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現代人的精神生活情境   

提要

第１篇  禅與精神生活

　　禅是人類精神生活的一盞明燈。由於現代人太重視物質與感性的生活，精神生活被一片朦胧的物欲所籠罩，而頓感迷失。本篇旨在分析現代人困頓的精神現象與特質，闡述禅的本質，並說明禅對現代人提升精神生活及追求實現的生活之重大意義。

第一篇  禅與精神生活

　　禅對於現代人而言，是提升精神生活的藝術，是促進吾人實現人生，從而獲得豐足與自在的清醒劑。它使我們更堅強，更自由，更有能力過創造性的生活。

　　我們目前正處於經濟快速成長，生產與管理方式驟變，上班成為普遍的生活方式，社會結構發生激烈變化的情境。在開放的社會下，自由思想導致價值判斷的分歧，精神生活面臨重新適應的難題，引發了現代人精神生活的困境與苦悶。同時，這些苦悶正與現代人的功利主義、感性價值和縱欲貪婪息息相關。它表現於許多心理病症和不合理的社會行為上，例如空虛、憂郁、焦躁、緊張、失眠、迷信、自我麻醉等。目前我們正面臨著許多精神生活的大難題，否則自殺人數為什麼躍居我國十大死亡原因的第九位？離婚率為什麼節節上升？青少年犯罪為什麼不斷增加？還有大家樂為什麼會狹著迷信的余威，橫掃我們的社會，影響到社會安寧和生活秩序？於是我們急需對冶之道。特別是對於精神生活的調適與提升。

　　禅是中國人文精神文明的一項重要成就。它是一種生活的實踐，而不是一種煩鎖的知性哲學，也不是一門心理學。它是教導人類走向心靈自由，重視生活的實現性，使自己活得喜悅自在的“見性”方法。它能引導人們解脫對現象與欲望的執著，擺脫理性與非理性的壓抑，讓一個人醒悟過來，發現真我，過創造性的喜悅生活。

　　由於禅不是宗教，不是哲學，而是開啟生活智慧，使一個人從苦悶和執迷中醒悟過來的法門，故最能符合現代工技社會的需要。它不但能使我們更有能力享受科技的成就，亦有助於我們超越精神生活的困境，品嘗到清馨悅樂的生活之泉，獲得真正的豐足與自在。

　　從禅學的觀點來看生活，生活無非是內在的“我”和外在的“境”(即環境、價值觀念、欲望等各種刺激的總稱)之間的互動作用。在這交互作用之中，產生了種種的認知、意識、情感和情緒等經驗。然而，我們常常把這些互動的經驗當做心理生活的本身，以致受到它的干擾。於是喜、怒、哀、樂於焉牢縛心頭，貪、瞋、癡、慢成為我們平心靜氣的障礙。原本清新自得的生活情趣消失，真知卓見的創意被蒙蔽。有朝氣，有活力的精神力量也就頹廢了。禅就是要啟開我們的心智。從桎梏走出來，再度生活在喜悅自在的生活裡。

　　生活上曹遇到挫折是很平常的事，但我們會常常氣忿不消，是因為我們被挫折這個“境”牽著鼻子走。當我們發現一件喜歡的玩物，就夢寐以求，甚至為了達到目的而不擇手段，那就是被“境”迷住了，以致影響了平常自主的生活。再說，當我們聽到一件消息而有不平之鳴，或看到一件不合我意的事態，即刻反應出強烈的憤怒之氣，這也是受到境的牽引。

　　受“境”牽著走的人，必然失去本有的智慧，失去自由與持平的判斷，精神生活也就容易失衡，從而產生偏執、憤怒、不安、焦慮、報復、逃避和暴力。

　　禅的祖師們在精神生活上，有其獨到真切的體驗和發現。唐朝趙州祖師指出：“平常心是道”。生活本來就是平易貼切，純樸喜悅，有言思想上無需增加一分多作余的“佐料”。只要平心靜氣地待人處事，便能體分個中的情趣。無論求學、做人或處事，只要你不加一分“作為”，就能平心靜氣，有真知卓見。只要加一分心思去強求，那麼求功造作就會使智慧之門為之頓塞。日常生活中無論是吃飯、睡眠、工作、旅行、談笑、休閒，只要你不被子境轉，不執著在境裡去作為，一切自然順心，喜悅自在。

