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代佛教，是從隋文帝開皇元年( 581 )到恭帝義寧二年(618 )中國隋王朝一代三十七年間的佛教。隋、唐時代是中國佛教的大成時期。隋代雖然立國不久，但在政治上統一了南北兩朝，各種文化也出現了綜合的新形式，佛教也綜合南北體系，而有新的教學、宗派建立，形成了劃一時期的特色。

隋文帝(581 —604 )繼承了北周的統治，一開頭就改變了周武帝毀滅佛法的政策，而以佛教作為鞏固期統治權的方針之一。這和他出生在馮翊(今陝西大荔縣)般若尼寺受智仙尼的撫養和即位時昙延力請興復佛教不無關系。他首先下令修復毀廢的寺院，允許人們出家，又令每戶出錢營造經像，京師(長安)及並州、相州、洛州等諸大都邑由官家繕寫一切經，分別收藏在寺院及秘閣之內，從而天下風從，民間的佛經比儒家的六經多到很多倍(見《隋書. 經籍志》)。

文帝一生致力於佛教的傳播。在度僧方面，他於開皇十年(590 )聽許以前私度的僧尼和人民志願出家，一時受度的多到五十余萬人(《續高僧傳》卷十《靖嵩傳》；又卷十八《昙遷傳》)。在建寺方面，他於即位初年，即改周宣帝所建立的陟岵寺為大興善寺。又令在五岳各建佛寺一所，諸州縣建立僧、尼寺各一所，並在他所經歷的四十五州各創設大興善寺，又建延興、光明、淨影、勝光及禅定等寺，據傳他所建立的寺院共有三千七百九十二所(《辯正論》卷三)。在建塔方面，文帝先得天竺沙門給他的佛捨利一包，即位後，令全國各州建立捨利塔安置，前後共三次。第一次是仁壽元年(601 )，在他六十歲的生日六月十三日，令全國三十州立塔，請名僧童真、昙遷等三十人分道送捨利前往安置。第二次是仁壽二年(602 )，在佛誕日，請名僧智教、明芬等分送捨利至全國五十三州入函立塔。第三次是仁壽四年(604 )，也是在佛誕日，令在三十州增設寶塔，請名僧法顯、靜琳等分送捨利。前後立塔一百十所。所有立塔的費用，任人布施，但以十文為限。在造像寫經方面，據傳從開皇初到仁壽末(604 )，建造金、銅、檀香、夾纻、牙、石等像大小一萬六千五百八十軀，修治故像一百五十萬八千九百四十余軀(《辯正論》卷三)。並且在開皇二十年(600 )嚴禁毀壞、偷盜佛像等(《隋書高祖紀》下)。又繕寫新經十三萬二千零八十六卷，修治故經三千八百五十三部(《辯正論》卷三)。此外，文帝在建國初年，仿北齊的制度，設置昭玄大統、昭玄統、昭玄都及外國僧主等僧官，以管理僧尼的事務。他於開皇元年授名僧僧猛為隋國大統(即昭玄大統)三藏法師，七年(587 )又命昙遷為昭玄大沙門統，至十一年(591 )又诏靈裕為國統。至於地方僧官則有統都、沙門都、斷事、僧正等的設置。

文帝對於佛教義學的提倡，即以長安為中心建立了傳教系統，選聘當時各學派著名的學者，集中在都邑，分為五眾：一、涅槃眾，二、地論眾，三、大論眾，四、講律眾，五、禅門眾。每眾立一“眾主”，領導教學。其間可考的，是長安涅槃眾主法總、童真、善胄；地論眾主慧遷、靈璨；大論眾主法彥、寶襲、智隱；講律眾主洪遵；禅門眾主法應。此外長安還曾建立了二十五眾(《續高僧傳. 義解篇後論》)，大興善寺沙門僧璨即曾為二十五眾第一摩诃衍匠，大興善寺沙門僧琨也做過二十五眾教讀經法主，從事學眾的教導(見《歷代三寶記》卷十二，《續高僧傳》卷七、九)。

隋炀帝(605 —616 )也笃好佛教，他先為晉王時，曾迎請名僧智顗為授菩薩戒，並尊稱智顗為智者。即位後，他在大業元年(605 )為文帝造西禅定寺，又在高陽造隆聖寺，在並州造弘善寺，在揚州造慧日道場，在長安造清禅、日嚴、香台等寺，又捨九宮為九寺，並在泰陵、莊陵二處造寺。又曾在洛陽設無遮大會，度男女一百二十人為僧尼。並曾令天下州郡行道千日，總度千僧，親制願文，自稱菩薩戒弟子。傳稱他一代所度僧尼共一萬六千二百人。又鑄刻新像三千八百五十軀，修治舊像十萬零一千軀，裝補的故經及繕寫的新經，共六百十二藏。炀帝還在洛陽的上林園內創設翻經館，羅致譯人，四事供給，繼續開展譯經事業。

