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師范大學人文學院  嚴耀中

內容提要：儒、佛兩家在人生價值觀上的一個重要共同點：利他精神，從一個角度來說明佛教，尤其是大乘佛教何以能融入中國文化，成為中華文明中重要的社會道德准則。

關鍵詞：利他精神  佛教  儒家

文化的融合當以價值觀念的一致為核心，而價值觀念又主要表現在人生理念的追求和人文心懷的體現上。這是一個不同文化間互動如何的一個關鍵點。所以本文在此簡要地論述一下儒、佛兩家在人生價值觀上的一個重要共同點：利他精神，從一個角度來說明佛教，尤其是大乘佛教何以能融人中國文化，成為中華文明中重要的社會道德准則。

儒家處世的最高情懷，便是《論語·雍也》裡的“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以此來“勝其人欲之私，而全其天理之公”[1]，並在促使他人的成功中體現自身的成功，作為最遠大的仁愛之道。兩漢以降，由於儒家思想在社會中占有主導地位，儒家的人生價值觀也成了社會的行為准則，推己及人，以他人為先就作為士大夫們處世立身而努力的一個崇高道德目標。

儒家這種價值觀念的出現，和中國古代社會是一個以宗族為本的群體社會相關，因為維護好一個群體，必須顧及到他人，“施諸己而不願，亦勿施於人”[2]。而作為社會楷模的君子，其行為當然要更高人一等，凡事考慮都得以他人為先了。佛教菩薩道的精神與此類似，因為要從環環相連的因果業報的鎖鏈中徹底解脫出來，也就必須先要解脫眾生。但如此的思路卻與儒家十分相近，這恐怕也是為何大乘佛教能在中土流行的一個重要原因了[3]。

龐樸先生把問題看得更深些。他從《荀子·富國》中的一段話：“不利而利之，不如利而後利之之利也；不愛而用之，不如愛而後用之之功也。利而後利之，不如利而不利者之利也；愛而後用之，不如愛而不用者之功也”，以及荀子的其它一些話，並和老子的欲取姑予的思路聯系起來，認為是儒家“作為觀察世界處理問題的圖式或方法”。其中“立人達人，為的是立己達己；或者反過來說：‘己欲立身進達，而先立達他人’(孔穎達疏)，這不正是欲取故與嗎”?至少“它們實在都是‘欲取故與’的變態形式”[4]。其實王夫之早就說過：“以禮言之，則見為己；由己言之，則見為人”[5]。故為吾人與為他人在最高的境界上，是可以和諧為一的。所以儒家的那種以他人為先的心懷，說到底，還是帶著人本的功利主義色彩。

大乘佛教的最大特色就是它所推行的菩薩道，及由此產生的菩薩崇拜。在中國民間，除了佛陀，就是觀音、地藏、文殊、普賢四大菩薩，配合著普陀、九華、五台、峨嵋四大名山影響最大，彌勒佛也有時被稱為“彌勒菩薩”。菩薩作為中國佛教徒主要的崇拜對象，是大乘菩薩精神在華土深人人心的表現。

大乘菩薩道是在世間行悲願的，與儒家一樣，也是人世的。菩薩精神的精髓就是利他思想，“毫不利己，專門利人”其實就是菩薩精神境界的主要體現。其精神的中心，則是把救苦救難放在一切修佛努力的首位：“修道立行，宜以濟度為先。獨善其身，非所聞也”[6]。

菩薩道的上述利他精神，如地藏菩薩所宣稱的那樣，“若不先度罪苦，令是安樂得至菩提，我終未願成佛”[7]。其它菩薩也一樣，如“彼世尊藥師琉璃光如來，本行菩薩道時，發十二大願，令諸有情，所求皆得”[8]，即所謂“為利世間發大心，其心普遍於十方；眾生國土三世法，佛及菩薩最勝海”[9]。實際上也是鑒於利他而利己的道理，因為只有眾生成佛，菩薩自身才能成佛。所以它的邏輯底蘊恰是與儒家相同的。這則是一種宗教上的功利。

