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忏華居士:中國佛教史略—隋代佛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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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佛教史略--隋代佛教

 隋代佛教,是從隋文帝開皇元年( 581 )到恭帝義寧二年(618 )中國隋王朝一代三十七年間的佛教。隋、唐時代是中國佛教的大成時期。隋代雖然立國不久,但在政治上統一了南北兩朝,各種文化也出現了綜合的新形式,佛教也綜合南北體系,而有新的教學、宗派建立,形成了劃一時期的特色。

隋文帝(581 —604 )繼承了北周的統治,一開頭就改變了周武帝毀滅佛法的政策,而以佛教作為鞏固期統治權的方針之一。這和他出生在馮翊(今陝西大荔縣)般若尼寺受智仙尼的撫養和即位時昙延力請興復佛教不無關系。他首先下令修復毀廢的寺院,允許人們出家,又令每戶出錢營造經像,京師(長安)及並州、相州、洛州等諸大都邑由官家繕寫一切經,分別收藏在寺院及秘閣之內,從而天下風從,民間的佛經比儒家的六經多到很多倍(見《隋書. 經籍志》)。

文帝一生致力於佛教的傳播。在度僧方面,他於開皇十年(590 )聽許以前私度的僧尼和人民志願出家,一時受度的多到五十余萬人(《續高僧傳》卷十《靖嵩傳》;又卷十八《昙遷傳》)。在建寺方面,他於即位初年,即改周宣帝所建立的陟岵寺為大興善寺。又令在五岳各建佛寺一所,諸州縣建立僧、尼寺各一所,並在他所經歷的四十五州各創設大興善寺,又建延興、光明、淨影、勝光及禅定等寺,據傳他所建立的寺院共有三千七百九十二所(《辯正論》卷三)。在建塔方面,文帝先得天竺沙門給他的佛捨利一包,即位後,令全國各州建立捨利塔安置,前後共三次。第一次是仁壽元年(601 ),在他六十歲的生日六月十三日,令全國三十州立塔,請名僧童真、昙遷等三十人分道送捨利前往安置。第二次是仁壽二年(602 ),在佛誕日,請名僧智教、明芬等分送捨利至全國五十三州入函立塔。第三次是仁壽四年(604 ),也是在佛誕日,令在三十州增設寶塔,請名僧法顯、靜琳等分送捨利。前後立塔一百十所。所有立塔的費用,任人布施,但以十文為限。在造像寫經方面,據傳從開皇初到仁壽末(604 ),建造金、銅、檀香、夾纻、牙、石等像大小一萬六千五百八十軀,修治故像一百五十萬八千九百四十余軀(《辯正論》卷三)。並且在開皇二十年(600 )嚴禁毀壞、偷盜佛像等(《隋書高祖紀》下)。又繕寫新經十三萬二千零八十六卷,修治故經三千八百五十三部(《辯正論》卷三)。此外,文帝在建國初年,仿北齊的制度,設置昭玄大統、昭玄統、昭玄都及外國僧主等僧官,以管理僧尼的事務。他於開皇元年授名僧僧猛為隋國大統(即昭玄大統)三藏法師,七年(587 )又命昙遷為昭玄大沙門統,至十一年(591 )又诏靈裕為國統。至於地方僧官則有統都、沙門都、斷事、僧正等的設置。

文帝對於佛教義學的提倡,即以長安為中心建立了傳教系統,選聘當時各學派著名的學者,集中在都邑,分為五眾:一、涅槃眾,二、地論眾,三、大論眾,四、講律眾,五、禅門眾。每眾立一“眾主”,領導教學。其間可考的,是長安涅槃眾主法總、童真、善胄;地論眾主慧遷、靈璨;大論眾主法彥、寶襲、智隱;講律眾主洪遵;禅門眾主法應。此外長安還曾建立了二十五眾(《續高僧傳. 義解篇後論》),大興善寺沙門僧璨即曾為二十五眾第一摩诃衍匠,大興善寺沙門僧琨也做過二十五眾教讀經法主,從事學眾的教導(見《歷代三寶記》卷十二,《續高僧傳》卷七、九)。

隋炀帝(605 —616 )也笃好佛教,他先為晉王時,曾迎請名僧智顗為授菩薩戒,並尊稱智顗為智者。即位後,他在大業元年(605 )為文帝造西禅定寺,又在高陽造隆聖寺,在並州造弘善寺,在揚州造慧日道場,在長安造清禅、日嚴、香台等寺,又捨九宮為九寺,並在泰陵、莊陵二處造寺。又曾在洛陽設無遮大會,度男女一百二十人為僧尼。並曾令天下州郡行道千日,總度千僧,親制願文,自稱菩薩戒弟子。傳稱他一代所度僧尼共一萬六千二百人。又鑄刻新像三千八百五十軀,修治舊像十萬零一千軀,裝補的故經及繕寫的新經,共六百十二藏。炀帝還在洛陽的上林園內創設翻經館,羅致譯人,四事供給,繼續開展譯經事業。