但另一方面，文帝在開皇九年(589 )滅陳時，曾令陳都建康的城邑宮室蕩平耕墾，於石頭城置蔣州，使南北朝時代盛極一時的建康佛教頓告衰微。其時諸寺多毀於戰火，“鐘梵響辍，雞犬不聞”。因此蔣州奉誠寺慧文等致書智顗，請轉達坐鎮揚州的晉王楊廣予以護持。後來楊廣做了皇帝，於大業三年(607 )下令沙門致敬王者；更於大業五年(609 )令無德的僧尼還俗，寺院按照僧尼的數量保留，其余一概拆毀；一時造成因僧廢寺的現象。從這些事實上，可見隋代對於佛教的政策也有限制的一面。

隋代譯經，主要譯師有北天竺烏場國的那連提耶捨(490 —589 )。他原在北齊譯經，曾因齊亡佛教被毀，而改著俗裝。隋興，應文帝之請，住長安大興善寺，從開皇二年到五年(582 —585)，更譯出《大莊嚴法門經》等八部二十三卷。同時又有他的同鄉沙門毗尼多流支來長安，於開皇二年譯出《大乘方廣總持經》、《象頭精捨經》。又有中天竺婆羅痆斯優婆塞達磨阇那於開皇二年譯出《業報差別經》一卷。

阇那崛多(527 —604 )原在北周譯經，周武帝毀滅佛教時，被迫回國，中途為突厥所留，開皇四年，文帝應昙延等三十余人之請，遣使延請他東來，住在大興善寺，從事傳譯。開皇五年到仁壽末年(604 )，更譯出《佛本行集經》、《大方等大集護經》、《大威德陀羅尼經》，並補譯《法華經》、《金光明經》的缺品等共三十九部、一百九十二卷。

達摩笈多(？—619)於開皇十年游方到瓜州(今甘肅敦煌縣)，受請至長安，在大興善寺和洛陽上林園的翻經館，從開皇中葉到大業末年共譯出《藥師如來本願經》、《起世因本經》、《金剛般若經》、《菩提資糧論》、《攝大乘論釋論》等九部四十六卷。以上隋代譯師五人，共譯出經論等五十九部，二百六十二卷。

中國沙門參預達摩阇那、達摩笈多等的譯事者有彥琮(557 —610 )，他記錄笈多游歷西域各國的見聞，著為《大隋西國傳》(已佚)。彥琮谙習梵文，開皇十二年(592 )奉召入長安，住興善寺，重掌翻譯。仁壽二年(603 )，文帝使撰《眾經目錄》，又將《捨利瑞圖經》及《國家祥瑞錄》翻譯為梵文。大業二年(606 )，住翻經館，披閱新由林邑(今越南中部)獲得的昆侖書(當時對林邑以南通用文字的總稱)佛經，並編撰目錄，以備選譯。又和裴矩共同修纂《天竺記》。此外他還著有《達摩笈多傳》及《辯正論》、《通報論》、《福田論》、《沙門不應拜俗總論》等。又為譯諸經作序。彥琮並論定翻譯的楷式，有“十條八備”之說。

前代譯經既多，入隋又增新譯。文帝在開皇十四年(594 )乃命大興善寺翻經沙門法經等二十人，整理所有譯出的經典，撰《眾經目錄》七卷(通稱《法經錄》)。此錄分《別錄》與《總錄》。《別錄》以大、小乘經、律、論為六門，分作一譯、異譯、失譯、別生、疑惑、偽妄六類；又抄集、傳記、著述三門，各分作西域、此方二類；《總錄》則統計其部數、卷數。此書是一部有組織而且分類較精的經錄。另外，翻經學士費長房，在開皇十七年(597 )撰《歷代三寶紀》(又稱《隋開皇三寶錄》)十五卷，通稱《長房錄》。其內容初為《帝年》，系佛教及重要時事於歷朝帝王的年代之下；次為《代錄》，列敘各朝代譯人所譯經典的部數、卷數及其重要事跡；後為大乘、小乘“入藏”經、律、論目錄，各以有譯、失譯分類。此錄在現存經錄中，內容繁博，誤謬也最多。又彥琮等翻經沙門及學士在仁壽二年奉令撰《眾經目錄》五卷，分單本(即一譯)、重譯(即異譯，各列大小經律論的目錄，附賢聖集傳)、別生、疑偽、缺本五類，刊定了當時書寫佛經總集的標准，一直影響到後世。

隋代佛教義學的發展及宗派的建立，由於當時全國一統，南北佛教的思想體系得到交光互攝的機會，從而各宗派學說一般都有匯合折衷的趨勢。這時期，如北方地論南道派的慧遠，南方天台宗的智顗，三論宗的吉藏，都可為其代表。普法宗信行的三階教也屬於這個類型。