　　生活在工技社會的現代人，由於價值觀念的紛歧，社會生活方式的變遷，思想與生活適應的失調，造成了許多精神生活的難題。很明顯地現代人是被許多“境”所困，是被自己所創造出來的種種科技之境所困。現在我們先來分析一下困住我們的境究境是什麼。

第一章  現代人的精神生活情境

　　現在我要透過禅學眼光和應用心理學的方法來發掘現代人在精神生活上所面臨的“境”。所謂境，就禅學而言，就是心靈成長與自由的障礙，它使我們失去活潑有智慧的生活。

　　台灣地區自光復以來，在經濟發展上確實稱得上突飛猛晉，在各項建設上也頗多成就。成功的典型使許多開展中國家以羨慕之情，學習我們的發展過程，視為一種模范，這不是爭的事實。因為物質生活的富裕，教育程度的提高與普及，科技與工業的拓展，無一不是昭昭可見。

　　在短短的三、四十年之間，我們邁入臨界於已開展國家的境地，於是往日農業社會的生活方式銷聲匿跡，過去純樸簡單的生活環境不復存在，“日出而作日入而息”的自在感已被淡忘。而天天與這美麗之島，婆娑之洋，相互為伍的質樸生活，已成為記憶中的詩篇。它只能在文學中，偶爾憶觸其中的一二罷了。現在，隨著經濟的發展，給我們帶來一些適應上的難題。這些給題就是精神生活的“境”。茲分析如下：

組織化的工技社會

　　我們從純樸的農業生活中，一躍蛻變而成為工技的社會，連原來的農村，也變成“工業的農業”。長久以來適應慣了，而從未加以懷疑的文化觀念和價值意識，開始受到挑戰。赤裸裸的現實，把人們從過去敬天法祖的倫理觀念中，驟然拉到需要強烈競爭的跑道上。請注意！在運動場的跑道上，絕沒有和諧的情感，只有一味的競爭和勢在必得的欲望。

　　工商企業發達了，經濟生活發改變了，社會結構發生激烈變遷。生活由悠游變為緊張，由和諧的韻律變為競爭的忙碌節拍。情緒生活和內在的情感，變得煩躁而無以自止。

　　農村的人口擁向都市，大家舉目無親，都成為流浪者。新的人際關系系統還沒學會如何建立，自己已經陷於孤立和疏離。人成為社會洪流中漂流的一片孤零零樹葉，情感生活變得匮乏。都市裡燈紅酒綠和無盡的誘惑，使人走向老子所謂“馳騁畋獵令人心發狂”的心病。

　　思想上，因為我們的教育必須配合科技與經濟的發展，於是特別強調感性的教育。我們教育孩子竭盡所能學習科學、求證和對物的發現與了解，結果疏忽了對“人文精神”的啟發。固然不錯，我們教導了不少生活與倫理的知識，也在課堂上解釋中國文化的歷史和重要的概念。但平心而論，我們沒有教學生如何在現在的社會情境下，去過成功的生活。

　　我們越是在教育界上追求與努力，生活的真理似乎距離我們越遠。我們作更多的嚴格的科學訓練，思想卻越對生活表現出無能、遲滯、瑣碎與僵化。因為我們在不停地暗示自己，只有可以證驗的才是實在，只有能分析的才是可靠，只有能感覺到的才是真實。結果生活成為追求物質，滿足自己的欲望，和逃避精神苦悶的夢魇。至於物質與感性之外的超感生活，內在精神世界的陶冶，就更不受重視了。

　　當我們的精神生活變得枯燥乏味，從早到晚為了追求物欲和孜孜不倦地與別人比較競爭時。我們開始遺忘了自己，落寞感越來越嚴重。心理生活空間也跟著狹隘起來，結果精神生活陷入無奈、焦慮、不安和病態。

