馮學成居士:心靈鎖鑰 引言——生命和精神的絮語
心靈鎖鑰 引言——生命和精神的絮語 不知有多少萬個歲月了…… 人類不滿足自己所熟悉的,賴以生存的山河大地、森林草澤和田園市集,常常在晴朗的夜晚,凝視那群星燦爛的天宇是那樣的深遂和寧靜,除了偶爾有一顆流星掠過,但僅僅只有短短的一瞬。有幾顆被人類稱之為行星的星點,少則數月,多則十余年,悄悄地在天宇中運行一周。這種難以令人察覺的蠕動,除了專職的史官或“天官”外,一般的人們從來不知道它們會“動”。只有那個時缺時圓的月亮,因與農業生產的季節關系較大,也因為常被詩人們所詠歎,更因為它在天空中的地位僅次於太陽,所以常常被人們關注,包括它的陰晴圓缺。而太陽在人類的心目中是絕對的,春夏秋冬四季的運行,五谷雜糧、瓜果蔬菜及人類賴以生存的一切,全都得看太陽星君的臉色。當然,太陽與月亮一樣,在天宇中運行的現象是明顯的。 太陽屬於白天,星空和宇宙則顯現於夜晚。夜晚的大地是萬籁俱寂。而星空和宇宙則是永恆的寧靜。 地球是喧鬧的,從涓滴山泉匯成咆哮的江河、大海的怒濤;從空出鳥語、竹籬蟲鳴到獅虎之吼;從起於“青萍之末”,往來於花叢椒蘭間的煦煦和風到荒原暴起的旺沙和雪原揭起的瓊玉。正如莊子所描繪的那樣:“野馬也,塵埃也,生物之息相吹也。”哪怕在極端的沉靜中,無處不可感受到生命之力的脈動。 人類社會則不止是喧鬧,更多的是忙亂。生活在城市裡的人更是熙熙攘攘、汲汲碌碌,喜氣怨氣隨處可見。榮辱得失,利害是非,喜怒哀樂是人生這根琴弦所彈奏的主旋律。而盛衰興亡,治亂成敗,承平的歌舞和疆場的刀劍則是社會和國家所常常演出的交響樂。 勤奮和奉獻的人如一頭不知疲乏的老黃牛;自私懶散、唯知享樂的人細一條臥槽的大肥豬,鑽營投機.無孔不入的人間山溝村野旁的小狐狸;凶殘霸道、貪婪陰狠的人如同草原山林中的豺狼…… 貧困和富貴,失落和得勢,野菜和淚的苦寒和一笑千金的媚語,種種差別,如同人世間做的“陰陽”二氣,在歷史中,不分國家和民族,都總是演不完的悲喜劇。 許多厭倦於塵世的人想遠避山林,但往往耐不住寂寞和清苦;也有人操習“異能”想“移民”於天國,但又“飛升”無術。 二十世紀七十年代,人類在月球上留下了自已的足跡。月球,並非如古代仙家們所描繪的是什麼“瓊樓玉宇”。也不是什麼“神仙府第”,那裡只是一片荒漠,而且是那樣陰森和峥嵘。登月者留戀著地球母親,當他們注視地球時,竟又是那麼地陌生——如在地球上看見的月亮一樣,只不過大一些、藍一些而已。地球竟是那樣的小,也是那樣的寧靜。如果在月球以外的天體上來觀察地球呢?地球則更為渺小,更是毫無生氣,如同空中一粒微小的浮塵而已。 生活在地球上的人有這樣的感受嗎?在今天的地球上,有50多億雙眼晴,有50多億個心靈,他們全都在用自己的眼光審視與自己相關的世界,都在用自己的頭腦來“算計”這個屬於地球的共同的世界——各有各的情感,各有各的好惡,各有各的取捨,各有各的行為。 多少世紀以來,科學家用特有的智慧來觀察這個世界,觀察這個宇宙。在今天更擁有了能分辨分子結構的高倍電子顯微鏡、龐大的射電望遠鏡和外太空望遠鏡,還有數以千計的環繞地球運行的人造衛星和一些正在穿越太陽系的行星考察飛行器,當然還有眾多的、最先進的超巨型電子計算機。 我們面對的世界是什麼?人類生命現象乃至地球上的那化動物、植物、微生物的生命現象是什麼?外太空中有我們地球上所存在的生命現象嗎? 人是萬物之靈嗎?人類的理智及精神和心理的依據是什麼?在生命現象中是唯一的嗎?其它生命體也存在著類似於人類的理智、精神和心理現象嗎?外太空中有沒有智慧的生命呢? 現今的科學並不能回答所有的問題,也不能證明所有的問題。不過有一點是明確的,地球類的生命現象和智慧生命的存在的確只局限於地球。