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國良

對佛教而言，財富充足並非是件壞事。而佛教對現代社會的參與，其領域遠比古代廣闊。除慈善公益事業外，在文化、教育、環境保護，以至維護世界和平等領域，佛教都可以發揮作用，作出貢獻。

佛教是世界三大宗教之一。據統計，其信眾人數達3.6億。佛教有一套嚴密精致的理論體系，其對世界、對生活的看法，與世俗社會有著極大的差別。那麼，它又是如何看待財富的呢?

佛教的根本目標是追求解脫。小乘佛教傾心於個人解脫，大乘佛教致力於眾生解脫，這就有了普渡眾生之說。對於全心全意追求解脫的佛教徒來說，財富就完全失去了誘惑力乃至必要性，可以全無。但畢竟不是所有的佛教徒都能隱居潛修，與世無涉，與人老死不相往來。佛法的薪火相傳，需要佛教團體的世代相承、綿延不絕。而即使是小乘的教團，也需要一定的財富作為生存資源和發展手段；大乘僧俗教團的弘法利生事業，則更需要財富作其支撐。財富越多，可做的事業就越大。大有大的用處，因而，財富之大有，絕非是件壞事。

一、 全無以清淨身心

佛教徒中，有一部分人是一心出世、全力修證的。他們往往采取苦行的修法，故而視一切財富若糞土。佛教中的苦行，可追溯到佛陀釋迦牟尼。佛陀在最初出家時，就修了六年苦行。據他自己描述：記得我那時每天只吃一個山楂子，或是一粒米。我的軀體變得特別瘦弱，四肢如干枯的蘆葦，臀部像駱駝的蹄子，脊椎像一縷頭發，胸骨參差突兀，就像屋頂露出的房椽。眼窩深深地凹陷，眼珠幾乎消失了，就像放入溪水中的一片鏡子，小得難以辨認。我的頭就像灼日炙烤下枯萎變空的葫蘆一樣干巴。用手觸腹，會碰到後脊，用手觸脊會碰到肚子。

對於苦行者來說，他們追求的是徹底解脫的大自在，因此，世間的一切對他們都沒有意義，不存在吸引力。他們並不故意蔑視財富，但也不把財富看得比其他世間事物更為重要。在他們看來，世間的一切事物包括財富，若讓其盤踞在心中，都會對他們的最終目標形成障礙；只有將它們徹底排斥，才能清淨身心，獲得大成就。

但苦行並非是佛教修行的根本方法，釋迦牟尼在修了六年苦行後，放棄了苦行，並告誡他的弟子，要行中道(非苦行非放縱之道)。中國禅宗的六祖慧能，更說了一首著名的偈：佛法在世間，不離世間覺，離世覓菩提，恰如求兔角。而入世的佛教，便須處理與財富的關系，並且，這種關系隨著時代的推進，變得越來越復雜。

二、 財富與佛教浮沉

佛教所需處理的與財富的關系，包括獲取財富的方式、運用財富的方式等。原則上說，要做到取之有道，散之有道。但如何才是合道，仍有不同的考量。

原始佛教對財物的態度，是接近全無，或者說是准全無。原始佛教實行乞食制。僧人不生產，也不積聚錢財食物。每到吃飯時，僧人去化緣。人們給或不給，給多給少，給好給壞，僧人都不計較。佛陀圓寂後，佛教僧團因意見不同而發生分裂，按南傳佛教的說法，這些不同意見共有十事。而十事的第一件事是：能不能將食鹽儲備起來，以供他日之用。最後一件事是：能不能儲蓄金銀財產。可見無論是儲備日常用品還是儲蓄金銀財產，在原始佛教時期，都是不合戒律的。原始佛教只是將財富視為維持最基本生存條件的必要手段。他們所要獲取的，只是衣食、坐具、藥品等基本的生存資源；獲取的方式，是通過佛教信眾的施捨。

但在其後的演變中，隨著私有制的日益鞏固，佛教僧團中也開始積聚食物錢財了。但僧團獲取食物錢財的方式，仍是由在家信眾施捨。當佛教傳入中國後，佛教的這種生存方式頗遭非議，最終導致了禅宗的農禅，其生存方式變他人施捨為自力更生。

禅宗從初祖達摩到三祖僧璨，無論祖師還是門徒，都還行頭陀行，一衣一缽，隨緣而住，並不聚集定居一處。到了四祖道信、五祖弘忍時代，禅風一變。四祖道信入黃梅雙峰山，一住三十余年，弟子聚集多達五百。五祖住東山二十余年，弟子多達七百。這兩代禅宗弟子定居一處，集體生活，實行生產自給，把日常生活和生產勞動都當作禅的修行，過著一種農禅的生活。此後又有禅宗高僧懷海制訂《百丈清規》，提倡一日不作，一日不食。

農禅是中國佛教對中國社會的一種適應。農禅之所以可行，是因為禅宗在提倡生產勞動的同時，又將參禅與生產勞動相結合，既實現了生活上的自力更生，又不耽誤修行，這是中國佛教的特色和貢獻。許多禅師就是在生產勞動時開悟的。如香嚴禅師在田間除草時，把一塊瓦礫拋出，瓦礫擊中竹子，發出清脆的響聲，在此一瞬間，香嚴開悟了，說出了著名的開悟偈：一擊忘所知，更不假修持。動容揚古路，不墮悄然機。處處無蹤跡，聲色外威儀。諸方達道者，鹹言上上機。

然而，農禅這種自力更生獲取生存資源和財富的方式，畢竟只是特例，古代社會的絕大多數佛教僧團還是依靠施捨，來求生存、求發展。但即使是依靠施捨，在佛教發展過程中，佛教僧團還是經常能積聚大量財富。這就產生了一個新問題：如何運用這些財富，或如何散之有道?

