分為世間孝與出世間孝，供給父母衣食等為世間之孝，以佛法開導父母為出世間之孝。出世間孝擴大世間孝的局限性，將所有的人作為自己的父母，“一切男子皆我父，一切女子皆我母”，而供養承事。這是超越家庭觀念的普遍孝道論，為社會提供了尊老敬老的良好風尚。
佛教對中國哲學的貢獻
(一) 宇宙論的擴展
儒家以天地四方為界，六合之外存而不論。道家以“道”來表示宇宙的無限性。佛教以“三千大千”說和“劫波”說揭示了空間上多元層次性和時間上的多元階段性，並以“華藏世界”的宏觀宇宙哲學開闊了中國人的視野。佛教的宇宙觀注重生命體在自然中的地位，認為有情生命和無情界是一個有機的整體，有情生命為有情世間，無情界為器世間，二者圓融一體，相互依存，協調統一。
(二) 本體論的深化
中國傳統哲學的本體論不甚發達，佛教形而上本體論傳入，如“二谛圓融”和“事理相攝”的理論，即分析本質世界和現象世界的相互辯證關系，使中國的本體論思想達到前所未有的高度。
(三) 心性論的開拓
隋唐以前，中國哲學側重於天人關系的闡釋，隋唐佛教後，因受到佛教涅槃佛性說和般若無知說的影響，儒家哲學也重點轉移到心性之學上來，強調本心的清徹明覺和返本復性的功夫，形成一套系統的性理之學，這是接受佛教心性論薰陶的結果。
(四) 人生論的提升
佛教有豐富的人生論，如以悲苦人生論為基礎的“四谛”說，著重認知這個世界的真相為苦、空、無常、無我的觀念，並要求面對苦難的世間，去探尋苦的根源，尋求解脫諸苦的方法，最終導致永恆的快樂。以慈悲喜捨四無量心和積極濟世的六度思想，豐富了人生智慧，使人從現實中得到超脫，獲得不為凡情所動的保持自我能力，對中國的人生哲學發生了相當深刻的影響。
(五)
佛教的法相唯識學長於名相的分析，對人的心理活動和認知過程有極為細致的研究，以八識學說剖析精神現象，並以“種子說”、“薰習說”、“變現說”等闡述了系統的認識論，從而彌補了中國哲學缺乏獨立的認識論之不足。
(六) 辯證法的豐富
佛教辯證法以華嚴學的“圓融無礙”思想為代表，打破一切人為的界域，將差別、矛盾、對立統一溝通起來，恢復世界的整體性和普遍聯系的規律，是高度發達的辯證法。
佛教為中國文學帶來了新的文體，新的意境，新的命意遣詞方法，也就是帶來了形式和內容兩方面的重大變化。在形式方面，佛教對於律體詩和俗文學(包括說唱文學、通俗小說、戲曲等)的產生有著直接的作用；在內容方面，主要主張就人生而觀其無常苦空，就宇宙而知其變轉幻化，從而為文人開拓了新的意境及超現實的想像力，表現出濃郁的浪漫主義色彩。
(一) 佛教翻譯文學的形成
從漢末到西晉，安世高、支婁迦谶、竺法護等人采取直譯的方法翻譯佛經，“辯而不華，質而不野”。(《宋高僧傳·安世高傳》)東晉以來，佛經翻譯家逐漸創造了一種融冶華梵的新體裁——翻譯文學，為中國文學史開辟了新的園地。如姚秦時譯經大師鸠摩羅什主譯的《維摩诘所說經》、《妙法蓮華經》、《摩诃般若波羅蜜經》等，譯文宏麗優美，語意顯明曉暢，為歷代文人所喜愛，常被人們作為純粹的文學作品來研讀，對文學界影響很大。佛陀跋陀羅等譯《大方廣佛華嚴經》，文瀾壯闊，宏偉瑰奇。昙無谶譯《佛所行贊經》，傳述釋迦牟尼佛一生的故事，是一部韻文形式的傳遍文學。這兩部佛經的文學色彩極為濃厚，在文學史上的影響不小。中國漢魏以來，散文和韻文日益走上骈俪的道路，此時的佛經翻譯家以樸實平易的白話文體譯經，但求易曉，不加藻飾，這種新文體對改變當時中國文學的文體方向起了重要的作用，並深刻地影響了後代的文學發展。
(二) 佛教推動音韻學的和律體詩的產生和發展