但另一方面,文帝在開皇九年(589 )滅陳時,曾令陳都建康的城邑宮室蕩平耕墾,於石頭城置蔣州,使南北朝時代盛極一時的建康佛教頓告衰微。其時諸寺多毀於戰火,“鐘梵響辍,雞犬不聞”。因此蔣州奉誠寺慧文等致書智顗,請轉達坐鎮揚州的晉王楊廣予以護持。後來楊廣做了皇帝,於大業三年(607 )下令沙門致敬王者;更於大業五年(609 )令無德的僧尼還俗,寺院按照僧尼的數量保留,其余一概拆毀;一時造成因僧廢寺的現象。從這些事實上,可見隋代對於佛教的政策也有限制的一面。

隋代譯經,主要譯師有北天竺烏場國的那連提耶捨(490 —589 )。他原在北齊譯經,曾因齊亡佛教被毀,而改著俗裝。隋興,應文帝之請,住長安大興善寺,從開皇二年到五年(582 —585),更譯出《大莊嚴法門經》等八部二十三卷。同時又有他的同鄉沙門毗尼多流支來長安,於開皇二年譯出《大乘方廣總持經》、《象頭精捨經》。又有中天竺婆羅痆斯優婆塞達磨阇那於開皇二年譯出《業報差別經》一卷。

阇那崛多(527 —604 )原在北周譯經,周武帝毀滅佛教時,被迫回國,中途為突厥所留,開皇四年,文帝應昙延等三十余人之請,遣使延請他東來,住在大興善寺,從事傳譯。開皇五年到仁壽末年(604 ),更譯出《佛本行集經》、《大方等大集護經》、《大威德陀羅尼經》,並補譯《法華經》、《金光明經》的缺品等共三十九部、一百九十二卷。

達摩笈多(?—619)於開皇十年游方到瓜州(今甘肅敦煌縣),受請至長安,在大興善寺和洛陽上林園的翻經館,從開皇中葉到大業末年共譯出《藥師如來本願經》、《起世因本經》、《金剛般若經》、《菩提資糧論》、《攝大乘論釋論》等九部四十六卷。以上隋代譯師五人,共譯出經論等五十九部,二百六十二卷。

中國沙門參預達摩阇那、達摩笈多等的譯事者有彥琮(557 —610 ),他記錄笈多游歷西域各國的見聞,著為《大隋西國傳》(已佚)。彥琮谙習梵文,開皇十二年(592 )奉召入長安,住興善寺,重掌翻譯。仁壽二年(603 ),文帝使撰《眾經目錄》,又將《捨利瑞圖經》及《國家祥瑞錄》翻譯為梵文。大業二年(606 ),住翻經館,披閱新由林邑(今越南中部)獲得的昆侖書(當時對林邑以南通用文字的總稱)佛經,並編撰目錄,以備選譯。又和裴矩共同修纂《天竺記》。此外他還著有《達摩笈多傳》及《辯正論》、《通報論》、《福田論》、《沙門不應拜俗總論》等。又為譯諸經作序。彥琮並論定翻譯的楷式,有“十條八備”之說。

前代譯經既多,入隋又增新譯。文帝在開皇十四年(594 )乃命大興善寺翻經沙門法經等二十人,整理所有譯出的經典,撰《眾經目錄》七卷(通稱《法經錄》)。此錄分《別錄》與《總錄》。《別錄》以大、小乘經、律、論為六門,分作一譯、異譯、失譯、別生、疑惑、偽妄六類;又抄集、傳記、著述三門,各分作西域、此方二類;《總錄》則統計其部數、卷數。此書是一部有組織而且分類較精的經錄。另外,翻經學士費長房,在開皇十七年(597 )撰《歷代三寶紀》(又稱《隋開皇三寶錄》)十五卷,通稱《長房錄》。其內容初為《帝年》,系佛教及重要時事於歷朝帝王的年代之下;次為《代錄》,列敘各朝代譯人所譯經典的部數、卷數及其重要事跡;後為大乘、小乘“入藏”經、律、論目錄,各以有譯、失譯分類。此錄在現存經錄中,內容繁博,誤謬也最多。又彥琮等翻經沙門及學士在仁壽二年奉令撰《眾經目錄》五卷,分單本(即一譯)、重譯(即異譯,各列大小經律論的目錄,附賢聖集傳)、別生、疑偽、缺本五類,刊定了當時書寫佛經總集的標准,一直影響到後世。