　　工技社會和企業化的經營，使許多原先在農村自力更生的農人，開始擁入城鎮。新一代的年輕人，隨著工作的性質，被區分為白領階級與藍領階級。這些人僅管工作性質不同，但是他們都是以上班的方式謀生。目前絕大部分的人口是在企業體系下，作為上班運作系統的齒輪。於是社會學家們就把這些新的人群收做“上班族”。現在我用詹宏志先生的一段話來說明上班族的生活現象，他說：

　　“上班族的生活有什麼特色呢？上班族是一種以付出心力或勞力，來換取生活工資的人群。這些人要為他們自己的職位或工作負起責任。他們都要歸屬於某一公司或老板，每天上班下班，循環不息，猶如星體的運行。更確當的說，他們好像一個機器的齒輪，沒有自由，只是一味地聽命於一個指揮的作業系統。他們的悲、喜、哀、怒都在這個封閉的體系裡，其前程與命運也難脫這個軌道。

　　“上班族已經成為台灣社會結構的一部分，其作息不但是整個城市鄉鎮的呼吸，而且也成為社會運作的主干。每天他們從床上掙扎著起來，緊張地趕往他們的工作地點，於是城市活絡起來了。汽車巴士阻塞擁擠不堪，噪音塵埃充斥空間，城市成為緊張焦慮的溫床。入夜之後，上班族無意識地返回自己寄居的蟹似的家。城市再度沸動起來，華燈初上，燈紅酒綠，餐廳開始吆喝著食客。這就是上班族的一天。”

　　上班族有理想嗎？能主動決策嗎？答案很明顯，沒有。即使有，也只不過對他操作的工作，作例行性的執行。於是他們主動與創造的天性開始遭到抹殺。日子久了，他們的精神變得死氣沉沉。你從上班族緊張而缺乏活力的表情中，就可以看出他們的苦悶。

　　上班族有文化嗎？詹宏志先生指出：

　　“沒有！我們的上班族有的只有反文化。離開學校上了班就不再讀書，這是反文化之一。工作之余別無目標，只是聲色之娛，這是反文化之二。過河卒子拚命向前，不再修養成長，這是反文化之三。呼朋引黨彼此爭斗，人際關系等同智慧，這是反文化之四。”

　　上班族不只面臨著上述的精神困境，更嚴重的是在彼此模仿成習的情況下，把反精神生活當做一種時髦，它形成了現代人勾魂攝魄的“境”，把我們牽引在迷失的歧路上。

物質化的生活

　　我們的經濟不斷的發展，新產品與市場的開拓成為全國上下全力以赴的目標，那是我們這個海島賴以維生的必然途徑。於是生產與交易的思想，成為我們價值的主體。我們想盡辦法要生產及出口更多的貨物，這個概念已成為我們的生活目標。這個奮斗是無可厚非的，但是在不知不覺中物的價值已經滲透到我們的心理生活之中，成為舉足輕重的因素。於是，我們正同弗洛姆(E,Frcmm)所說的：“在這個程序中，人把自己變成了物。生活變成了物的附屬品，整個生活被‘擁有’的價值所吞沒。生活的目標原來是完美的人，現在變成了完美的物。”我們有物才有安全感，同時也只有為物工作，似乎才是正常的生活態度。於是生活本身的價值與生活活動脫了節。

　　這一來，我們的精神生活喪失在對物的追求之中。我們以擁有物的多寡來鑒別生活是否光采，以能消費更多美酒佳肴，表示自己的體面和尊嚴。我們用物來娛樂自己，自己卻變得更貪婪、更匮乏、更空虛。我們想盡辦法用酒色財物來防衛自己，卻永遠填補不了心中空虛不安的黑暗之洞。

　　我們把奉行幾千年的倫理和道德格律，視若具文，當做故宮裡的古董、珍玩來談論，或者當做裝飾品來打扮自己，而很少能把它當做生活的格律和引發精神振作的火石薪傳。

　　我們很愛面子，卻打腫臉充胖子。愛說冠冕堂皇的格言，骨子裡則說而不做。我們愛講情面，但往往把是非與情面攪不清楚。而歸根結底是為了追求物質化的人際和交易性的價值。這種物化的價值與本性中追求意義的天性，發生嚴重的割裂，產生了強烈的不安和空虛感。