佛教對於中國詩歌的影響十分巨大，一方面是伴隨著佛教而傳入的印度聲明論，導致南朝音韻學上四聲的發明和詩歌格律上八病的制定，從而推動了唐以來格律詩新體裁的開創；一方面是佛教的思想，尤其是般若學空宗理論和禅宗思想，給詩歌的內容以強烈的刺激，豐富了詩歌的意境，使詩歌的面貌更為多姿多彩。
(三) 佛教導致說唱文學——變文、寶卷、彈詞、鼓詞的相繼產生
在中國古代文學史上，佛教對於說唱文學和小說的影響，比對詩歌的影響還要顯著。自南北朝以來，佛教為了弘法的需要，開始推行經文的“轉讀”、“梵呗”的歌唱和“唱導”三種宣傳教義的方式。由於誦讀、講說、歌唱、贊歎等形式多樣化，說唱結合不僅開佛教俗唱的風氣，而且有變文之作，繼之有寶卷、彈詞、鼓詞等文學藝術出現。
(四) 佛教為古典小說提供了故事情節和思想內容
佛教對我國古代志怪小說和神魔小說提供故事來源，啟發藝術構思。我國上古文學作品注意“辭達”，風格質樸，不利於小說的創傷和發展。而佛教典籍則廣取譬喻，以寓言、故事來說明教義，往往把佛理融化在華麗奇妙的文藝形式裡，取得形象教化的成效。佛教典籍的流傳，有利於打破中國小說的博物、逸聞、笑話等傳統題材的束縛，為小說創作打開文闊的天地。六朝時佛道盛行，形成了侈談鬼神、稱道靈異的社會風氣，從而產生了許多志怪小說。如干寶的《搜神記》等。
(五)
隨著佛教典籍的翻譯和流傳，佛教典籍中不少優美的典故和具有藝術美的新詞語，被引進了我國六朝尤其是唐以後的文學作品，其中源於佛教的成語，幾乎占了漢語史上外來成語百分之九十以上。印度和中國佛教的新詞匯豐富了我國文學語言的寶庫，使漢語言的表現力更為靈活，為中國文化生活起到了積極的作用。
二
佛教傳入中國後，中國的佛教建築及造像藝術等逐漸發展，至魏晉南北朝時期，中華民族文化與印度文化、漢族文化與少數民族文化相互融合，推進了中國藝術的發展。此時佛教的作用非常巨大。北方佛教重修持，立寺建塔，造像刻碑，蔚然成風。南方佛教重義理，詩歌、繪畫、書法及佛寺建築藝術盛極一時，與北方的石窟藝術等交相輝映。唐代是中國古代藝術史上的黃金時代，佛教建築、雕像、繪畫藝術，燦爛輝煌，登峰造極。到了元代藏傳佛教的造像藝術傳入內地，豐富了佛教藝術的寶庫。本文擬從如下幾方面寫：
佛教建築藝術——佛殿、佛塔和經幢
佛教雕塑
佛教繪畫
佛教音樂
三
(一)佛教與醫藥衛生學
佛教的養生論、禅學對中國古代的醫療、養生、健身和開發智慧有密切關連。禅定能使人斷除煩惱，淡化欲念，純淨思慮，安適身心，自然能治病健身。西藏密宗的瑜伽修煉有益於養生，在僧人的推動下，藏醫藏藥有獨特的療效。
(二)佛教與印刷術
佛教為了傳播文化，對中國印刷術的貢獻傑出。
(三)佛教與天文、地理和歷史學
我國僧人來往於絲綢之路，見識廣闊，其游記域志對中國和亞洲地理學、歷史學作出過重大貢獻。如法顯的《佛國記》，玄奘的《大唐西域記》，為中外學界所推崇。
唐代僧人一行大師精於歷象陰陽五行之術，是著名的天文學家，他改撰《天元大衍歷經》，續成《魏書·天文志》，在世界上第一次算出子午線的長度等。
(四)佛教與園林種植學
佛教寺院的園林藝術發達，對中國園圃種植業有很大的英魂，其不僅林木花果種類繁多，而且引進國外新品種，培植奇花異木、菜疏藥草，並向社會推廣，如茶葉種植業的發展，僧人便有很大的功勞。
【思考題】1、佛教文化在中國傳統文化中的地位？
【閱讀材料】1、牟鐘鑒等著《中國宗教通史》，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2、祁志祥《佛學與中國文化》，學林出版社。
3、黃頌一主編《佛教二百題》，四川人民出版社。
4、方立天《中草藥佛教與傳統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