於凌波

四、金陵刻經處始末

同冶五年(一八六六)，文會在南京約集了十多位同志，分別勸募，籌畫設立刻經處。在同志中發心最切的，是江都鄭學川居士。鄭居士未幾出家，法名妙空，在揚川東鄉磚橋創辦了“江北刻經處”。以後十五年間，刻印了兩千多卷佛經。

文會在南京創辦的“金陵刻經處”，也成立於同冶五年。成立之初，參與創辦者曾開會公議，有所謂二二不刻”的條例，即：一、疑為偽經者不刻。二、文義淺俗者不刻。三、乩壇之書下刻。以後數十年間，刻經處都維持這一原則。金陵刻經處刻出的第一部經書，是《淨土四經》，即《無量壽經》、《十六觀經》、《阿彌陀經》及《普賢行願品》的台刊本。文會於(重刊淨土四經跋)一支中稱：

“子初聞佛法，惟尚宗乘，見淨土經論，辄不介意
，以為著相莊嚴，非了義說。及見雲棲谙書，闡發
奧旨，始知淨土一門，普被群機，廣流末法，實苦
海之舟航、人道之階梯也。……適來金陵，護見此
本於王君侮叔處。覓之數年者，一旦得之，喜出望
外。……自逆匪竄擾以來，其版想不復存。今者匿
募信拖，重镘梨棗。”

至於金陵剔經處，自同冶五年創立，至宣統三年文會逝世上，先後四十余年間，共刻印出了多少徑書呢?據蔣維喬《中國佛教史》所載，文會手訂(大藏輯要)，共列經書四百六十部，三十三百二十卷。文會生前，經他親手校訂出版者，為數在兩千卷左右，而由刻經處流通出去的徑書約百余萬卷，印刷流通的佛像十余萬張。這下能不說是一項艱巨而偉大的成果。

文會對佛教的貢獻，猶不止此。主要在於他由日本搜求得我國唐宋古德的遺疏著述，有近三百部之多。這是我國散佚在國外的逸書，重回國內，刻印出版。這件事要由文會隨曾紀澤出使歐洲說起。

光緒四年(一八七八)，曾紀澤奉朝旨為出使英法兩國大臣，紀澤函邀文會以參贊名義同行襄助。文會在英倫結識得日本真宗僧人南條文雄。南條文推是一八七六年到莢倫留學的學者之一。日本自明治維新後，佛教學者與僧侶赴英留學，接受西洋教育，攻習梵文者頓下乏人。如笠原研壽、高楠順次即、村上專精等，都是那個時代的留英學者。

文會與南條文雄結識，聞得南條稱日本有不少中國古代的逸書，就托請南條在日本代為搜購。南條不負所托，返回日本後即盡力協助。文會與南條相交垂三十年，書信往返，不曾間斷。南條代文會搜求得中國散逸佛書近三百種，南條曾謂：

“明治二十四年以後，余與道友相識，所贈居士和
漢內典，凡二百八十三部。而居土翻刻卻贈來者，
殆及十余部，如昙鸾、道綽、善導、窺基、智旭之
書，亦在其中。”

南絛代為搜求的經書中，如窺基的六十卷《成唯識論述記》亦在其中。如文會於(成唯識論述記敘)中稱：

“有窺基法師者，奘公之高弟也，親承師命，翻譯
《成唯識論》，會萃十家而成一部；並以聞於師者，
著為(述記)，學相宗者，奉為准繩。迨元季而失傅
，五百年來，無人得見。好學之士，每以為憾。近
年四海交通，得與日本博土南條上人游，上人以此

書贈子。”

金陵刻經處雖然成立於同治五年，但是並沒有固定的“處，一址。最初，文會在南京城內的北極閣借得一片土地，蓋了一處儲存經版和佛書的場所。後來因為北極閣土地發生料紛，文會不得已把經版佛書儲存到位於南京花稗樓租賃的住宅中。這以後，文會曾到蘇州香雪海看過土地，想蓋一處永久的儲畈藏書之所，但也沒有成功。直到光緒二十三年，才在南京延齡巷，興建了“金陵刻經處”的永久處址。

南京廷齡巷的金陵刻徑處，占地二十一畝，合一萬四千平方公尺，蓋了一百二十鄉間房子，分成幾個院落。最初，文會一家人也遷入居住，留出一部分給刻經處使用。到文會臨終前，遺命把全部房捨捐給金陵刻經處。楊家後代以後分批搬走，並在南京市政府辦了產權轉移的手續。