自佛教在中國傳播開來後，從魏晉南北朝起，或多或少信奉佛教的士大夫要遠多於反佛或不信佛的士大夫。即使是一些極為著名的儒家學者，哪怕他是極力反佛的，如唐代的韓愈，宋代的朱熹等，自身亦多與高僧來往，更不用說思想理論上受到佛教的影響。其中非常重要的一個原因，就是儒、佛兩家有著如此共同的利他心懷。

儒家對菩薩道的接受還有一個深層的原因，那就是儒家的仁愛是有著“親親有等”為原則的。這雖然非常適合以家族為本的社會結構，但在一般情況之下，這仁愛的覆蓋面由此在廣度和力度上就有所等級限制。而菩薩道的展開是在眾生平等的前提下進行的，“於平等中見諸法等，是名得聖道”[10]。佛陀“在出家生活上，毅然不承認四姓底制度，同樣待遇做釋子沙門。不管姓氏親疏，只依證智底淺深，德行底厚薄定位次。又不拘貴賤貧富，不問僧俗男女，上從國王、長者，下至獵戶、農夫、凶人、淫女，平等教化”[11]。菩薩道因此有著更廣的普及性。所以菩薩道與仁道是能互為補充，相得益彰的。

同樣，古往今來，中國的統治者們對儒、佛兩家所提倡的利他精神都是贊許而推重的，即使有幾個反佛或輕儒的君主[12]，也沒有對這種利他精神予以置疑。正是由於儒釋兩家所主張的利他精神和實行王道所需要的所謂“大公無私”的道德准則相一致。這裡的“公”是家國的整體利益，“私”是個人的自身利益，要使家國的每一個成員都願意為公去私，就要調和公私之間的利益矛盾，演繹出一套為公奉獻卻是個人最大利益的說法，如“大河漲了小河滿”之類，而儒、佛兩家對利他精神的提倡正好為此提供了理論基礎。盡管不同的社會有著不同的具體道德規范，但社會作為一種共同體，不管是那一類社會，總需要將社會的整體利益置於價值趨向的最高層。因此儒、佛兩家所共有的利他精神是社會所需要的，當然也是對國家政權有利的，所以對這種利他精神的宣傳，一直是中國社會統治意識中的一個主調。

任何一種文化都有它的長處，兩種文化在交流的過程中，如能做到彼此優點的結合，那就能開出更燦爛的文明之花。所以說儒、釋兩家在利他精神上的一致追求是一種寶貴的歷史遺產，也是一個重要的啟迪：即如果我們能以優秀的民族文化去擁抱不同的文明，世界就會更和諧，更美好，中華文明也會更輝煌。

[1]  朱熹：《論語集注》卷4，載《四書章句集注》，中華書局1983年版第92頁。

[2]  《中庸》。

[3]  參見嚴耀中：《中國宗教與生存哲學》第2及12章，學林出版社1991年版。

[4]  龐樸：《薊門散思》94、67，上海文藝出版社1996年版第160、137頁。

[5]  王夫之：《周易外傳》卷2“復”，中華書局1977年版第58頁。

[6]  《續高僧傳》卷19《唐京師化度寺釋僧邕傳》。此話雖是信行禅師所說，但符合菩薩道。

[7]  實叉難陀譯：《地藏菩薩本願經》，卷上《閻浮眾生業惑品第四》。

[8]  玄奘譯：《藥師琉璃光如來本願功德經》，金陵刻經處本。

[9]  實叉難陀譯：《華嚴經》卷17《初發心功德品》。

[10]  見敦煌文書05241，載《俄藏敦煌文獻》，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第12冊第76頁。

[11]  黃忏華：《印度哲學史綱》第3篇第1章，商務印書館1935年版第127—128頁。

[12]  反佛的如“三武一宗”，反儒輕儒的如秦始皇、西漢高祖、窦太後及元代個別皇帝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