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燦騰

   在台灣當代的佛教學術圈，雖然並不缺乏學有專長的佛教學者，但是，要像現年(至一九九一)八十六歲的印順老法師那樣，幾乎受到僧俗兩眾一致推崇的佛教學者，並仰之為當代佛學最高權威者，可謂絕無僅有。

    雖然在世俗名聲上，他比不上南部佛光山的星雲法師，甚至也比不上他門下的證嚴法師；但是，在真正的佛學研究圈裡，卻唯有印順法師一人能具有一言九鼎的公信力。也因為如此，在台灣的佛學界居然出現一種有趣的現象，即：有不少佛教道場，經常會對外界表示，他(她)們是奉印順為“導師”的；而印順的佛學見解，就是彼等修行的最高指導原則。換句話說，在當代台灣的佛教學術界裡 ，掛印順的“招牌”，已經成了一種新的流行。

    本來，佛法的流布，就是要深入廣大社會的，並非只是出家人自己關起門來說說而已。所以當年佛陀在菩提樹下悟得無上的解脫道之後，隨之而來的，是游走四方，傳播所悟正道；不拘對象，不論種性、貧富、賢愚，凡有所求法者，無不一一為其決疑和開示，務必使其蒙受法益而後已。總計佛陀從三十五歲悟道到八十歲入滅的四十五年間，弘法利生，即是他行道的主要宗旨，也是他實踐佛法的主要方式。從這個角度來看 ，現年八十六歲的印順法師，自廿五歲 出家以來，就在佛法中熏習和成長；而自二十六歲撰寫《抉擇三時教》和〈共不共之研究〉於《現代僧伽》以來，也已經歷了六十個年頭的弘法生涯。他的《妙雲集》和其他多種傑出的佛學著作，質精量多，幾乎涉及到經、律、論三藏的每一層面，堪稱一套小型的“三藏”寶典，為傳統佛學和現代佛教思想，建立起一條寬坦的溝通橋梁。對於這樣的佛教高僧，身為佛教徒或佛法的愛好者，能閱讀他的書、以研討他的思想為榮，毋寧是很值得稱許的。

    但是，在最近一次(一九九一年十月二十日)聚會中，印順本人都對我談起他的著作被濫引濫用的情形。他還感歎早期來台灣，有心教卻找不到程度好的學生來學習，以後又因身體弱，無法將內心所想的一一寫出，因此他認為他在台灣佛學界的影響力一定很弱 。當時在場的，還有來自台南妙心寺的傳道法師。我們都是來參加福嚴佛學院的改建落成典禮，才與印順法師碰上的。

    當時，我曾表示：在台灣，他的書已成為當代知識份子，要接觸佛教思想的最佳媒介。即連一些新儒家的年輕學者，也多多少少讀過一些。因此他的佛學影響力，是無可置疑的。然而，真正能對他思想作深刻掌握的，並不多。換句話說，當代的台灣佛學水准，盡管有印順的著作可讀，由於理解不精確，很難評估提升多少。這樣的狀況，到底要怎樣扭轉，便值得探討了。

    行筆至此，可能有些讀者會問：本篇文章的重點，按照書中的原構想，應是談一談所謂“當代俠客”角度的印順法師。如今怎麼能脫離主題的線索呢？

其實並非如此。我是另有我的內在考量點。

    我前面之所以要敘述印順對當代台灣佛教界影響的矛盾現象，真正的用意是，藉此可以導出相關的主題，亦即我們其實可以由此發現，整個台灣佛教界的學術水准，並不如想像中那樣高，而事實上這又是印順在台灣已經經營了將近四十年的結果。可是他的努力是何等地艱辛、何等地不易。也唯有如此，方能凸顯出他作為佛教界“當代俠客”的特質。否則他既非街頭運動的健將，也不曾為某種重大佛教事件而挺身救援，我們又如何去界定他是“俠客”？

