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忏華居士:中國佛教史略—南朝佛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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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佛教史略--南朝佛教

南朝佛教,包括從宋武帝永初元年(420)到陳後主祯明二年(588)中國南北分裂時期,在南方宋、齊、梁、陳四個朝代的佛教。
南朝各代對於佛教的態度,大略與東晉相同,統治階級及一般文人學士也大都崇信佛教。宋諸帝中,文帝(424—453)最重視佛教。他聽到侍中何尚之等告以佛化有助於政教之說,即致意佛經,後來常和慧嚴、慧觀等論究佛理。又先後令道猷、法瑗等申述道生的頓悟義。孝武帝(454—464)也崇信佛教,嘗造藥王、新安兩寺。先後令道猷、法瑤住新安,“使頓漸二悟義各有宗”並往新安聽講。孝武帝還信任僧人慧琳,使他參與政事,世人稱為“黑衣宰相”。

肖齊帝室也崇信佛教,就中武帝(483—493)子竟陵文宣王肖子良(460—494),從事佛教教理講論,著有《淨住子淨行法門》、《維摩義略》等。其平生所著宣揚佛教的文字,梁時集為十六帙,一百十六卷。並撰制經呗新聲等。當時荊州名士劉虬(437—495),研精佛理,曾述道生的頓悟成佛等義。又撰有《注法華經》、《注無量義經》,並對佛教立頓漸二教五時七階的教判。子良曾作書招請他,共同講論法義。

南朝佛教到梁武帝(502—549)時達到全盛。武帝起初崇奉道教,即位的第三年(504)四月八日,率僧俗二萬人,在重雲殿重閣,親制文發願,捨道歸佛,對佛教表示信仰。建有愛敬、光宅、開善、同泰等諸大寺。所造佛像,有光宅寺的丈八彌陀銅像,愛敬寺的丈八旃檀像、銅像,同泰寺的十方佛銀像等。所舉辦的齋會,有水陸大齋、盂蘭盆齋等。又以僧旻等為家僧。還在四部(即比丘等四眾)無遮大會中四次捨身同泰寺為寺奴,由群臣以一億萬錢奉贖回宮,這樣充實了寺院的經濟。

武帝還著有《大涅槃》、《大品》、《淨名》、《大集》諸經的《疏記》及《問答》等數百卷。在重雲殿、同泰寺講說《涅槃》、《般若》。又命僧旻等編纂《眾經要鈔》八十八卷,智藏篡集眾經義理為《義林》八十卷,寶唱抄撮經律中殊勝因緣為《經律異相》五十五卷,纂集佛教傳來後僧俗敘述佛理的著作為《續法門論》七十余卷。

武帝並重視譯事,天監二年(503)命扶南沙門曼陀羅(仙)、僧伽婆羅共同譯經。著名的譯師真谛從扶南應武帝的邀請而東來。他特別尊敬禅師寶志。任《十誦》名家法超為都邑僧正,並欲自為白衣僧正。又以律部繁廣,命法超撰《出要律儀》十四卷,分發境內,通令照行。此外,武帝極力倡導《涅槃》等大乘經的斷禁肉食,影響及於後世者很大,改變了漢代以來僧徒食三淨肉的習慣。他並作有《斷酒肉文》四首,嚴令僧徒遵守。

由於武帝笃好佛教,他的長子昭明太子肖統、第三子簡文帝(550—551)、第七子元帝(552—554),也都好佛。但在這方面滋生的流弊,亦不一而足。不久即有侯景的事變,寺塔被毀,僧徒被殺,建康佛教頓告衰微。

此後陳代諸帝由於政治上的需要,仍多少效法梁武帝的成規。康舊有七百余寺,因侯景事變受到嚴重的破壞,到了陳代,多數修復。武帝(557—559)曾設四部無遮大會,到大莊嚴寺捨身,由群臣表請還宮。他對於文學,據說曾“廣流《大品》,尤敦三論”。嗣位後的文帝(560—565),任寶瓊為京邑大僧正,也在太極殿設無遮大會並捨身,招集僧眾舉行《法華》、《金光明》、《大通方廣》、《虛空藏》等忏,並別制《願辭》自稱菩薩戒弟子。宣帝(569—582)命國內初受戒的沙門一齊習律五年。後主(583—588)也在太極殿設無遮大會捨身大赦。