慧遠(523 —592)的主要學說見於所撰《大乘義章》。此書把佛教義學的大綱分作《教法聚》、《義法聚》、《染聚》、《淨聚》、《雜聚》(此聚已佚)五類。每類中都是先敘《毗昙》、《成實》，然後歸結到《地論》、《涅槃》。他盛弘《十地經論》。此論原系解釋《華嚴經》中的《十地品》，所以他同時也是宗《華嚴》的。他晚年又列席攝論師昙遷的講筵，還著了《起信論義疏》，因而他又汲取了《涅槃》、《攝論》及至《起信》的思想，主張《地論》所說的“阿梨耶識”和《楞伽》所說的“如來藏心”、《涅槃》所說“佛性”是一法，稱為如來藏自性清淨心，從而緣起法界恆沙佛法，是名“真性緣起”或“真識緣起”。這種思想即為後世華嚴宗智俨、法藏的“法界緣起”學說的張本。

智顗(538 —597)是天台宗實際的創立者，他從當時流行的大乘經裡舉出以《法華經》為中心，而以南北朝佛教的義學為根據，特別是發展了慧文的一心三觀說和慧思諸法實相說，提出“圓融三谛”、“一念三千”的新義。一心三觀原已發明觀境兼備空、假、中三谛，由此更理解到諸法之即空即假即中，一時互具，而成為三谛圓融。諸法實相原以佛的知見為標准，所以見得實相的內容為如是相、如是性、如是體、如是力、如是作、如是因、如是緣、如是果、如是報、如是本末究竟等，一共十如。在這基礎上,更見到十如的互具，又遍於六凡四聖的十法界，更各有五陰、眾生、國土三種世間，這樣重迭計算，有三千諸法，皆於一念中有具足之義，此即一念三千。智顗學說，即以此等觀法為其修持的指導思想。

吉藏(549 —623)由法朗得承羅什、僧肇所傳的三論法門，對魏晉南北朝所有的各家學說一一加以批判，特別是破斥當時的成實師等，形成了三論一大宗派。吉藏先後著成《中》、《百》、《十二門論》的注疏及《三論玄義》、《大乘玄義》、《二谛義》等，把《般若》無得、性空的義理發揮無遺。

此外，當南北朝時代之末，《摩诃摩耶經》、《大集月藏經》先後譯出。當時產生一種“末法”思想，認為已入末法時代。信行的“三階教”，便是從這種思想中醞釀而成的。他就時、處、機(人)把佛教分作“三階”，以為當時到了佛滅一千年以後，又在戒見俱破的世界，多有戒見俱破的顛倒眾生，這都到了第三階時期。此時眾生的機類，我見、邊見成熟，所以偏學一乘、三乘，或偏念《彌陀》、《法華》，彼此是非，終至犯誹謗罪，永無出離之期。只合依普佛普法的法門，即佛無差別、法無差別、普法普佛、普真普正的佛法。此即信行極力宣傳的說教。信行圓寂後不久，開皇二十年(600 )，朝廷明令禁斷三階教典，不聽傳行，但信奉其說的依然不絕。

又北地攝論師的興起，也在隋文帝時代，如昙遷的著述中有《九識章》專篇，他的弟子道英又深會“無相思塵”的大旨，因而《攝論》的學說仍為一般佛教界所講習。

隋代一般佛教徒的信仰和行持，由於隋文帝偏重定門，曾於長安的西南設置禅定寺，集名德禅師一百二十人，四事供給，以為提倡，遂大開以習禅為重點的風氣。特別是昙詢(515 —599 )，“每入禅定，七日為期。”真慧(569 —615 )，“創築禅宇，四眾爭趨，端居引學，蔚成定市。”志超(571 —641 )，“創立禅林，曉夕勤修。”此外修忏、造像、咒願、持律等也通行。還有致力於社會事業的，如僧淵(519 —602 )鑒於渡錦江而溺斃的人很多，在南路架設飛橋。法純(519 —603 )微行市裡，或代人傭作，或為僧俗洗補衣服，或清除市井的糞穢，或為僧徒劈柴擔水，或填治道路。智通(543 —611 )立孤老寺，以時周給。慧達(524 —610)建大藥藏，需者便給。

其次，在家佛教徒信眾中，有一種稱為“義邑”(又作‘邑會’，由共同出資或出力營造佛像等關系而成立)的信仰團體，還有一種和它類似的“法社”。這是因為隋代復興佛教，造像的風氣凌駕前代，義邑的組織相當發達。義邑的成員有時多到一、二千人。和它相類的法社，則是貴族、達官或在家人士和若干僧尼的團體。故義邑需要有教養較高的“邑師”主持指導，而在法社除“俗講”等外，則無此需要。義邑與法社都期望往生淨土。關於實際修行，則二者重視戒律而外，法社並偏重修禅。

