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晉佛教，是說從晉武帝泰始元年(265)到愍帝建興四年(316)建都在洛陽，共五十一年間的佛教。在這個時期，著名的佛教學者竺法護、安法欽、強梁婁至等人分別在敦煌、洛陽、天水、長安、嵩山、陳留、淮陽、相州、廣州等地，或翻譯經典，或弘傳教義，或從事其他佛教活動，因此佛教比起前代來有了相當的發展。

西晉佛教的活動，主要還是譯經。這一期間從事譯經的國內外沙門及優婆塞共十二人。其中最突出的是竺法護。他本來是月支人，世代住在敦煌郡(今甘肅省敦煌縣)。此外，在洛陽有安法欽、法立、法炬，陳留(今河南省陳留縣)有無羅叉(一作無叉羅)、竺叔蘭，廣州有強梁婁至，關中(今陝西省地方)有帛遠、聶承遠、聶道真、支法度、若羅嚴。他們所譯出的經、律和集傳等共二百七十五部，加上新舊各種失譯人的經典五十八部，合計三百三十三部。竺法護早年跟隨他的師父竺高座到過西域，獲得《賢劫》、《大哀》、《法華》、《普曜》等經的梵本共一百六十五部。泰始二年(266)他從敦煌到長安，後到洛陽，又到江左，沿路帶著經典傳譯，未嘗暫停。他的譯業最盛時期是從武帝太康到惠帝元康二十年間(280—299)，所譯出的大小三藏經典共一百五十四部(此據《出三藏記集》卷二，《開元釋教錄》作一百七十五部)。現存《光贊般若波羅蜜經》十卷、《正法華經》十卷、《漸備一切智德經》五卷、《普曜經》八卷等八十六部。

經常襄助法護翻譯的，有優婆塞聶承遠、聶道真父子，他們都長於梵學。承遠明練有才，對於法護譯經文句多所參正，並擔任筆受。他後來在惠帝時(290—306)自譯《超日明三昧經》二卷和《越難經》一卷二部(現存)。其中《超日明經》，即刪訂法護先譯而成。道真從太康初到永嘉末(280—312)，谘承法護筆受；法護圓寂後，自譯《無垢施菩薩分別應辯經》一卷(現存)等二寸余部。法護的弟子，還有竺法乘、竺法行、竺法存。法護於太康五年(284)譯出《修行道地經》七卷(現存)等，法乘也曾參加筆受。

與法護同時的，有法炬、法立兩人，在惠、懷二帝時合譯出《樓炭經》六卷、《法句譬喻經》四卷和《佛說諸德福田經》一卷(均現存)。

在法護譯出《光贊經》後六年，即元康元年(291)，又有無羅叉和竺叔蘭在陳留倉水南寺譯出《放光般若經》二十卷(現存)。它的原本是朱士行在於田寫得，而由其弟子弗如檀(法饒)等送回漢地的。沙門無羅叉，於田人，稽古多學。竺叔蘭本天竺人，生在河南，善梵晉語。他們譯出的《放光般若》是《大品般若》的第二譯，後來太安二年(303)沙門竺法寂(此據《放光經記》)和竺叔蘭為之考校書寫成為定本。叔蘭後在洛陽自譯《異毗摩羅诘經》三卷、《首愣嚴經》二卷二部，其書都佚。

帛遠，字法祖，河內人，博學多聞，通梵晉語，於方等經深有研究。時在長安建造佛寺，從事講習。後來在隴西(今甘肅省地方)譯有《菩薩逝經》一卷、《菩薩修行經》一卷、《佛般泥洹經》二卷、《大愛道般泥洹經》一卷、《賢者五福德經》一卷等十六部(上述五部現存)。此外，有強梁婁至，西域人，於武帝太康二年(281)在廣州譯《十二游經》一卷一部。又安法欽，安息人，於同年迄惠帝光熙元年(281—306)在洛陽譯《道神足無極變化經》四卷、《阿育王傳》七卷等五部。沙門支法度，在惠帝永寧元年(301)，譯出《逝童子經》一卷、《善生子經》一卷等四部(上述二部現存)。又有外國沙門若羅嚴，譯出《時非時經》一部(現存)。