南朝各代寺院、尼僧之數甚多。據傳,宋代有寺院一千九百十三所,僧尼三萬六千人。齊代有寺院二千零十五所,僧尼三萬二千五百人。梁代有寺院二千八百四十六所,僧尼八萬二千七百余人。後梁有寺院一百零八所,僧尼三千二百人。陳代有寺院一千二百三十二所,僧尼三萬二千人。

南朝歷代的佛典翻譯,相繼不絕。這在劉宋的前半期,已相當發達;到了齊、梁二代,佛教雖更隆盛,而譯事反有遜色;進入梁末陳初,由於真谛的偉績,發展了南朝的譯業。宋代從西土東來的譯人,有罽賓的佛陀什、昙摩蜜多、求那跋摩,西域的畺良耶捨、伊葉波羅,印度的僧伽跋摩、求那跋陀羅等。中土的譯人,有西涼的智嚴,涼州的寶雲、沮渠京聲,幽州黃龍的昙無竭(法勇)等。其中佛陀什於景平元年(423)七月來到建康,應道生、慧嚴諸僧之請,在龍光寺譯出彌沙塞部的《五分律》三十卷。至此完成了漢地流行的四部廣律(《十誦》、《四分》、《僧只》、《五分》)的傳譯。

畺良耶捨於元嘉元年到建康,在鐘山道林寺譯出《觀無量壽佛經》、《觀藥王藥上二菩薩經》各一卷。從而有利於淨土教的傳播。

求那跋摩(367—431)於元嘉八年(431)到建康,在只洹寺譯出《菩薩善戒經》共三十品。為大乘戒法和瑜伽系學說傳於南方的開始。他並補譯了伊葉波羅傳譯未竟的《雜阿毗昙心論》後三卷,而完成全部十三卷。又有僧伽跋摩精於《雜阿毗昙心論》,於元嘉十年(433)到建康。既而獅子國(今斯裡蘭卡)比丘尼鐵薩羅等到建康,滿足十眾,慧果等乃共請僧伽跋摩為師,為尼眾受戒,同受者數百人。同年跋摩在長干寺重新翻譯《雜阿毗昙心論》,到十二年(435)譯完。為毗昙學和比丘尼戒的傳持作出了業績。

求那跋陀羅(394—468)於元嘉十二年來廣州,文帝迎請到建康,住在只洹寺,既而譯出《雜阿含經》五十卷,又在丹陽郡譯出《勝鬘獅子吼一乘大方便經》、《楞伽阿跋多羅寶經》等。後來往荊州,又譯出《相續解脫地波羅蜜了義經》等,多數是弟子法勇傳語。他所譯《楞伽》、《勝鬘》均為後世所通行。

總計劉宋一代,中外譯師共二十二人,所譯出的經律、論及新舊失譯諸經共有四百六十五部,七百十七卷。

其次,齊代外來的譯人有印度的昙摩伽陀耶捨、求那毗地,西域的摩诃乘、僧伽跋陀羅、達摩摩提等。其中有幾位是泛海而來的。如昙摩伽陀耶捨於建元三年(481)在廣州朝亭寺譯出《無量義經》一卷。僧伽跋陀羅於永明七年(489),在廣州竹林寺譯出南方所傳《善見律毗婆沙》十八卷。僧伽跋陀羅於譯出《善見律毗婆沙》之後,在七月十五僧自恣日,按照他以前諸律師的成法,在律藏上加記一點。那一年計算從上以來所下之點已有九百七十五點,即佛滅後已經九百七十五年,這就是所謂《眾聖點記》(見《出三藏記集》卷十一)。達摩摩提於永明八年(490)在建康的瓦官寺,譯出《妙法蓮華經提婆達多品第十二》(後來編入《妙法蓮華經》)等二部二卷。求那毗地於建元初(479)到建康,在毗耶離寺,譯出其師僧伽斯那抄集的《百喻經》二卷。肖齊一代共二十四年,外來的譯師七人,譯出經、律共十二部三十三卷。

