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其創制清規的因緣，是錯綜復雜的，不能從單方面來考慮。但至少有幾個方面是必須要注意的，首先是禅宗自身的發展情況，如《禅門規式》所說：“百丈山大智禅師，以禅宗肇自少室，至曹溪以來，多居律寺，雖列別院，然於就法住持未合規度，故常爾介懷。”《景德傳燈錄》卷六〈洪州百丈山懷海禅師〉，《大正藏》卷51，第251頁上。但是，到懷海禅師時修學禅宗的徒眾越來越多，禅宗的興盛，徒眾的增多，從僧團建設而言，一方面不得不從律寺中獨立出來，另一方面也必須建立一套適合禅宗修學的僧團管理制度。基於這樣的原因，懷海禅師“始奉其師為住持，而尊之曰：長老。如天竺之稱捨利弗須菩提，以齒德俱尊也，作廣堂以居其眾，設兩序以分其職。” (CBETA, T48, no. 2025, p. 1119, a22-b7)

其次，當時律寺的管理對禅宗的傳播造成一定的限制，主要是因為在唐朝，由於官寺的設立，普遍帶有濃厚的國家統治性格，須遵守各種官府頒布的法令及誦經儀式等，這對於修禅的人不盡適合。到了百丈懷海的時候，這種感覺更加迫切”。因此，百丈禅師在折衷佛教本有之大小乘戒律，即所謂“折衷佛律五篇七聚”、“梵檀擯治自恣舉過”之法的基礎上，再結合中國傳統的儒家倫理思想與禮樂制度的精華，制訂出一部後世所稱的《百丈清規》，對佛教傳統戒律和中國早期的僧制進行了一番徹底的革新，既最大限度地發揚了佛陀時代僧伽制度的民主精神，又充分適應了中國社會文化環境，所作諸種規定煥然一新，如宋僧贊寧所說：“其諸制度，與諸毗尼師一倍相翻。”因其所制與佛教戒律面目大異，尤其以農耕勞作取代乞食，甚不合佛制。懷海禅師被當時的義學沙門及律師指斥為“破戒比丘”、“魔子”。然而，此新制一出，如風伏草，天下禅宗叢林紛紛采納。由此而言，禅宗之成為一大宗派，實應以懷海創制清規、別立禅居為始。贊寧也不得不稱贊百丈懷海所制說：“雖非佛制，諸方為清淨者不得不行也。”

第三，除了以上的教內因緣外，還必須從當時的政治、經濟、文化等背景下綜合考慮，才可知清規的創制實是當時佛教發展的必然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