    換另一角度來說吧！我知道有一些佛學界親印順的同道，相當同情民國四十二年到四十三年之間，印順因《佛法概論》被檢舉為“為匪宣傳”的這件事。甚至有些學者，還把此事當作印順遭受保守派迫害的實例；同時也批判包括慈航法師在內的教界領袖。於是有個新的研究結論被提出：認為台灣光復的佛教發展，所以在水准上未大幅度地提升，是由於印順受迫害，以致失去其領導性的地位，連帶也喪失原可循印順思想發展的大好機會。總之，在《佛法概論》這件事上，印順不但被當成受難的英雄，也使保守派必須擔負了佛教發展落後的嚴重責任。

    然而，我們如果環繞著這件事打轉的話，可能對整個印順的時代角色與地位，會判斷不清。因為從事件的過程來看，印順並未被關，或被逮捕，甚至連限制行動的禁令也未發出，僅是在處理上，有警總和黨部介入，且要求對某些關於北拘盧洲的描寫作修改而已。其後印順在經營道場和弘法活動上，一點也未遭到官方的干涉。所以我們如果太過強調此事的迫害性質，則有可能會誤導判斷的方向。作為一個現代佛教學者，在觀察此一事件的本質時，不能太感情用事，應該用較深廣的視野來分析才對。這是我在展開以下的說明之前，首先要強調的一點。

    我們要證明印順是否為一位“當代俠客”，其實可以從他在心智上的偉大創造，以及對人間苦難的關懷這兩點來評估。

    就第一點來說，我曾在〈台灣當代最偉大的佛教思想家印順盛正〉一文，提到：“印順法師的最大貢獻，是以此三系(性空唯名、虛妄唯識、真常唯心)的判教，消化了日本近代佛教學者的研究成果，融會自己探討的資料，而以流利的中文撰出清晰可讀的現代佛學作品。迄今為止，他的確代表了當代中國佛學研究的最高峰，台灣近四十年來的佛學研究，抽去了印老的著作，將非常貧乏，可見其份量是超重量級的。”另外在〈孤獨的佛教哲人〉一文中，也提到：

    像這樣的佛學專家(印老)，卻是長年身體虛弱，不斷地和病魔抗爭，幾度徘徊在死亡邊緣的。他的心力之強，心思之邃密，心智之清晰，實在令人驚歎不已！

    假如人類的偉大性，是指人類對內在脆弱性的強化與不斷地提升，那麼像印順這一堅毅的創造性表現，實在是相當不易的。

    況且，在這一心智的偉大創造背後，印順又具有關懷人間苦難的強烈取向。可以說，他對佛法解脫道本質的理解，是界定在對人間為主的強烈關懷上。由於這樣，他一方面極力探尋印度佛法的原始意義為何？一方面極力強調初期大乘是佛教真正解脫的精神所在。而這樣的佛教思想主張，其實又和印順的學佛歷程，以及當時國家社會的危難局勢有關。換言之，印順在作為出家人的角色上，他不只是隱逸式的探求佛法而已，他在內心深處，始終和時代的處境有一密切的關聯性。因而，他的著作內容，其實是以佛教的社會關懷，作為對時代處境的一種回應。

    或許讀者會嫌如此論述，太過空洞，底下再舉實例說明。

    我們在他的自傳之文〈平凡的一生〉和學術史回顧的《游心法海六十年》這一小冊子中，即可以看到他的長期治學，厥在尋求佛陀本懷，同時也可發現他對民族的尊嚴和時代的使命，抱持著一份強烈的關懷。例如他曾反對太虛弟子和日本佛教界過於親近。他的理由是：“日本軍閥的野心是不會中止的，中日是遲早要一戰的。處於這個時代的中國佛教徒，應該愛護自己，不宜與特務化的日僧往來。”這是他從民國二十四年起，和太虛大師有一年多未交往的主要原因。到了民國二十七年冬天，中日戰爭已爆發，全國上下正努力對日抗戰，面對此一國族危難，他眼見廣大的佛教信眾，無以解國族之急和聖教之危，於是他深切地反省佛教的過去與未來，想探明問題出在哪裡？而當時新儒家的大師梁漱溟在四川缙雲山與他談到學佛的中止與時代環境的關涉時，更令他思考：“是否佛法有不善之處？”然後在《增壹阿含經》中讀到“諸佛皆出人間，終不在天上成佛也”的句子，知道佛陀的本來教法，就是以人類為本的。他因能找到“人間佛教”的法源，的心為之欣喜、熱淚為之奪眶而出！