　　人越是渴望物質來填補空虛，就會越變得貪婪。到最後，則會因為物欲薰心而瘋狂。不但失去理性，失去真情流露的情感受，同時造成了生活上的錯亂。

　　當生活被物“境”牽著走的時候，自己便有著不能自制的無力感。愛、責任、慈、悲、喜、捨等等代表生命活力的本質，就被抑制在潛意識，形成了一種不安的心理動力，引發了價值的紊亂。

　　我們已經遭到許多精神生活被境轉的實際困難。當人們得到某些財物時，便顯得得意忘形的激動，或者刺激尋求更多的囤積，成為真正的“物奴”。當人們在追求權力時，也同樣表現出對權力的錯亂，想擁有它，錯認它為一種引以為傲或防衛機制的護牆，疏忽了權力本身是一種責任的神器。至於愛情那就更不用說了，對許多人而言，愛是一種被物化的東西，不是人類相互關懷，相到給予與尊重的美德。然而，對現代人而言，愛情是有對等條件的，是可以交易或剝奪的。大家把愛當做一種心理需要，那是一種低級層次的認知。真心的愛是一種光明主動的人性流露。

　　我們確實因為對愛的錯解，已經導致許多麻煩。大部分的人相信婚姻就是性生活的別稱，而性的活動一直被認為是婚姻賴以維持的重要活動。結果性行為似乎是因愛而起，相反地，把千奇百怪的性行為或倒錯行徑誤作是愛。這就犯了羅洛梅(Rollo May)。所謂的割裂(schizod)當我們處處是在“作為”時，我們是被色、受、想、行、識牽著走，便失去了如如不動的本質。那是現代人精神生活的病症。

　　現在我們連家庭制度和最完美的家庭倫理也開始動搖了。就拿離婚率來說吧，根據七十四年的統計，國內有十五萬三千五百六十二對結婚，占總人口的千分之八，而離婚者則達二萬一千一百五十九對，占總人口的千分之一點一。這個數目看來並不起眼，但是如果把當年結婚與離婚的對數加以比較，我們發現每一百對結婚者之中，就有十四對離婚。這是一個驚人的大數字，也表現了在我們的社會，正走向缺乏真愛的現象，而將來會有更多無辜的孩子，成為離婚父母的犧牲者——他們得不到正常的愛和心靈的滋潤。

　　精神力量是維持一個人堅守原則，維護正義的主要根源。我們的學校教育雖然強調精神教育，但是所給孩子的都是知識，或者要他們記憶一些考試時可取分數的抽象觀念，很少涉及到知與行之間的融合、體驗和歷練。這種沒有實際體驗與回饋的認知，充其量只是一種知性化的東西。它很難達到荀子所說：“入乎耳，箸乎心，布乎四體，行乎動靜”的境地。行為與道德的知識，一定要在與別人相處中相互回饋而學得。只有知性的了解，所造成的知性作用，不中能實現為真正的善行。

　　我們新一代的社會責任低落，內心空虛，一味追求唯感的享受。許多心理學者認為它是青少年時期的自然現象。我不敢斷言那不是自然現象，但我敢肯定如果不透過有效的指導，讓他們負起責任，品觸到自制自立的喜悅，他們將淪為唯感的奴隸。

　　當一個人作了主的時候，就是被境轉了。這時候很容易被引誘，無力自制與自拔，這就是犯罪的原因。我國的犯罪人數每年在增加，六十六年犯罪人數為十四萬七千九百零六人，占總人口的千分之八點七。到了七十四年犯罪人數高達二十二萬一百零九人，占總人口的千分之十一點四，為六十六年時的一倍半。其中以財產犯罪居首位，犯罪者以小康之家為最多，占全部犯罪的百分之四十二。這是一個重要的證據，說明了現代人並不能“衣食足而知榮辱”，而是嚴重的拖物化，只顧貪圖享受，而成為物奴。　　

感性的價值觀

　　價值觀念是我們衡酌待人處事的天秤，是引導我們思考、創造和如何實現人生的契機。追求價值是人類的天性，每個人價值觀念可以不同，但不可以沒有價值觀念。因為失去價值觀念便失去做人的原則。另一方面，人的價值觀念可以彼此不同，但不可以否定人性，或者違反人性。因為否定與違反人性，等於絕滅了人類賴以活得幸福的通路。

