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維中教授:四祖道信大師《入道安心要方便法門》校釋導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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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祖道信大師《入道安心要方便法門》校釋導言

作為“東山法門”的開創者,道信在中國禅宗史上的重要地位,已經得到了越來越清晰的認識。盡管由於時間的久遠、資料的遺失,妨礙了我們今天更深刻、更為全面地體認道信大師,但是,值得慶幸的是,借助於存留於世的敦煌文獻《楞伽師資記》中保存的《入道安心要方便法門》一文,我們仍然可以大致了解道信禅法的梗概。

《楞伽師資記》的發現首先要歸功於近代中國文化的風雲人物——胡適先生。據胡適所撰的《〈楞伽師資>序〉》所說,1926年9月8日,胡適在巴黎國立圖書館最先發現了敦煌寫本《楞伽師資記》(即伯-3436號),後來他又在英國大英博物館讀了一種別本(即斯-2054號)。於是,胡適就“托人影印帶了回來。”五年以後,“朝鮮金久經先生借了我的巴黎、倫敦兩種寫本,校寫為定本,用活字印成。”[①]金久經的這一校寫本收入“畺園叢書”,於1934年在沈陽出版。此後,此書便成為研究早期禅宗史的重要資料,廣泛傳播。而《楞伽師資記·道信傳》所轉錄的道信的禅法著作《入道安心要方便法門》一文,也成為人們了解道信禅法及其“東山法門”之面貌的最重要資料。

對於包含道信的這一重要著述的《楞伽師資記》一書,在金九經校寫本的基礎上,日本學者也作了大量的整理和研究工作。1930年,日本學者矢吹慶輝也在英國大英博物館發現了《楞伽師資記》的抄本(即斯-2054號),並且在其所著的《鳴沙余韻》一書中影印介紹。此後,矢吹慶輝先生又以此本為底本,參校金久經的校本,重新校寫了《楞伽師資記》,並且將其收入《大正藏》第85卷,更便於人們使用。再後來,莜原壽雄又將《大正藏》本與金久經之校本進行對照,完成了《〈楞伽師資記〉校注》一文,於1954年發表於《內野台嶺先生追悼論文集》中。柳田聖山在上述研究成果的基礎上,又將此書重新校訂一遍,發表於1967年出版的《初期禅宗史書的研究》後面所附錄的資料中。莜原壽雄、田中良昭編的《敦煌佛典と禅》(《講座敦煌》卷八,東京:大東出版社,1980年)以及田中良昭所著《敦煌禅宗文獻の研究》(東京:大東出版社,1983年)都收有關於《楞伽師資記》的研究及其文字校訂。

從胡適之後,學者們又從敦煌遺書之中陸續發現了數種《楞伽師資記》殘卷,如斯-4272號、伯-3294號、伯-3537號、伯-3703號、伯-4564號。不過,這五種殘卷都缺少《道信傳》部分。

可見,在七種《楞伽師資記》抄本中,只有胡適發現的兩種抄有《道信傳》的內容。而巴黎伯—3436號字體較為清晰,錯誤較少。斯—2054號抄本殘缺較多,即就《入道安心要方便法門》也殘缺後面一大段文字。鑒於此,本校釋以伯—3436號敦煌抄本(簡稱“伯本”)為底本,以斯—2054號敦煌抄本(簡稱“斯本”)為參校本。

在吸收現有的研究成果方面,本校釋主要是將金久經的校本(簡稱“金校本”)與大正藏的校本(簡稱“大正藏本”)進行對校。在校對過程中,發現這兩種校本都有不少漏出校記之處,也有數處認讀錯誤或者是排印、印刷錯誤。所有這些不同之處,都在段落後的校記中予以說明。

現今出版的研究早期禅宗史的著作,大多數都用了道信的《入道安心要方便法門》一文作為資料來解釋道信的禅法。其中,以印順法師《中國禅宗史》、楊曾文先生《唐五代禅宗史》(楊曾文先生並且撰有《道信及其〈入道安心要方便法門〉》一文)、洪修平先生《禅宗思想的形成與發展》等著作,引述原文最多,解釋、分析得自然較為細致些。在校對過程中,在某些地方也參考了上述三種著作的句讀。印順法師在《中國禅宗史》第二章第二節中,以《大正藏》本為依據,對其作了分節。印順法師說:

全文可分為三部分:一、從開始到“略舉安心,不可具盡,其中善巧,出自方寸”,《大正藏》本共三十六行,約六百字。先引《文殊說般若經》的“一心三昧”,而明安心(安心是住心、宅心的意思)的善巧方便。文義都簡要精密,為安心方便的主體部分。二、從“略為後生疑者假為一問”起,共四十三行,約七百字。先假設問題,然後以“信曰”來解答。……三、從“古時智敏禅師訓曰”起,文段最長,內容深淺不一,可說是道信門下不同傳行的雜錄部分。[②]