    從此以後，揭橥佛教的人間關懷，即成為他的為學主要方針。一度他甚至不惜為此一主張而和太虛大師有所诤辯。由於這是他親探經藏原義而後才確立其堅決主張的，因此他敢於喊出：“我不屬於宗派徒裔，也不為民族情感所拘蔽。”他並且提到他的治學理念說：

    治佛教史，應理解過去的真實情況，記得過去的興衰教訓。佛法的信仰者，不應該珍惜過去的光榮，而對導致衰落的內在因素，懲前瑟後嗎？焉能作為無關於自己的研究，而徒供庋藏參考呢！

    所以佛法的研究，對他而言，是具有時代的使命感的！

  而他日後來台灣所寫的龐大著作，也都具有像這樣的關懷在內。因此要理解他的思想，即必須將他的思想放在時代的大架構中來理解。否則是掌握不到他真正的思想特質的！

    但是，他的研究，盡管文獻解讀精確、立論嚴謹、證據充分，可是由於他同時也吸收了不少國外學者的研究成果，在诠釋上便和傳統的佛教僧侶產生了很大的差異。例如他重視原始佛教，他的《佛法概論》一書，即是以原始佛教的經典為主要內容。可是對傳統派的中國僧人而言，《佛法概論》其實是小乘的佛法；而流傳在中國的傳統佛法卻是以大乘佛法為主。他們視大乘佛法為佛陀的成熟教誨，視原始佛教為不了義。如此一來，雙方在認知上產生了钜大的沖突。於是印順便遭到了長期的批評。他在《法海微波》〈序〉中有一段沉痛話，提到他的作品遭遇和失望的心情。他說：

  (從)民國二十年，我寫下了第一篇──

《抉擇三時數》，一直到現在，記錄的與寫作的，也不算少了，但傳統佛教界給予的反應，除極少數外，反對、不滿、厭惡、咒詛、都有口頭傳說中不斷流行，這實在使我失望！

    這是他在民國七十六年所寫的感歎之辭，離他寫第一篇文章的時間，已經過了二分之一的世紀有余。他其實是很歡迎公開批評討論的。例如他曾因唯識新舊譯的問題和守培筆戰，因三系判教的問題和默如筆戰等，都是相當精彩的。可是佛教界能有實力和他公開討論的，畢竟不多。即以南懷瑾這樣有聲望的學者，一旦涉及《楞嚴經》被批評為真常唯心的道理時，他竟指批評者根據日本式的佛學研究，“由學取巧”、“捨本逐末”、“不智之甚”！他雖未指名是印順，但三系判教，以真常唯心判如來藏系正是印順本人，所以南氏實際是未指名的批判印順。——這還算客氣的！

    事實上，印順在台灣所遭受的批判，遠比南氏所指責者，要嚴重多多。除了他的《佛法概論》被指為“為匪宣傳”外，他的《淨土新論》被反對派大批放火焚毀，他獲頒日本大學的博士學位被圍剿為“有損清譽”。其中關於《佛法概論》事件，尤其令印順耿耿於懷。他在《平凡的一生》中，詳細交代經過，並點出他來台灣進駐善導寺，以及占了赴日代表的名額，是整個事件的內在主因。但是，他似乎忽略了思想上的差異，才是根本原因所在。例如他提到“漫天風雨三部曲”，其一是圍剿圓明、其二是慈航為文批他、其三是反對派向政府檢舉，而其中一和二即是思想上的差異所引起的。並且在政府不追究《佛法概論》的思想問題之後，印順長期在台灣和傳統派隔閡的，仍是思想的歧異，而非利益的爭奪。——為甚麼呢？