　　人類的價值理念，就其分類而言，可分為理念文化、中庸文化和感性文化。理念文化崇尚性靈的追求，而忽略了生活的本身。感性文化強調感官的滿足，因此所有看不到的，不能證驗的，都被否定，以致失去了屬靈的生活。

　　我們的社會引進歐美的科技文明，力求建立一個經濟強國。但是中國原有的理念文化漸漸式微，而走入價值的歧途。我們唯利是圖，視聲色之娛為常道。感官成為對錯、真假與價值判斷的根據。於是我們失去了超感的經驗，失去與宇宙相互交流，並享受“與天地等參”的生命意義。

　　感性的價值使我們生活在老子所謂“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聾，五味令人口爽，馳騁畋獵令人心發狂”的生活模式裡。我們用數量來看周遭的事物，美和喜悅悄然消失。我們用感覺去了解生活，自己就成為物的追逐者。我們追求唯感的享受越多，越覺得自己一點也不富足。在乏味的經驗主義和庸俗的功利觀念下，我們變得貪婪，在意志上不堪一擊。而心靈生活變得空虛與窄化。

　　在唯感的生活價值體系下，大部分的人失去高級宗教信仰，失去布施、持戒、忍辱、禅定、精進等實踐性美德，而使自己的精神振作不起來。感官原先是一種工具，是維護人類精神生活中的一部分，現在則本末倒置：為了追求享樂，卻犧牲了寶貴的精神力量。於是我們缺乏遭遇挫敗時的抵抗力，產生精神生活上免疫力不全的症候。因此精神官能症的人開始增加，性格障礙(personality disorder)或身心證(psychopysiological disorder)，以及生活適應不良的人口不斷遽增。最常見的精神生活困擾是空虛、不安、焦慮、失眠、緊張、情緒低落。這些都是失去理念性價值系統，加上感性文明下機械式生活與無止盡的競爭所引起的。

　　根據七十四年的調查，目前台灣地區之精神疾病者為數頗多，其中需要醫療照顧者約為總人口的千分之三，即五萬六千人，除了“需要醫療幫助者”外，精神生活苦悶，而難以自處者，為數更為可觀。我們必須注意一個人令人警惕的現象：目前台灣十大死亡原因中，自殺已經是第九位(按：台北市為第八位)。

　　為什麼說那是值得警惕的現象呢？根據佛洛伊德(S.Freud)的理論，人有求生的本能，也有求死的本能。求生的本能是人類成長進取的動力，它是絕對第一優先的動能運作方向。但是，當求生的動能無法實現時，人就有尋求死亡的本能的企圖。試想，正常的人求生存都來不及，而一個精神苦悶者，卻情願結束自己的生命，可見其精神生活所受到的折騰有多嚴重。

　　我們被感性的社會價值牽著走。它已經是我們文化形態的主要價值觀念。如果我們不從中超越出來，尋求下一個中庸的精神生活，就會成為自己創造出來的工業技術與經濟制度的受害者。

　　在感生文化體系裡，娛樂是大從不可缺的一環。因此，大部分人休閒活動就是坐在客廳看電視，或者呼朋結黨，群居終日言不及義。首先我們說娛樂吧，從娛樂的性質來看，就是我自己快樂不起來，空虛或無聊，所以我需要藉著外來的調侃，逗得自己樂而忘憂。就本質而言，需要娛樂似乎表示自己已經失去快樂，然後像饑渴一樣，需要畏哺，需要被娛樂。試想，當我們的心靈貧瘠到需要用庸俗的娛樂來填補時，我們又是何其窮困呢？在理性文明的時代，詩歌與音樂，文學與藝術，無一不是開啟心靈，引領我們走入怡然自得的悅樂。但是現在的娛樂似乎不是為了開啟性靈，引領悟入完美自由的心靈宇宙，與大自然得到相契的清馨之喜，或實現與生活相即的圓融。現在的歌舞與流行歌曲，是用來消遺的，用來打發無可奈何的寂寞。