眾多的科學家用傑出的頭腦,並使用眾多的電子計算機處理了數以萬億計的外太空的信息和數據,包括對月球、金星、火星上的實物分析,完全得不出地球之外的天體上有生命存往的微小可能性的證據——當然科學會繼續、並永遠把眼光放在對地球以外的生命考察。 人類之所以能夠認識和改造世界,是人類擁有在一切生命存在中所獨具的理智——至少可以說是高於、並遠遠高於其它生命體的這種理智。理智是人類精神功能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但不是唯一的部分,人類的精神內容和功能尚有多種層次和類別,理智並非唯一,更並非絕對。 人的精神現象,包括心理的,情感的,意志的,認識的;也包括自然的,社會的;從宇宙到人生,從歷史到現在;從“小我”到“大我”,總之無所不包。人面對著整個的物質世界和精神世界,以及它們的任何部分和角落,並使之成為自已的感知對象和認識內容,進而融匯成為不可分割的精神實體。任何人從他呱呱墜地的那一天開始,就同自己的精神心理打交道了,不論聖人還是俗人,不論皇帝還是奴隸,不論智者還是呆子,都必然生活在自己的精神現象之中,這是任何人都無法擺脫的客觀事實,如同天羅地網一樣,把天地萬物纖毫不漏地籠罩在其中。歷史的演變,社會的興衰,個人的榮辱哀樂,全都編織在這張龐大無形的精神之網上,從生至死,誰能有片刻時光逍遙於其外呢? 人們面對著自己的客觀世界,更面對著自己的主觀世界,而每一個人,都是以自己特有的目光來審視這個天人交融的世界。如果說每一個人的精神都是一顆晶瑩的水珠,那麼全人類、全部人類文明史則是由無數水珠匯成的、奔流不息的江河,並且注入宇宙生命——精神,這個“絕對精神”的海洋。 當人類從純自然的生命形態進入人類社會,就產生了社會化的意識形態,並從被動的精神——心理承受者轉變為主動的探索者和研究者。范圍則從個人擴大到民族,從人類延伸到動物、植物及其它生命體,並且從地球生命推論到宇宙生命。 這種對精神——心理的探索和研究,在古埃及、古印度和古稀臘,當然還有古代的中國,都具有崇高的地位而優於其它學科——人是“萬物之靈”啊!人為什麼會是萬物之靈?這個“靈”又靈在什麼地方,這是與人息息相關並具有莫大魅力的問題,又是那樣的玄奧難解。許多人在面對這個問題時,一開始總是自信,甚至認為不值一答:這麼清楚,這麼明白,就是這麼回事嘛!但是,進一步時,幾乎每一個人都會糊塗起來——的確難以回答,因為這是人類最初的問題,也是最終的問題。人類的精神、心理和認識,借助眼耳鼻舌和頭腦,已從常態的自然時空認識深入到原子和基本粒子,擴展到史前史後的地球乃至全部宇宙。是什麼力量帶領人類的認識開展這一神聖歷程的呢?它的內在依據又是什麼呢?最終的結論又是什麼呢? 人類對精神——心理的探索和研究。在經歷了數千年的進程之後,今天已成為一個龐大的學科,其內涵包括了哲學、邏輯學、心理學、行為學、社會學、醫學、生理學、生物學、遺傳學、生化學等眾多的領域,橫跨整個社會科學和自然科學——人類的全部文明都是賴於這個精神——心理活動的開展運行而得以成立,所以不論怎麼歸納都不過份。其中僅心理學一項,就有基礎心理學(普通心理學)、應用心理學兩大類。其中包括了生理心理學、比較心理學、年齡心理學、教育心理學、社會心理學、醫學心理學、工程心理學,甚至商業心理學、藝術心理學、決策心理學等等的眾多分支。人類思維、情感和行為所到之處,無不與其心理活動的過程交融在一起,不可分割。所以精神和心理,不僅是學者專家們研究的對象,也是每一個人生活和工作的現實依據。人們真實意義上的生活,根本意義上的生活,就是出沒於自己的精神——心理的海洋之中。 在中國傳統文化中,對精神——心理現象的研究統稱之為“心性之學”,遠在先秦時代,對這個精神——心理的心性之學的探索和研究就已初具規模,並為以後的發展奠定了基礎。在四書五經中,在孔孟老莊的著述中,是那樣的精彩深刻和感人,不僅具有理論性,而且還具有實踐性。