梁、陳二代的譯師,有曼陀羅、僧伽婆羅和真谛等。曼陀羅於天監二年(503)和僧伽婆羅同譯出《文殊師利所說摩诃般若波羅蜜經》、《法界體性無分別經》、《寶雲經》。僧伽婆羅從天監五年(506)起,在壽光殿、華林園、正觀寺、占雲館、扶南館五處傳譯,到十七年(518),譯出《孔雀王咒經》、《阿育王經》、《解脫道論》等十部。

到梁代末年,真谛(499—569)從扶南帶回許多梵本經論,於大同十二年(546)來到南海,經二年(548)入建康,武帝安置他在寶雲殿,正想請他傳譯經論,遇到侯景的事變,沒能著筆。於是輾轉到了富春,才獲得傳譯的機會。他於梁代在富春、建康、豫章、新吳、始新、南康等地,先後譯出《無上依經》二卷、《十七地論》(即《瑜伽師地論本地分》五卷)等經、論十一部二十四卷。後於陳代在豫章、臨川、晉安、梁安、廣州等地,又先後譯出《解節經》、《律十二明了論》、《佛性論》、《攝大乘論》、《俱捨釋論》等經、律、論、集三十八部一百十八卷,合計四十九部,一百四十二卷。真谛在中土一共二十三年,正當梁末陳初,戰禍相續,流浪諸方,備嘗艱苦,他的譯典大率成於顛沛流離之間,而能留下許多重要典籍,實在是一位巨大的譯人。所譯無著的《攝大乘論》三卷和世親的《論釋》十五卷,對佛教義學的影響特大。從此南北攝論師輩出,從而開創了攝論學派。

梁代因對譯經的重視,還連帶編輯了三次眾經目錄:其一是《華林殿眾經目錄》,天監十四年(515)僧紹撰,其二是《眾經目錄》,天監十七年(518)寶唱撰,其三是《出三藏記集》,天監中(502—519)僧佑撰。就中只《僧佑錄》十五卷現存,成為較古而且較為完善的經錄。

在梁代外來譯師共有八人,譯出的經、律、論及傳記等,並新集失譯諸經,共四十六部二百零一卷。陳代外來譯師共有三人,譯出的經、律、論及集傳等共四十部一百三十三卷。

南朝的佛教有許多義學沙門,分別就《毗昙》、《成實》、諸律、三論、《涅槃》、《攝論》等從事專研弘傳,而形成許多的學系,具備宗派的雛形。其最著的有以下幾種:

一、毗昙師這是專研並弘傳有部諸論的一派。所謂“毗昙”,原來包含迦旃延子的《八犍度論》和《毗婆沙論》等在內,但當時學者所弘傳,主要是法救的《雜阿毗昙心論》(簡稱《雜心論》)。這一時期的毗昙師,在宋代有法業、慧定、昙斌等,齊代有僧淵、僧慧、慧基等,梁代有道乘、僧韶、慧集、智藏等,陳代有慧弼等。其中梁建康招提寺慧集(456—515)為南朝最著名的毗昙學家。前此所研習的毗昙,多半是《雜心》,到了慧集,才於《雜心》之外廣究《八犍度》、《毗婆沙》等,所以唯毗昙一部,獨步當時,每一開講,學者都到千人,一代名僧僧旻、法雲也列席聽講,所撰《毗昙大義疏》十余萬言行世。