有金陵刻經處如此廣大的土地和眾多的房捨，所以文會以後在刻經處內創辦只恆精捨，歐陽竟無在刻經處內創辦支那內學院、法相大學特科，使延齡巷的金陵刻經處，成為近代佛學復興的搖籃。

五、楊仁山對近代佛教的影響

文會曾兩度以參贊名義出使歐洲。第一次是光緒四年，隨出使英法兩國大臣曾紀澤去的。光緒六年，曾紀澤改任出使俄國大臣，文會即辭職返國。第二次是光緒十二年，貴池劉芝田出使歐洲，以文會襄助過曾惠敏公(紀澤)使歐，娴於英法國情，堅約同行協理。文會倩不可卻，仍以參贊名義隨行。此次出國四年，於光緒十六年回國，此後文會未再出山任事，惟以刻經為職志。

光緒二十一年，錫蘭人達磨波羅居土來華，由英國傳教士李摩提太之介紹，與文會在上海會晤。達磨波羅以復興印度佛教為目標、希望得到文會的支持。文會對達磨波羅的抱負十分贊同，曾計畫訓練出一批精通英文梵文的青年，到印度去協助達磨波羅弘揚佛教，這就是他後來創辦“只恆精捨”的原因。

文會晚年二(十歲以後)，追隨他學佛的弟子為數頓多，如譚嗣同、桂伯華、李證剛、黎端甫、蒯若木、孫少侯、侮顗雲、歐陽漸等，是其著者。歐陽漸撰(楊仁山居士傳)，稱：

“惟居士之規模弘廣，故門下鄉材。譚嗣同善華嚴
，桂伯華善密宗，黎端甫善三論；而唯識法相之學
，有章太炎、孫少侯、侮顗雲、李證剛、蒯若木、
歐陽漸，亦雲伙矣。”

光緒三十四年，文會在金陵刻經處內，創辦了中國近代第一斬新式教育的佛教學堂——只垣精捨。只恆精捨是年冬季開學，翌年初春，太虛法師也入精捨就讀。《太虛大師年譜·宣統元年》載曰：

一春，大師以華山之策發，棲雲之慫恿，就學於南
京只恆精捨。凡半年，於古文及詩頓有進益。楊仁
老授《楞嚴》，蘇曼殊授英文，谛老二谛閒法師)任
學監。同學有仁山、智光、開悟、惠敏等，與梅光
義、歐陽漸、邱曦明，亦有同學之誼。  ”

文會門下眾多弟子中，人民國後，實以太虛大師與歐陽漸居士二人最為突出。二人同為佛教思想界之巨擘，對近代佛學之復興發生了重大的影響。

歐陽漸，字競無，江西宜黃人，生於清同冶十年(一八七一)，以優貢出任廣昌縣教谕。受同鄉桂伯華之影響，從文會學佛。後以喪母、大病種種挫折，決計捨身為法，再到金陵刻經處，任校對經書之責。越年，文會病逝，以刻經處編校相屬。時值辛亥起義，革命軍攻南京，竟無於危城中守經坊四十日，經畈賴以保全。

人民國後，競無於金陵刻經處內籌設支那內學院。民國十一年於內學院講《成唯識論》，門下學人畢集，如呂澄、王恩洋、聶耦耕、黃忏華、陳真如、熊十力等皆列入門下。梁漱溟、湯用彤亦從而問學。粱任公亦受業兼句，以病辍，報竟無書曰：“自怅緣濩，下克久待。然兩句所受之熏，自信當一生受用不盡。  ”

竟無後於內學院設法相大學特種，闡揚法相唯識之學。時太虛大師創辦武昌佛學院，缁素兩學院遙遙相對，雖匮有法義之诤，卻帶動了近代佛學的進步。

楊仁山居上，由一段“情緣”，促成他進入佛門，於佛經中找到安身立命之處。他之創辦刻經處，影響到後來各地繼起的刻經處，如北京刻經處、天津刻經處。他之創辦只恆精捨，門下人才輩出，促成了中國佛教的復興。他是近代佛教復興的啟蒙者，美國哈佛大學東亞研究中心的宏姆斯·韋爾契教授(Holmes Welch)譽之為“中國佛教復興之父”，文會可當之無傀。

摘自《慧炬》第34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