而這個實踐性,正是中國心性之學有別於西方的顯著特點。 東漢以來,隨著印度佛學的不斷傳入,極大地豐富了中國的這一學說,到唐初玄奘大師從印度留學歸來,更使這一學說達到了巅峰狀態,這就是玄奘大師在中國建立的“唯識——法相”學說。識,就是揩全體性的生命和精神;法相,就是指一切精神的、心理的現象。唯識——法相學,就是用佛教的教義和學說,來解釋一切生命的精神和心理的實質和現象,並規范出一整套指導修行實踐的程序和方法。 玄奘大師把這一學說介紹回國之際,當時真是舉國若狂,身在洛陽准備東征高麗的唐太宗派宰相房玄齡率領百官出長安城外“郊迎”,朝廷安排人力物力幫助玄奘大師翻譯經典,唐太宗還為之寫了著名的“三藏聖教序”。上至朝廷百官,下到地方州縣,更不用說國內眾多的寺廟了(當時那些大的佛教寺廟本身就是一座座佛學院,以學習、研究和實踐佛學為根本目的)。唯識——法相之學在十余年內就風靡全國。唐代以後,唯識——法相之學與天台、華嚴、淨土特別是與禅宗融合,在宋以後義與儒、道融合,這就使中國的心性之學更加系統嚴密,圓融周到和成熟,並成為中華民族經典中常開不謝的、光彩奪目的花朵: 佛學有一個別名叫“內學”,也就是“心學”。可是近現代有關精神——心理的專著中。特別在西方心理學系統中,卻很少有人提到佛學這一重要領域,似乎佛學是宗教學,它與科學的心理學不應該搭上關系,若有關系,也不過被放在宗教心理學這一分支之中而已。這當然是由於對佛教心性之學的無知和誤解。四十年代以來,日本禅宗大師鈴木大拙博士在美國講學,才使心理學,主要是心理分析這一學科注意到了佛學(主要是禅宗)的價值和作用。現代心理分析引入了禅宗的藝術和方法,並使自己有了長足的進展。但現代心理學對整個的佛教,尤其對唯識——法相之學則知之不多,這不能不說是現代心理學的遺憾和疏漏。 佛學是完全徹底的心性之學,它的對象不論是主體還是客體,都離不開精神——心理的本質和現象,並從頭到尾,從生至死,從惡到善,從人生到宇宙與之並行不悖。佛學不僅講心性之理,而且講心性之用,特別注重對自身心性的改造並直接趨向於涅槃大道,這就是佛教在心性上的修行。所以佛學內的色、受、想、行、識這“五蘊”;眼、耳、鼻、舌、身、意;色、聲、香、味、觸、法這“六根六塵”;從眼界到意識界的“十八界”,乃至五位百法,對生命——精神——心理,乃至行為心理和社會心理及其因果關系,都有詳盡的說明,並有“八萬四千法門”供自我改造和實踐之用。在中國佛教的各大宗派中,在數十代、一千多年無數高僧們的修行實踐中,更總結出許多行之有效的方法,並自成體系。若論撮大要、奮精神,明心見性、速成菩提的人,則首推禅宗。 筆者在《生活中的大圓滿法》一書中曾提到: 在中華民族的發展史上,曾出現過四次文化高峰現象,這就是先秦諸子爭鳴時期,魏晉南北朝玄學時期,隋唐佛學時期和宋明理學時期。中華民族文化這四個高峰現象,除先秦諸子學說與佛學無關外,其余三個時期,佛學都是其中重要的角色,甚至是主要的角色。正是由於佛學的介入,使華夏文化從秦漢以來的儒道互補結構,轉化為宋以來的儒禅互補結構。 所以,佛學在中華民族文化中的地位應當得到確認,其中深厚巨大的文化財富需要加以發掘和提高。在今天,東西方兩大文明體系的融合也進入了一個新的層次和高峰,社會的更新和發展,往往需要回到歷史這個母親的懷抱之中,歷史的文化和傳統,是發展的基石和乳汁,否則這個發展將是蒼白的、空洞的和貧乏的。中國傳統文化的又一個重要特點就是以“史”立國,這個“史”不是狹義.上的、教科書上的歷史概念,而是涵蘊著全部文化傳統的整體性的概念。作為一個中國人,深知自己歷史文化的偉大意義和力量,堅信其在整個人類文明中的崇高地位,能夠棲息在這片文化沃土之中的中國人,無疑是一種榮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