二、成實師在宋代有僧導、僧威、道猛等,齊代有僧鐘、僧柔、慧次等,梁代有僧旻、法雲、智藏等,陳代有法假、慧布等,皆敷揚《成實論》不絕。這一學派興起於齊,至梁而極盛,陳末才漸次衰微。原由列席羅什《成實》譯場的僧導和其同門的僧嵩的傳播,分別成為兩大系統。僧導初在關中著《成實》、三論的義疏等,後來在壽春(今安徽壽縣)立東山寺,講說經論。當時有名的成實師,要推道猛(411—475)。道猛本是西涼州人,少游燕趙,後來在壽春(當時僧導在其地)精研《成實》,時稱獨步。宋元嘉二十六年(449)到建康,先後在東安、興皇二寺開講《成實》。道猛的弟子有道慧(451—481),當道猛講《成實》時,張融反復辯難,道慧代答,竟把張融折服。齊代名宿僧柔(431—494)、慧次(434—490),於永明七年(489)應蕭子良之請,在普弘寺輪講《成實》,並就論文刪繁存要,稱為《略成實論》九卷。子良即寫百部流通,並令周颙作序。梁代的三大法師法雲(467—529)、僧旻(467—527)、智藏(458—522)早年也分別就僧柔、慧次受成實學,後來盛弘《成實》。

三、三論師三論學的興起,始於梁代的僧朗。僧朗,遼東人,初入關內習學羅什、僧肇的教義,後到建康,住在鐘山草堂寺,遇周颙,授以此義,周颙因著《三宗論》。既而移住攝山棲霞寺,開講《華嚴》及三論,後人稱為攝山大師。天監十一年(512)梁武帝遣中寺僧懷、靈根寺慧令等十人入山,谘受三論大義,內中只僧诠習學最有成就。僧诠後住攝山止觀寺,盛弘三論,稱為新說,而以在其前者為關河舊說。其門下有興皇寺法朗、長干寺智辯、禅眾寺慧勇、棲霞寺慧布四人,都長於三論。但繼承僧诠的學統的是法朗。法朗(507—581),初從寶志、彖律師靖公等受禅、律、《成實》、《毗昙》,從僧诠受《智度》、三論、《華嚴》、《大品》等。陳永定二年(558)應武帝請,入建康住興皇寺,自後二十余年,繼續講四論及《華嚴》、《大品》等。嘗承僧诠所說,作《中論疏》(今不傳),其說散見於吉藏的著述中。弟子知名的有羅雲等二十五人,分布於長江上下乃至關中各地。後至隋代的嘉祥吉藏而形成宗派。

四、攝論師主要是傳習真谛的攝論之學。真谛的講譯,原以《攝大乘論》為宗,講說之外,並撰述《九識義記》二卷,《解節經疏》四卷等,助成論義而成一家之言。其弟子中傳承其學的,有智(一作慧)恺、法泰、曹毗、道尼四人。智恺(518—568),擅長文學,曾和真谛對翻《攝論》,筆受論文並作疏,七個月便成,共二十五卷。後對翻《俱捨》,亦十個月即了,論文及疏共八十三卷。曹毗是智恺的叔父,智恺帶他到南方,為真谛菩薩戒弟子,受攝論學。晚年住在江都綜習前業,常講諸論,聽眾多半是知名之士,弟子有僧榮、法侃等。法泰是繼承真谛《攝論》學統的。他先住在建康的定林寺,在梁代已經知名,後到廣州,入真谛門,筆受文義,差不多二十年,並撰義記。道尼本住九江,曾聽智恺講《攝論》,並親受真谛攝論之學,海內知名。後在隋開皇十年(590),應請入長安敷講,以後南地不復有《攝論》的講主。

五、十誦律師東晉時,卑摩羅叉校改《十誦》後,曾在江陵的辛寺開講,《十誦》之學自此大興。宋、齊、梁間弘傳此學的有僧業、僧璩、昙斌、慧詢、慧猷、法穎、僧隱、超度、智稱、僧璩、法超、道禅、昙瑗、智文、道成等。其中僧業(367—441),從羅什受業,專習《十誦》,厘定戒本與廣律不同的譯語,羅什贊歎為後世的優波離。既而避地建康,和他的弟子慧光等相繼在吳中講說。慧詢亦從羅什受業,尤長於《十誦》、《僧只》,後回到廣陵、建康弘講。慧猷住江陵辛寺,專修律典,深通《十誦》,講說不斷。南方的律學差不多局限於《十誦》一律,到齊、梁間由智稱弘揚,遂極一時之盛。智稱(430—501),世居京口,出家後,專修律部,尤精《十誦》。後在普弘寺開講《十誦》,並著有《十誦義記》八卷,盛行於齊、梁二代。僧只(445—518)是南朝有名的律師,出家後,受業於律學名匠法穎,竭慮鑽求,精通律部。永明年中(483—493),奉命到吳中試簡五眾,並宣講《十誦》,更申受戒之法。著有《十誦義記》十卷。法超,是智稱的弟子,曾摘錄律部要文成《出要律儀》十四卷。昙瑗、智文有名於陳代。昙瑗著有《十誦疏》十卷、《戒本疏》、《羯磨疏》各二卷等。智文平生講《十誦》八十五遍,大小乘《戒心》、《羯磨》等二十余遍,著有《律義疏》、《羯磨疏》、《菩薩戒疏》等。