用財和散財的方式，當然與獲財的目的緊密相連。從本質上說，佛教是不應占據和享受社會財富的，因此，由眾生施捨而獲得的財富，除滿足僧團的基本物質需求外，其余部分應該用來造福社會、造福眾生。否則的話，不但違背佛理，招致世人诟病，而且在極端情況下，還能使佛教招致滅頂之災。中國歷史上有四次滅佛事件(被稱為三武一宗滅佛)，其原因當然是多方面的，但經濟方面的原因也不容忽視。每當佛教的經濟實力、物質財富積累到了占社會財富的相當比例後，當教團的人數增加到占全國總人口的一定比例後，佛教就會受到激烈的批評，乃至發生排佛滅佛事件。

而本著大乘佛教普渡眾生的精神，佛教僧團理應積極地開展利益眾生的各項事業，尤其是慈善事業。中國佛教的慈善事業，有著悠久傳統。早在北魏，就出現了僧祗粟，用於欠收之年赈濟饑民。此後，寺院建義倉、悲田坊、安樂坊、養病坊、安濟坊，甚至還有專收麻瘋病人的疠人坊、福田坊，還有埋葬無主屍首的漏澤院等。而在災荒和戰亂年代，各寺院普遍施粥、施衣、施藥、施棺。另外，在民間公益事業方面，寺院和僧人經常發起或參與了修橋鋪路、開渠挖溝、植樹造林、放生護生等活動。佛教的這類消災解難、扶貧濟困活動和慈善公益事業，既減輕了民眾的苦難，又增強了佛教的影響力，使其教義更能為人們接受。

三、大有可大展宏圖

佛教的慈善公益功能，在傳統社會中就很發達，而在現代社會中，憑借著現代社會豐富的財力，此功能更加發揚光大，從而更充分地體現了佛教的慈悲精神。在這方面，台灣的慈濟功德會就是一個成功的例子。

慈濟功德會現在已名滿天下，哪裡有災難，哪裡就有慈濟人解困救難。例如，台灣人向大陸人捐獻骨髓，就是慈濟功德會所屬的醫院進行的。

慈濟功德會是由比丘尼證嚴法師1966年創辦的。一開始，她們共有6位比丘尼和30位信徒。6位比丘尼奉行一日不作，一日不食的原則，靠做嬰兒學步鞋來維持生計並積累資金，而30位信徒則每人每天在上菜市場前，先丟5毛錢在竹筒裡，貢獻給功德會。有了資金後，功德會開始在本地區救急救病救災。而後，慈濟功德會的名聲越來越響，募集的資金也越來越多。但證嚴法師有個原則，所有募集的資金，她們分文不動，全用於慈善事業，她們自己的生活至今仍靠做手工活來維持。漸漸地，慈濟功德會的影響越來越大，慈善事業也越做越大，從本地區走向台灣全島；繼而又在五大洲的數十個國家成立了慈濟分會，在當地照顧孤苦老人、流浪人，進行義診，發生災難時進行救濟。除了慈善事業，慈濟功德會又開辦了醫院，投資教育，如護士專科學校、醫學院等。從1990年起，慈濟功德會又提供洛杉玑黑人學區的西方學院護理系學生獎學金。這一善舉幾乎馬上就結出了善果，1992年洛杉矶黑人大暴動時，許多人遭難，而華人則幸免於難，因為該城黑人對慈濟功德會的長期幫助心存感謝。

1991年大陸發生水災，慈濟功德會打破種種阻力，到大陸赈災。赈災款來自於在台灣發動各階層人士捐款，慈濟功德會的影響力是如此之大，以至赈災款中有領救濟金老人的捐款，還有監獄中犯人的捐款。慈濟功德會用這些捐款，在安徽、江蘇、河南等地，為受災村民建慈濟村和敬老院，還建了小學和中學。例如，在江蘇興化，慈濟功德會就建了4所中學和4所小學，為15個社區568戶人家建房，還建敬老院148所。

佛教的慈善功能，除了通常的濟貧救困作用，還具有佛教的特點。佛教教義認為，慈善性的施捨，除為接受施捨者提供幫助，還能為施捨者培植福分。因此，慈善事業作為利益眾生來說，既利益了被施捨者，又利益了施捨者。而慈濟功德會的慈善事業正是立足於要利益施捨雙方的原則。例如，在建慈濟醫院時，有一日本人願捐2億美元(相當於80億新台幣)，以感謝中國放棄二戰賠款的善舉，而建醫院只要8億新台幣。但證嚴法師沒有接受這筆捐款。她的考慮，一是不願讓外國團體掌控醫院；二是希望讓每個台灣人都有種福田的機會，讓更多的人培植福分，其意義要勝於讓一人培植福分。基於同樣的考慮，慈濟功德會也不提倡一次性地捐筆巨款，例如，假如有人要一年一次性地捐120萬元，那還不如每月捐10萬。因為愛心應該時時培養，心中應時時存有愛心，而不應將善舉作為任務，貪圖方便，一次性地了事。

上述例子充分表明，財富充足並非是件壞事。而佛教對現代社會的參與，其領域遠比古代廣闊。除慈善公益事業外，在文化、教育、環境保護，以至維護世界和平等領域，佛教都可以發揮作用，作出貢獻。在這種社會參與中，佛教這一古老的宗教團體，需借助財富之大有來大展宏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