　　再看看我們的教育，在理念上是德、智、體、群、美五育均衡發展。但實際上是為了升學，為了把孩子推向無止盡的考試與讀書競爭。誰都知道那是錯誤的，但那是社會的一部分，大家都在不得不如些的情況下，把孩子送上考試之路，任由考試來摧殘孩子身心的成長。我們的錯覺是只要考取大學就有前途，因為大學的學位是看得見的“名器”，有了它就有了交化，就盡了為人父母的責任。但是在我的輔導經驗中，發現許多大學生的心智與情感並沒有得到應有的啟發。孩子的理性與情感往往因為記誦太多考試的瑣碎題目，而疏忽對性格與情感的引導，變得有些疏離。學校是讀書或升學的地方，而不是孕育生活智慧與心智的地方，那上目前教育的缺憾。在這樣的環境下，我們只能培養感性或缺乏原則的知識分子，而很難培養有常識、有擔當、有道德勇氣的青年。

　　國民中小學是每個人一生當中，最具決定性的時期。當我們以培養斗雞的方式來訓練孩子上考試擂台的同時，另外有更多的青少年歷為學業競爭不過別人，不能時入特別班級，他們受到的打擊也就不言而喻了。

　　其實每個人孩子都有自己專層的潛能，它像是一塊環寶。由於大家只重視升學，相對的那些學業未能達到水准的孩子，就得不到充分的啟發與關心。失愛的孩子是孤獨的、寂寞的。他們遇有機會就開始投入為非作歹的幫派團體。那兒有得享受、有得縱空，更加倍容易在吃喝玩樂中學壞了。

　　感性的價值體系，使人失去道義，使人失去追求生命的意義與真理。觸目所及就是權勢與名利，就是燈紅酒綠，就是欲望的競賽與享受。社會的風氣就這樣沉迷在唯感的柔弱夢魇裡。　　

意識與扭曲

　　由於過度重視物質享受和無止盡的競爭和追求占有，日復一日，使人們感到疲備與焦慮。由於失去了超感的生活，失去對真理的實踐與信念，我們已成為宇宙和自然世界的畸型兒。在精神生活上，並發出許多奇異的精神困境與苦悶。這些現象很明顯地是來自某些現行意識觀念的扭曲或錯覺。

　　第一種扭曲的意識是把進步錯學流行。在我們的教育體系裡，教師一定標榜進步，產業界必然強調進步，各行各業無時無刻不在追求進步。“進步”原先是一種傳統的美德，例如儒家就強調說：“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新就是進步，就是從舊的解脫出來，展現新的機運，而見諸於生活各方面的改善與成長。沒有進步就表示適應上發生困難，而無情的自然力量，就會把我們吞蝕。

　　歷史學家湯恩比(A.Toynbee)認為：文明的進步是“挑戰與反應”的連續演出。每一個挑戰激起一個成功的反應，而成功的反應又造成另一個新的挑戰，接著又再產生另一個成功的反應，那就是進步。進步既然是一種美德，那麼很快就成為人類追求的“共同的意識”。在每一個人的心目中，如果被認為沒有進步就是可恥，於是無論如何也要挖空心舅尋找進步，以免遭受趕不上時代之譏。

　　進步必須有真本事，要做得比原來的好，這談何容易呢？於是進步的意思開始被扭貢——我雖然不能創造，但總可以趕流行，以免有落伍的自卑。

　　流行是一種不甘寂寞的心理反應。它不具有選擇性和判斷性，而是一相情願的接受。如果我們把這種風氣，視為心理意識的傳染，一點也不為過。

　　就流行的層面而言，我們最耳熟能詳的是流行時裝，流行發型，流行歌曲，流行的化裝品或者各種娛樂。這些流行，我們給他取個雅號叫“新潮”。流行使一個人盲目地跟著別人走，失掉判斷，更談不上醒覺。

　　如果流行只是發生在上述的生活層面上，則無傷大雅。不過當我們面臨明辨是非和處理正事的時候，如果也用“流行”來敷衍，那就有了問題。

　　第二種意識的扭曲就是標新立異。這是一種對創造觀念的錯覺。現在的教育最注重創造力的啟發，鼓勵孩子自由思考，發現問題，探索答案。由於引發學生創造思考的資料不足，於是孩子被娛導成亂發問題。我經常發現許多孩子是為發問題來滿足“創造”的幻覺，而不是睦的發現問題或求知。許多老師告訴我，有不少孩子滿口“為什麼”，但所問的問題，連他自己也不知道問的是什麼？