六、涅槃師主要研習弘傳涼譯《大般涅槃經》。其先,法顯譯出六卷本《大般泥洹經》,說一闡提無有佛性。龍光道生(?—434)剖析認為闡提也是含生之類,何得獨無佛性?但經本傳來未盡而已;於是唱“一闡提人皆得成佛”之說。為舊學僧徒所擯斥。於是入吳中虎丘山,住龍光寺,又入廬山。後來涼譯《涅槃》傳到南方,經中果有闡提皆有佛性之說,證明其主張不虛。他說闡提成佛義外,還有頓悟(頓悟成佛)義,論文已佚。其後,龍光沙門寶林,祖述道生諸義,著《涅槃記》。弟子法寶更繼其後,著《金剛後心論》等,涅槃之學漸盛。另外,涼譯《涅槃》傳到建康時,慧觀、慧嚴及謝靈運等曾依據法顯譯本加以修訂,成為南本《大般涅槃經》三十六卷。慧觀更立二教五時的教判,以《涅槃》為第五時常住教,也就是把它看成如來說法的歸結。又著《漸悟論》。同時羅什的弟子昙無成著《明漸論》。又謝靈運著《辨宗論》,主張頓悟。其余的涅槃學者,宋代有慧靜等,齊、梁二代有僧慧、寶亮及梁三大法師等。慧靜著有《涅槃義記》,他的弟子法瑤,住吳興武康小山寺,主張漸悟。後應請入建康,和主張頓悟的道猷一同住在新安寺,著有《涅槃》、《法華》、《大品》、《勝鬘》等經及《百論》的疏釋。法瑤的後輩,有建康太昌寺僧宗,後來又受業於昙斌、昙濟,昙斌曾問學於法瑤。

僧宗為涅槃名師,講說將近百遍。其時寶亮(444—509),尤為齊、梁間重要的涅槃學者。他少年出家,師事義學名僧道明,又到建康,先後住中興寺、靈味寺,盛講經論,共講《涅槃經》八十四遍,其他經論多遍。天監八年(509)梁武帝命他撰《涅槃義疏》,他於是捃摭諸家的學說,總為七十一卷。寶亮的弟子,有僧遷、法雲,聽講者有智藏、僧旻,所以梁三大法師也都是涅槃學者。就中智藏曾講涅槃,並著義疏。僧旻和智藏的弟子慧韶,於成都法席率聽眾諷誦《涅槃》。法雲的弟子寶海也奉武帝命論佛性義。此外會稽嘉祥寺慧皎(497—554),著有《涅槃義疏》十卷。後梁荊州大僧正僧遷(?—573),講《涅槃》等十八部經各數十遍,並都著有義疏。陳代名僧寶瓊(504—584),講《涅槃》三十遍,著疏十七卷。

總起來說,南朝的佛教義學,在宋、齊二代,先是《涅槃》代《般若》而興,到梁代而極盛。同時三論漸見推行,和《成實》各立門戶。到了陳代,武帝、文帝、宣帝均推重三論,《成實》遂不復與三論抗衡。另有《華嚴》,從宋初的法業以後一直到梁代,幾乎無人研習,到梁代以後而漸盛,南地三論學者僧朗、僧诠、法朗等,大都兼習《華嚴》。由此南朝學派雖甚繁衍,而其間盛衰更迭,亦極多變化。