本校釋在分節方面大致采納了印順法師的意見,也將此文分為三部分。只是對於印順法師關於第二部分與第三部分的分界點有不同看法。印順法師將此段文字中的五問歸結為四個大問題。其中,第四個問題的後一層設問為:“又曰:用向西方不?”提問的是對於往生西方淨土的看法問題。而此前的一個問題則是“問:臨時作,若為觀行?”印順法師在解釋時,在“臨”字之前加了一個“終”字,問題變成為“臨(終)時作,若為觀行?”這樣,兩個提問便可被歸並起來。而對於“臨時作,若為觀行?”這一問題,道信回答得非常簡潔:“直須任運”。而對於“用向西方不?”的回答,印順法師歸並的文字達五百余字。這樣的劃分實際上是有問題的。首先,在斯—2054號敦煌抄本中,在“自證道果也”一句與“或復有人未了究竟法”一句之間是有兩個字的空格的。顯然,“或復有人未了究竟法”之後應該是轉換主題了。而仔細琢磨“或復有人未了究竟法”到“真得心者,自識分明,久後法眼自開,善別虛之與偽”之間的文字,本人覺得談論的是如何以“真心”傳法的問題,而批評的對象是以“名聞利養”而妄傳禅法。其次,以“傳法”這一線索去追溯前文,我們發現,“或復有人未了究竟法”之前的文字,從“所初地菩薩,初證一切空”到“善須解色空義”,談論的是如何“證空”的問題。而從“學用心者,要須心路明淨”到“自證道果也”亦是如此,不過是更進了一層。也許是由於“禅外說禅”的原因,我們看不出這樣的幾段文字非得連綴於“用向西方不?”一問之下的充足理由。因此,我們大膽地未曾采納印順法師的分節,而是將“所初地菩薩,初證一切空”之後的文字歸入印順法師所說的“雜錄”部分。

另外,需要說明的是,此校釋本的原則是盡量保存原抄本的文字信息,特別是異體字、俗體字都統統羅列而不加轉寫。此經的底本與參校本中,“無”與“無”、“佛”與“仏”均通用,有時甚至在一句話中也是交錯使用的。為了保持敦煌抄本的原貌,本校釋以底本用字確定正文,而將參校本的用字於校記中列出。由於兩種抄本之間交錯使用的情形較為復雜,在用“下同”易於產生誤解的情況下,即不厭其煩地加上校記。

禅典本身並不易於理解,因此,為了方便使用,做了一些注解。在校寫的過程之中,筆者也發現了一些前人未曾注意到,甚至解釋失誤的地方。譬如,此文中備受重視的“略而言之,凡有五種”一段,現今諸家的解釋,也存在不完善之處。筆者感到,此“五事”是道信在“佛即是心,心外更無別佛”的基礎上,所提出來的禅法綱領,即“心要”,其核心則是“守一不移”。“五事”之中,“知心體”是其“本體”依據,而“知心用”、“常覺不停”、“常觀身空寂”其實是從佛教中常見的“三解脫門”脫胎而來的,而“守一不移”則是其創發的重點所在。因此,在第三部分中,由“傅大士所說”至“此法秘要,不得傳非其人”達八百余字,都是對於此“五事”的說明。可見,“五事”是道信禅法的全部秘密和創新之所在。如此等等體會,已經在注釋中有所貫徹。

還有,在對道信大師此文作了逐字逐句、數十日的研讀之後,筆者發現,道信此文內在線索或者說內在邏輯是清晰的,文義是全面的、完整的。現有的研究成果,包括日本學者在內,都有不同程度地斷章取義的地方。道信禅學思想的全部秘密實際上已經包含在此文的標題之中。如果以此文的標題分析正文,二者竟然契合無間。在此,我們姑且簡單言之。此文標題《入道安心要方便法門》其實包含四層意思,這就是“入道”——“安心”——“心要”——“方便”或稱“方便法門”。正文其實是依照此線索和順序展開的。不過,行文之中,在“安心”與“心要”之間多了中間的四層設問和回答。在“心要”與“方便”之間多了關於“授受禅法”的內容。全文最後又多了一段以“大師雲”起頭的批評老子、莊子“道法”的文字,這顯然是後人附益的結果。這樣的結構,不能不令人深思!因此,筆者有一大膽的設想,《楞伽師資記》所引或者就是道信《入道安心要方便法門》的全文,或者至少就是原文的全面摘要。二者必居其一。由於這些觀點,對我來說,還需要再行思考細化。而此校釋的性質決定了不能過分冒險地以己義來分節,因此,在校釋中未曾采用自己所設想的“五分法”或者“六分法”,而略作修正地采用了印順法師的分節。——如此等等想法的較為詳細的闡發,只得留待以後再行撰文細論了。在此先拋磚引玉,姑妄言之。

(原刊於《中國禅學》第3卷,中華書局2004年出版。)


[①] 姜義華主編《胡適學術文集·中國佛學史》,第54頁,中華書局,1997年12月版。

[②] 印順《中國禅宗史》,江西人民出版社,1990年12月版,第52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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