　　創造力的啟發是先遭遇困難與困惑，接著是引起尋找答案的動機，再次是進行探索與證驗。但是許多孩子只被教以追問“為什麼”，為什麼已經成為創造思考的口頭禅。而這個懵懂的“為什麼”卻成為創造力的障礙。

　　在實際生活過程中，當人們無法創造時，總是自卑並帶著難耐的不自在。在心理運作上必須突破這個困局，於是有了兩種可能的反應。其一是既然無從突破現狀，獲得創造的滿足，那麼我就用奪取或暴力來破壞。這誠如弗洛線姆所說：“我既然不能用創造來實現自己，那麼就用破壞來獲得凌駕的滿足。”我們必須注意，搶奪與竊盜犯罪者的年齡分布在三十歲至四十歲之間才占百分之二十五；其在二十四至三十歲者占百分之二十四；而十八歲到二十四負之間者占百分之十五。很明顯的，犯罪最多這段時間正是渴求創造的年齡。當他們無法創造時，就走向犯罪之路，以財產犯罪、暴力犯罪或其他犯罪來填補心裡的活動系統。

　　創造是人類的本性，也是一種心理現象，當他不能創造時，他便以反向的發展，證明自己是“能夠”主宰自己。在這種妄念之下，許多人因之铤而走險。

　　另一種瓣立異的方式是：既然我不能創造，良心上也不允許自己去犯法，於是改用一種堅持的態度，無端提升反對的異議，做出令人注意的行為，穿著奇裝異服，表現沽名釣譽的心態。就是龐克(punk)來說，就充滿暴烈性的反社會行為與反抗的本質。其行徑標新立異，並強調好壞是一種“美”與“創造”，可見他們對於創造的渴求。他們撕掉一邊袖子，剃去半邊頭發或眉毛，把頭發染得五彩缤紛，甚至成群結隊，砸破商店的櫥窗。雖然龐克在台灣顯得比較溫和，但是追求標新立異的本質，並無二致。

　　追求標新立異並不是龐克的專屬性格。我們的社會，到處都可看到為標新立異而作的庸俗文學、戲劇、藝術或行為，商業上的噱頭，嘩眾取寵的言論，諸如此類與形已成為現代人普遍的性格之一。

　　第三種意識的扭曲是迷信。這是由信仰的錯覺所投射出來的行為與思想。信仰本是人性的需求之一，由於信仰所產生的宇宙觀與立命的加構，使自己有著置根、安定和定位的滿足。但是信仰一旦走入僵化，就造成知性與覺性的萎縮，那時就使自己原有獨立自主的真我，驟然變成向神祗搖尾乞憐的待哺嬰兒。或者無助地期待神佐時，其內在的光明本性，從而被欲望和塵勞所障蔽，而無知和愚昧就這樣發展出來的。

　　信仰是追求真理與正覺的基礎，正信是醒覺的起點。正信的隨著修證和頓悟，證實自己的信仰大致不差。因此正信所引發的醒覺能把一個引入智慧的聖域。相反的，如果信仰是建立在對神的乞討，建立在對欲望的神求滿足，信仰即刻成為貪婪的工具，自己也淪為愚迷的奴隸。

　　當一個人直入低級信仰時，生活的創造力開始萎縮，聽命於神祗，力圖巴結與賄賂神祗。於是退化性情結與情緒即刻表現出來，他必須像寄居蟹一樣，縮退到不是屬於自己的軀殼裡。背負著它，隨時需要它的保護。

　　台灣的教育是普及的，在學校教育中對深信的破除雖然不遺余力。但是整個社會卻脫離不了迷信的傳統風俗。結果青少年一離開學校，便開始了一相情願又帶著半信半疑的心態，走入無助的祈法語與迷信，而認為它就是信仰，是傳統文化的一部分。於是錯覺產生了，他們迷信於風水，迷信膜拜時祈求的奇跡，情不自禁地要接受比自己更愚昧的神棍蒙騙。