宋初,沙門慧琳,作《黑白論》(又名《均善論》),論儒佛的異同,而和佛理甚相違反,為眾僧所擯斥,但何承天卻加激賞,把此論送給宗炳評判。宗炳復書,破斥慧琳的異見,遂和承天往復辯難。他更作《明佛論》(又名《神不滅論》),唱導“精神不滅,人可成佛,心作萬有,諸法皆空”之說。承天作《達性論》反對說:“生必有死,形斃神散,猶春榮秋落,四時代換。”顏延之又作《釋達性論》,說“神理存沒,傥異於枯荄變謝。”如是往復論辯達三次。其主要爭點都是神滅、不滅義。到了齊末,又有范缜,作《神滅論》,說“形存則神存,形謝則神滅”;“形之於質,猶利之於刃”;“捨利無刃,捨刃無利,未聞刃沒而利存,豈容形亡而神在”。蕭琛、曹思文、沈約等和缜往復論難,力主神不滅。後來梁武帝即位,命當代碩學答復范論,當時作答者六十五人,都迎合武帝的意旨,主張神不滅。這是南朝儒佛神滅不滅的論爭。

宋末,道士顧歡,以佛道二教互相非毀,於是作《夷夏論》以會通二教,但力持華戎之辯,意在抑佛而揚道。明僧紹作《正二教論》、謝鎮之作《折夷夏論》、朱昭之作《難夷夏論》,朱廣之作《谘夷夏論》、釋慧通作《駁夷夏論》、釋慧敏作《戎華論》加以駁斥。後來劉虬卻以為道家的虛無與佛家的修空一揆(見《無量義經序》);同時司徒中郎張融作《門律》,也以為道家與佛家並無二致,而以道為主,以示汝南周颙,颙復書加以非難,說般若所觀法性與老子所說虛無其為寂然不動雖同,而其義旨卻大有差別。也往復論辯了幾次。在這時期,還有道士托名張融,作《三破論》,丑诋佛教,說它入國破國,入家破家,入身破身,佛教“不施中國,本止西域”,依然不出《夷夏論》的范圍。劉勰又作《滅惑論》、僧順又作《析三破論》、玄光又作《辯惑論》來反駁。這是南朝佛教和外界的論爭。

南朝佛教一般偏尚玄談義理,所謂“江東佛法,弘重義門”(《續高僧傳》卷十七《慧思傳》)。又“佛化雖隆,多游辯慧”(同上卷二十《習禅篇》)。在實修方面,只是宋初曾一度有盛傳禅法的風氣,其流行的區域為建康、江陵及蜀郡。沙門以專習禅法知名的,有僧印(見《名僧傳抄》)、淨度、僧從、法成、慧覽、法期、道法、普恆(均見《續高僧傳》),就中慧覽(?—464),即和北地著名的禅師玄高同以“寂觀”為世所稱,後游西域,從罽賓達摩比丘谘受禅要,回國後在蜀、建康以傳授禅法著名。宋末以後,禅法即衰,只齊、梁間,有寶志(?—514)以修習禅業,受到梁武帝的崇敬。他圓寂後,令葬於鐘山獨龍埠,並在墓側立開善寺。後世稱為志公。世傳他作有《十四科頌》、《十二時頌》、《大乘贊》等(見《景德傳燈錄》卷二十九),但以上內容似都不外乎唐以後的禅家思想。和寶志同時有傅翕(?—569),義烏人,日間傭作,夜間修禅。梁武帝請他到建康,世稱為傅大士,著有《心王銘》(載《傳燈錄》卷三十,一說後世的偽作)。

其次,這時傳戒持齋等佛事漸興,據傳“求那跋摩,於南林寺立戒壇,為僧尼受戒,為震旦戒壇之始”(見《佛祖統紀》卷三十六《法運通塞志》)。在家菩薩戒的授受,這時也已經流行。此外還有誦經、設齋、禮忏、立寺、造像、轉讀(梵呗)、唱導(宣唱)等佛事活動。齊梁之間,還流行月六齋(六齋日)、八王齋、歲三長齋(三長齋月)等。