對西晉一代主要的譯人、譯籍，後世已有所品評。如道安在《合放光光贊略解序》中(載《出三藏記集》卷七)評竺法護的《光贊》譯本：“言准天竺，事不加飾，悉則悉矣，而辭質勝文也。”這是說《光贊》純用直譯，文辭粗糙。評無羅叉、竺叔蘭的《放光》譯本：“言少事約，刪削復重，事事顯炳，然易觀也，而從約必有所遺。”在《摩诃缽羅若波羅蜜經抄序》中(同上卷八)評無羅叉說：“斲鑿之巧者也，巧則巧矣，懼竅成而混沌終矣。"這是說《放光》兼用節譯和意譯，刪削過甚，意義必定有所遺漏。僧肇在《維摩經序》中(同上)評竺叔蘭所譯《異毗摩羅诘經》：“理滯於文，常懼玄宗墮於譯人。”總之，西晉一代的佛典翻譯，還沒有成熟，所以後世研誦者不多。

西晉的佛教義學，繼承後漢、三國，以方等、般若為正宗，這在當時幾位著名譯人的譯籍裡可以看得出來。如竺法護，雖然譯出許多重要典籍，但他的中心思想仍是繼承支谶、支謙傳弘方等、般若之學的。他的譯出《光贊》，和支谶譯出《道行》、支謙譯出《明度》,是一脈相承的。他還譯出以般若性空為基礎的《賢劫》八卷、《大哀》八卷、《密跡》七卷、《持心》四卷、《海龍王》四卷、《等集眾德三昧》三卷、《大善權》二卷等方等經典，並且曾經抽譯龍樹的《十住毗婆沙論》。總之，他的譯業，主要是在於弘揚般若性空的典籍的。同時無羅叉、竺叔蘭繼承朱士行的遺志，他們譯出的《放光》，即盛行於當時。淮陽支孝龍，常鑽研《小品》以為心要。他獲得叔蘭剛譯出的《放光》，閱讀旬余，便從事敷講。後來河內帛法祚(帛法祖之弟)作了一部《放光》的注解，其書不傳。衛士度略出《道行》，也在此時。另外《首楞嚴》在西晉有竺法護、竺叔蘭兩種譯本，帛法祖還作了一部注解。由這些，可見當時義學沙門是如何重視方等、般若的了。

由於佛教在西晉漸次流行，對道教的傳播也有所影響，因而在道教徒中有《老子化胡經》之作。晉惠帝時，道士祭酒王浮平日和帛法祖爭論佛道二教的短長，王浮乃撰此經以揚道抑佛。“老子化胡”之說，從後漢以來已開始了。如《後漢書. 襄楷傳》說：“或言老子入夷狄為浮屠。”又《魏略.西戎傳》說：“浮屠所載與中國老子經相出入，蓋以為老子西出關，過西域，之天竺，教胡浮屠屬弟子，別號合有二十九。”王浮的《化胡經》，或即集前人的傳說而作的。

至於當時朝野對佛教的信仰，已經相當普遍。相傳西晉時代東西兩京(洛陽、長安)的寺院一共有一百八十所，僧尼三千七百余人(法琳《辯正論》卷三)。這雖然是後世的記錄，未必即為信史，然而竺法護時代已有“寺廟圖像崇於京邑”之說(《出三藏記集》卷十三)。而見於現存記載中的，西晉時洛陽有白馬寺、東牛寺、菩薩寺、石塔寺、愍懷太子浮圖、滿水寺、盤鵄山寺、大市寺、宮城西法始立寺、竹林寺等十余所。

其次，當時譯出的經典，除了抄寫傳播而外，還流行一種“細字經”和“供養經”等，足見當時對佛教信仰的廣泛。如永嘉中，有不詳氏族的安慧則，工正書，於洛陽大市寺，在黃缣上用細字書寫《大品般若經》一部，字如小豆，而分明可識，一共寫了十幾本，即其一例。另外，西晉時代抄寫的“供養經”，有些還流傳到現在，如敦煌出土惠帝永熙二年(291)所書寫的《寶梁經》上卷，土峪溝出土元康六年(296)所書寫的《諸佛要集經》等都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