隋代佛教義學的發展及宗派的建立,由於當時全國一統,南北佛教的思想體系得到交光互攝的機會,從而各宗派學說一般都有匯合折衷的趨勢。這時期,如北方地論南道派的慧遠,南方天台宗的智顗,三論宗的吉藏,都可為其代表。普法宗信行的三階教也屬於這個類型。

慧遠(523 —592)的主要學說見於所撰《大乘義章》。此書把佛教義學的大綱分作《教法聚》、《義法聚》、《染聚》、《淨聚》、《雜聚》(此聚已佚)五類。每類中都是先敘《毗昙》、《成實》,然後歸結到《地論》、《涅槃》。他盛弘《十地經論》。此論原系解釋《華嚴經》中的《十地品》,所以他同時也是宗《華嚴》的。他晚年又列席攝論師昙遷的講筵,還著了《起信論義疏》,因而他又汲取了《涅槃》、《攝論》及至《起信》的思想,主張《地論》所說的“阿梨耶識”和《楞伽》所說的“如來藏心”、《涅槃》所說“佛性”是一法,稱為如來藏自性清淨心,從而緣起法界恆沙佛法,是名“真性緣起”或“真識緣起”。這種思想即為後世華嚴宗智俨、法藏的“法界緣起”學說的張本。

智顗(538 —597)是天台宗實際的創立者,他從當時流行的大乘經裡舉出以《法華經》為中心,而以南北朝佛教的義學為根據,特別是發展了慧文的一心三觀說和慧思諸法實相說,提出“圓融三谛”、“一念三千”的新義。一心三觀原已發明觀境兼備空、假、中三谛,由此更理解到諸法之即空即假即中,一時互具,而成為三谛圓融。諸法實相原以佛的知見為標准,所以見得實相的內容為如是相、如是性、如是體、如是力、如是作、如是因、如是緣、如是果、如是報、如是本末究竟等,一共十如。在這基礎上,更見到十如的互具,又遍於六凡四聖的十法界,更各有五陰、眾生、國土三種世間,這樣重迭計算,有三千諸法,皆於一念中有具足之義,此即一念三千。智顗學說,即以此等觀法為其修持的指導思想。

吉藏(549 —623)由法朗得承羅什、僧肇所傳的三論法門,對魏晉南北朝所有的各家學說一一加以批判,特別是破斥當時的成實師等,形成了三論一大宗派。吉藏先後著成《中》、《百》、《十二門論》的注疏及《三論玄義》、《大乘玄義》、《二谛義》等,把《般若》無得、性空的義理發揮無遺。

此外,當南北朝時代之末,《摩诃摩耶經》、《大集月藏經》先後譯出。當時產生一種“末法”思想,認為已入末法時代。信行的“三階教”,便是從這種思想中醞釀而成的。他就時、處、機(人)把佛教分作“三階”,以為當時到了佛滅一千年以後,又在戒見俱破的世界,多有戒見俱破的顛倒眾生,這都到了第三階時期。此時眾生的機類,我見、邊見成熟,所以偏學一乘、三乘,或偏念《彌陀》、《法華》,彼此是非,終至犯誹謗罪,永無出離之期。只合依普佛普法的法門,即佛無差別、法無差別、普法普佛、普真普正的佛法。此即信行極力宣傳的說教。信行圓寂後不久,開皇二十年(600 ),朝廷明令禁斷三階教典,不聽傳行,但信奉其說的依然不絕。

又北地攝論師的興起,也在隋文帝時代,如昙遷的著述中有《九識章》專篇,他的弟子道英又深會“無相思塵”的大旨,因而《攝論》的學說仍為一般佛教界所講習。

隋代一般佛教徒的信仰和行持,由於隋文帝偏重定門,曾於長安的西南設置禅定寺,集名德禅師一百二十人,四事供給,以為提倡,遂大開以習禅為重點的風氣。特別是昙詢(515 —599 ),“每入禅定,七日為期。”真慧(569 —615 ),“創築禅宇,四眾爭趨,端居引學,蔚成定市。”志超(571 —641 ),“創立禅林,曉夕勤修。”此外修忏、造像、咒願、持律等也通行。還有致力於社會事業的,如僧淵(519 —602 )鑒於渡錦江而溺斃的人很多,在南路架設飛橋。法純(519 —603 )微行市裡,或代人傭作,或為僧俗洗補衣服,或清除市井的糞穢,或為僧徒劈柴擔水,或填治道路。智通(543 —611 )立孤老寺,以時周給。慧達(524 —610)建大藥藏,需者便給。

其次,在家佛教徒信眾中,有一種稱為“義邑”(又作‘邑會’,由共同出資或出力營造佛像等關系而成立)的信仰團體,還有一種和它類似的“法社”。這是因為隋代復興佛教,造像的風氣凌駕前代,義邑的組織相當發達。義邑的成員有時多到一、二千人。和它相類的法社,則是貴族、達官或在家人士和若干僧尼的團體。故義邑需要有教養較高的“邑師”主持指導,而在法社除“俗講”等外,則無此需要。義邑與法社都期望往生淨土。關於實際修行,則二者重視戒律而外,法社並偏重修禅。