佛典翻譯文學到了這一時期,對於一般文學的影響更大,運用佛典的理趣、風格及故實入詩文的作家比前代亦更多。在詩的方面,宋代有謝靈運、顏延之,齊代有沈約、王融,梁代有武帝、昭明太子、簡文帝、阮孝緒,陳代有江總、徐陵等。特別是謝靈運,是一位傑出的佛教詩人,所作有《佛影銘》、《只洹像贊》、《無量壽頌》、《維摩诘經中十譬贊》等。沙門智恺、智藏也是佛教詩人。在文的方面,宋代有宗炳、顏延之,齊代有明僧紹、周颙、沈約,梁代有江淹、劉勰,陳代有姚察、江總、徐陵等。這時期的佛教文學作品,多數是說理的論文,而尤以宗炳的《明佛論》、周颙的《三宗論》最為世所稱。劉勰(後來出家,改名慧地)的文學造詣很深並長於佛理,當時京師寺塔及名僧的碑志大都請他制作。

南朝佛教建築方面,各代帝室所造寺塔甚多,王臣達官及文人學士乃至民間清信士女,也靡然從風,於是梵宮琳宇遍布江東,而以梁武帝所造為最多,也最奢麗。特別是同泰寺,“樓閣殿台,房廊绮飾,凌雲九級,俪魏永寧”(《歷代三寶紀》卷十一)。其次,大愛敬寺,“經營雕麗,奄若天宮”(《續高僧傳》卷一《寶唱傳》)。大智度寺,“殿堂宏壯,寶塔七層”(同上)。此外,皇基、光宅、開善,也都是著名的大寺。

造像在南朝也很盛。宋武帝造有無量壽金像。明帝造有丈四金像及行像八部鬼神。此外,丈六、丈八銅像的制造甚多,小金像也多有鑄造,塑像、旃檀像更為普通,而以戴颙所造為最精妙。齊武帝時,石匠雷卑造瑞石釋迦像,镌琢極巧。蕭嶷、蕭子良並造像甚多。明帝也造有千軀金像。梁武帝造有光宅、愛敬、同泰諸寺的丈六彌陀銅像等,簡文帝也仿造印度只園精捨的旃檀像,並造有高約一、二寸的千佛像。陳文帝造有等身檀像十二軀,金銅像百萬軀,宣帝造有金銅像等二萬軀。此外名僧及信眾所造,不勝枚舉。在這時期,外國的造像也輸入不少。齊代有扶南國所送金縷龍王像、白檀像等。梁代有從天竺請來的優填王所造旃檀佛像及扶南國所送珊瑚佛像、旃檀瑞像,盤盤、丹丹兩國所送牙像,於田所送玉佛等。

佛畫在南朝也很盛,著名的作品,宋代有陸探微的靈台寺瑾統像,陸綏的立釋迦像,顧寶光的天竺僧像,宗炳的惠持師像,袁倩的維摩诘變相圖。齊代有姚昙度的白馬寺寶台樣,毛惠秀的釋迦十弟子圖。梁代有蕭繹(元帝)的文殊像,張僧繇盧捨那佛像,行道天王像、維摩诘像,張差果的悉達太子納妃圖,靈嘉寺塔樣,張儒童的楞伽會圖、寶積經變相圖,聶松的支道林像,解倩的五天人樣、九子魔圖。這時期外國沙門中擅長佛畫的,有著名的譯人求那跋摩。他曾在始興靈鹫山寺的寶月殿北壁上,繪出了羅雲像及定光、儒童布發之形(《高僧傳》卷三本傳)。此外有吉底俱、摩羅菩提、迦佛陀等。南朝的佛畫作家,以張僧繇為最。僧繇,吳人,以丹青馳譽於梁天監中,武帝所建佛院寺塔,大都令他作畫。當時由郝骞等的西行和迦佛陀等的東來,曾把印度陰影法的新壁畫介紹到中土。僧繇所畫建康一乘寺的扁額,就是活用這種手法的新佛畫。又南朝限於天然地形環境,鑿窟造像之風遠不及北朝之盛,只攝山(棲霞山,在今南京東北約四十裡)的斷崖上,有齊、梁間所開鑿的許多石窟、石佛,盛稱於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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