在這時期，還有一種依佛制供設齋食的集會，即所謂“齋會”，在紀念、慶祝、祈願等時節舉行，如文帝於開皇八年(588 )昙延圓寂時設千僧齋；既而又於終南山焚化地設三千僧齋。仁壽元年(601 )遣名僧送捨利到諸州建塔時，也命諸州僧尼普為捨利設齋等。其次，炀帝為晉王時，於開皇十一年迎請智顗到揚州，為設千僧會，受菩薩戒；智顗於開皇十七年入寂時，遣司馬王弘到天台山設千僧齋；又於大業元年智顗的忌日設千僧齋等。此外開皇十四年，武衛將軍索和業捨宅為寺時，沙門法藏(548 —629 )率眾精勤行道，設萬僧齋。又沙門玄琬(562 —636 )定於每年二月八日佛誕開講設齋，通召四眾，供養悲田、敬田。又大業中，昆明池北白村的村民，感於沙門普安(？—609 )治病的神效，舉行大齋，表示敬念。

在佛教文學藝術方面，隋代運用佛典的理趣、風格及故實入詩文的，有文帝、炀帝、薛道衡、柳顧言、許敬宗、費長房、盧思道等的作品。沙門彥琮、行矩、靈佑、吉藏、智顗、慧影等的文學撰作也都可觀。隋代的佛畫家，有楊契丹、尉遲跋質那(於田人)、昙摩拙叉(印度沙門)等，而以尉遲跋質那和他的兒子尉遲乙僧為尤著。他們的畫法有些類似印度阿旃陀石窟的壁畫。隋代佛教的建築，以文帝所造大興善寺、東禅定寺，炀帝所造西禅定寺、隆聖寺為最宏偉。特別是東禅定寺“駕塔七層，駭臨雲際，殿堂高聳，房宇重深，周闾等宮阙，林圃如天苑；舉國崇盛，莫有高者”(《續高僧傳》卷十八《昙遷傳》)。隋代的石窟藝術，也有很大的建造。像靈佑在開皇九年所鑿造的那羅延窟為最著名。靈佑經過周武帝的法難，為了預防佛法滅盡，於開皇九年入寶山(屬河南安陽縣)開鑿石窟。在窟內雕造盧捨那、阿彌陀、彌勒三佛的坐像，並镂刻釋迦牟尼佛等三十五佛及過去七佛坐像。又在入口的外壁刻迦毗羅及那羅延神王，並镂刻《歎三寶偈》、《法華》、《勝鬘》、《大集》、《涅槃》等經偈文。更在入口的內壁刻有《大集經. 月藏分》及《摩诃摩耶經》等。此外所開鑿的石窟，還有山東歷城的神通寺千佛巖等。至於雲崗、龍門、響堂山、天龍山等石窟及敦煌千佛洞等，隋代也續有開鑿。隋代雕造的窟龛像及小銅像、玉石像、錘()塗金像等，遺留到晚近的為數也不少。大抵頂作螺發，面貌柔和圓滿，衣褶置重寫實，流麗柔巧。還有大業初年，幽州智泉寺沙門靜琬(又作智苑，？—639 )，也為預防法滅，發願造一部石刻大藏，封藏起來。於是在幽州西南五十裡大房山的白帶山(又名石經山)開鑿巖壁為石室，磨光四壁，镌刻佛經。又取方石另刻，藏在石室裡面。每一間石室藏滿，就用石頭堵門，並融鐵汁把它封锢起來。到唐貞觀五年(631 )，《大涅槃經》才告成。這便是房山石經的發轫。

隋代佛教的流傳還遠及於四鄰諸國，特別是當時的高麗、百濟、新羅及日本。新羅在陳末隋初陸續有僧人智明、圓光、昙育及惠文等來中國研習佛法，並先後學成歸國。又文帝在仁壽中分布捨利起塔時，高麗、百濟、新羅三國的使者各請捨利一枚，於本國起塔供養。特別是在炀帝初年，四鄰諸國來學佛法的僧徒雲集長安。於時日本攝政者聖德太子於大業三年遣使者小野妹子來聘，並且帶了沙門數十人來學佛法(見《隋書. 東夷傳》)。第二年又特選僧旻、請安、惠隱、廣齊四人(一作八人)跟隨小野妹子前來。炀帝把這些外來留學的僧徒安置在鴻胪寺的四方館，並且先後召終南山悟真寺淨業、玉泉寺靜藏、長安大莊嚴寺神迥、弘福寺靈潤入鴻胪館擔任教授。這些措施對於後來各國的佛教流行，都很有關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