在這時期,還有一種依佛制供設齋食的集會,即所謂“齋會”,在紀念、慶祝、祈願等時節舉行,如文帝於開皇八年(588 )昙延圓寂時設千僧齋;既而又於終南山焚化地設三千僧齋。仁壽元年(601 )遣名僧送捨利到諸州建塔時,也命諸州僧尼普為捨利設齋等。其次,炀帝為晉王時,於開皇十一年迎請智顗到揚州,為設千僧會,受菩薩戒;智顗於開皇十七年入寂時,遣司馬王弘到天台山設千僧齋;又於大業元年智顗的忌日設千僧齋等。此外開皇十四年,武衛將軍索和業捨宅為寺時,沙門法藏(548 —629 )率眾精勤行道,設萬僧齋。又沙門玄琬(562 —636 )定於每年二月八日佛誕開講設齋,通召四眾,供養悲田、敬田。又大業中,昆明池北白村的村民,感於沙門普安(?—609 )治病的神效,舉行大齋,表示敬念。

在佛教文學藝術方面,隋代運用佛典的理趣、風格及故實入詩文的,有文帝、炀帝、薛道衡、柳顧言、許敬宗、費長房、盧思道等的作品。沙門彥琮、行矩、靈佑、吉藏、智顗、慧影等的文學撰作也都可觀。隋代的佛畫家,有楊契丹、尉遲跋質那(於田人)、昙摩拙叉(印度沙門)等,而以尉遲跋質那和他的兒子尉遲乙僧為尤著。他們的畫法有些類似印度阿旃陀石窟的壁畫。隋代佛教的建築,以文帝所造大興善寺、東禅定寺,炀帝所造西禅定寺、隆聖寺為最宏偉。特別是東禅定寺“駕塔七層,駭臨雲際,殿堂高聳,房宇重深,周闾等宮阙,林圃如天苑;舉國崇盛,莫有高者”(《續高僧傳》卷十八《昙遷傳》)。隋代的石窟藝術,也有很大的建造。像靈佑在開皇九年所鑿造的那羅延窟為最著名。靈佑經過周武帝的法難,為了預防佛法滅盡,於開皇九年入寶山(屬河南安陽縣)開鑿石窟。在窟內雕造盧捨那、阿彌陀、彌勒三佛的坐像,並镂刻釋迦牟尼佛等三十五佛及過去七佛坐像。又在入口的外壁刻迦毗羅及那羅延神王,並镂刻《歎三寶偈》、《法華》、《勝鬘》、《大集》、《涅槃》等經偈文。更在入口的內壁刻有《大集經. 月藏分》及《摩诃摩耶經》等。此外所開鑿的石窟,還有山東歷城的神通寺千佛巖等。至於雲崗、龍門、響堂山、天龍山等石窟及敦煌千佛洞等,隋代也續有開鑿。隋代雕造的窟龛像及小銅像、玉石像、錘()塗金像等,遺留到晚近的為數也不少。大抵頂作螺發,面貌柔和圓滿,衣褶置重寫實,流麗柔巧。還有大業初年,幽州智泉寺沙門靜琬(又作智苑,?—639 ),也為預防法滅,發願造一部石刻大藏,封藏起來。於是在幽州西南五十裡大房山的白帶山(又名石經山)開鑿巖壁為石室,磨光四壁,镌刻佛經。又取方石另刻,藏在石室裡面。每一間石室藏滿,就用石頭堵門,並融鐵汁把它封锢起來。到唐貞觀五年(631 ),《大涅槃經》才告成。這便是房山石經的發轫。

隋代佛教的流傳還遠及於四鄰諸國,特別是當時的高麗、百濟、新羅及日本。新羅在陳末隋初陸續有僧人智明、圓光、昙育及惠文等來中國研習佛法,並先後學成歸國。又文帝在仁壽中分布捨利起塔時,高麗、百濟、新羅三國的使者各請捨利一枚,於本國起塔供養。特別是在炀帝初年,四鄰諸國來學佛法的僧徒雲集長安。於時日本攝政者聖德太子於大業三年遣使者小野妹子來聘,並且帶了沙門數十人來學佛法(見《隋書. 東夷傳》)。第二年又特選僧旻、請安、惠隱、廣齊四人(一作八人)跟隨小野妹子前來。炀帝把這些外來留學的僧徒安置在鴻胪寺的四方館,並且先後召終南山悟真寺淨業、玉泉寺靜藏、長安大莊嚴寺神迥、弘福寺靈潤入鴻胪館擔任教授。這些措施對於後來各國的佛教流行,都很有關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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