    因為印順批評傳統佛教，從天台宗到禅宗和淨土的思想，皆在批判之列。就天台宗言印順指出智者大師的空、中、假三谛，非龍樹《中論》本義。在禅宗方面，他指出印度禅法被“中國化”的過程，以及中國禅宗人物重視修行、急於證悟，卻忽視三藏經教和未能多關懷社會的缺失。至於淨土思想，他則批評彌陀思想受太陽崇拜的影響，以及此一思想太偏於死後的關懷等。凡此種種，都是極革命性的批評，因而引起反彈，毋寧是理所當然的。

    從台灣佛教發展史來看，台灣光復後的最大變遷，應是佛教人間化的提倡。而在這一思潮之下，可以有各種不同的活動形態。其中以著作為主，並且強調原始佛教和初期大乘的佛法為核心思想的，即是印順法師的最大特色。至於像佛光山的“人間佛教”理念，則強調佛法的現代化、生活化，所謂“給人信心、給人希望、給人歡喜、給人服務”，因此佛法不分宗派高下地一概予以融通活用。在這一立場上，星雲法師可說是太虛佛教精神的追隨者；而印順則是“批評地繼承”了太虛的佛教思想。亦即，在法源上，印順重視原始佛教和初期大乘，特別是以中觀思想為核心，不同放太虛的法界圓覺思想；然而，太虛的強烈社會關懷，則印順並不反對；所以他是“批評地繼承”。這也是他和星雲法師的最大不同點。他和星雲法師也因此分別代表了台灣光復以來，兩大“人間佛教”的思想潮流。

    不過由於印順法師來台後，一直缺乏資質好的弟子追隨，“宏法、出國、建寺、應酬”這些事，他認為自己並不擅長。所以經過十三年的試驗後(民國四十二年至五十三年)，他決心丟下一切重溫昔願——專心地研究佛法。於是他宣布了如下的決定——

    〈舉偈遙寄，以告謝海內外缁素同道〉

    離國卅五載，來台滿一紀。風雨怅淒其，歲月驚消逝！時難懷親依，折翮歎羅什，古今事本同，安用心於悒！

    願此危脫身，仰憑三寶力；教證得增上，自他鹹喜悅！不計年復年，且度日又日，聖道耀東南，靜對萬籁寂。

    這是文辭典雅、意境幽遠的詩偈。也是來台僧侶中，最不尋常的一次文學創作(盡管原意非關文學)。印順舉鸠摩羅什和真谛來中國後的不如意為例，以抒解他來台後的諸多不順遂。同時也流露出他願獨自研究佛法的強烈心聲！

    的確，他後來所寫的傑作，像《說一切有部為主的論書與論師之研究》、《中國禅宗史》、《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與開展》和《空之探究》等，都是這一決心和努力下的研究成果。這一成就，不要說一般體弱多病的學者不可能，就是健康良好、時間充裕的一般佛學專家，也辦不到。而印順居然以危脆之身辦到了。這不能說他只是學問的才情好，應該說：他有大悲願，他有強烈的時代關懷和使命感，才能使他作出如此了不起的成就！就這一點來說，他實堪稱“當代俠客”而無愧！

    但是，他也有寂寞之感。他曾在民國七十七年十一月，於《當代》第三十期，發表了一篇《冰雪大地撒種的癡漢》，以酬答我在同刊物所發表的〈台灣當代淨土思想的新動向〉一文。他除了補充一些看法外，對於我提到他的佛教思想，在台灣環境中所出現理想與現實的差異，也頗有同感。可見他對知音的缺乏，是甚感無奈的。這也印證了在本文一開始所提到的，印順對他的思想的流布狀況，始終懷著兩難之心；既希望被人接受，也擔心被人誤解用。所以今後在台灣，印順法師的思想要如何理解和實踐，應是相當耐人尋味的。但願他的一生，並非以寂寞的“當代俠客”作為終結！且讓我們拭目以待！(本文經印順法師本人過目)(編按：本文收入《當代台灣俠客》，該書將由東宗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