　　在社會上已產生了一種怪異的現象，“大家樂”就是其中最富貪婪與迷信色彩的行為。人們為了中獎，不惜到神膽面哀求，並將強烈欲求所產生的幻覺，視為靈應的神跡。於是多少“善男信女”，聚集在一顆大樹下，祈求“神”的啟法與顯靈，那就是“妄”與“心魔”的結合了。在無知、迷戀與幻覺下，任何一個現象都被視為一種靈驗，加以猜測與解釋，像瘋狂一樣一傳十，十傳百，“大家樂”的賭風和迷信幻覺，成為橫掃台灣的一種歪風。那是信仰的錯覺，也是貪婪意識形態扭曲後的一種幻覺。

　　對神的崇拜是中國傳統習俗，我們往往把一代偉人或聖人以神化而膜拜，而對神的信仰是建立在申明大義與開啟人性智慧的理念上。然而，當我們走向“人神契約”或“相到勾結”而成為一種亵渎之時，人性已被愚迷和低劣的欲所完全障蔽。

　　第四種意識的扭曲是縱欲。這是因為自由觀念與生活形態所帶來的錯覺。近代歐美的自由觀念輸入我國，無論在思想上、政治上、人身與財產上，都期求自由。自由誠然不貴，但是自由並不是為所欲為。固然不錯在社會行為上，應以不妨礙別人的自由為自由行為之准則。在這個前得之上，你可以暢所欲言，可以行所俗行。但是為了社會的安定與秩序，自由與法治成為同時存在的“連理”，任何時地都不能把它分開。這是近代民主政治最輝煌，最具成就的一頁，我閃可以稱它為獨步歷名舞台的偉大建樹。

　　但是人灰的生活並非只限於自由、民主、法治所建立的運作體系。我們還有另一面生活，它的范圍遠比外表所見的社會行為或行動還要大，那就是我們內在的心理世界。它包括了情感、理性、欲望以及超感的種種反京應，我們統稱它為佛性與煩惱。它們是共同存在的，如果我們不能醒覺過來，不能自由自在的主宰自己的情感、欲望和妄念，我們就會變成脫缰之馬，縱欲無度，被無明所纏縛。神會和尚說：“無明懷佛性俱是自然而生，無明依佛性，佛性依無明，兩相依，有則一時有，覺了即佛性，不覺了解即無明。”當我們假借自由之名，為的欲為時，我們開始走向縱欲之路，而無法自制。這種情形，從另一個角度來看，我們並沒有得到心靈的自由，而是失去了心靈自由。因為自由的佛性和理性判斷，已被“自由的縱欲”所控制，而失其人性的光明面了。

　　縱欲是我們社會的現象之一，聲色之娛，揮霍無度。只要能享受的，我們假“自由”之名，毫無忌憚地大快樂朶頤一番，然後美其名說“人生機何，對酒當歌”。社會上一片奢靡，而色情泛濫更是嚴重。它給現代人事業來病態的生活和無盡的精神困擾。

　　自由本業是生活的“神器”，對維護社會生活與政治運作極為重要，對個人心理生活這亦復如是。生活最重要的是“心靈自由”，能明辨是非，自我瞬一，從種種“境界”中醒覺過來，那是自古以來修身養性之要。

　　如今把自由錯解成為所欲為。只要能躲過法律條文的限制，就可以順理成章的去做，而縱欲之風，將使更多人埋葬在欲火的憤場。過度的欲望是現代人心理疾病的原因。

　　思想自由必須懂得“無作為”的智慧，意見不同可透過價值制衡得到結論。但是當內心裡存在著一股欲力在催動時，我們就會偏離上述生活之道。

　　以上四種扭曲的意識是我們生活與思想上的“魔境”。如果我們以慧眼去看它，它就冰消瓦解。如果我們趣了執著，我們就會陷身於愚昧的困境，得不到超越與提升，永遠脫離不了心病。

　　精神生活的困頓是因為內在的我被境所牽引而造成的，人一旦被境轉，光明的本性就被董染，而成為有成見，有罣礙，有恐怖，有顛倒夢想的無明。那進貪、瞋、癡、慢也就像塵垢一樣，把自在清淨的本體變成污濁的心理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