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謂帶業往生，就是說，有的人業障深重，雖通過精進念佛，煩惱惑業仍然沒有斷盡，但臨終已到，由於具足信願念佛求生西方，亦蒙佛接引，帶業往生。有的人，煩惱惑業完全未斷，但也由於具有念佛求生西方的信願，臨終也蒙佛接引，帶業往生。關於帶業往生，佛經中早有述及。《觀無量壽佛經》雲：“或有眾生，作不善業，五逆十惡……以惡業故，應墮惡道，經歷多劫，受苦無窮。如此愚人，臨命終時……具足十念，稱南無阿彌陀佛……即得往生極樂世界。”又說：“(往生者)於蓮花中，滿十二大劫，蓮花方開，觀世音、大勢至以大悲音聲，為其廣說諸法實相，除滅罪法，聞已歡喜，應時即發菩提之心”。說明了“業”帶到西方後的具體處理辦法。把“業”帶到西方後，還得在蓮胎內，念佛消業住滿十二大劫(一個大劫相當於十三萬四千四百萬年)，才花開見觀音、勢至菩薩，並聽菩薩說：“諸法實相，除滅罪法”，“發菩提之心”，精進修行，成就佛果。這種念佛往生西方，在《觀無量壽經》裡稱為“下品下生”。

據《觀無量壽經》所述，極樂世界品位有“三級”、“九品”的區別，念佛人生到那“一級”那“一品”都是自己的“修持”的深淺程度而決定。修持深的無疑往生“上品上生”，修持功夫淺的很可能得個“下品下生”。由於極樂世界有“三級”“九品”的不同等級，所以，只要具足信願念佛，不管罪業輕重，都可以帶業往生西方，其道理也就在這裡。

大師的“帶業往生”說，繼承了經中的觀點，並給合自己的悟境加以發揮。他認為帶業往生的“業”，是指“在此界，尚未有斷惑業，名帶業。若生西方，則無業可得，非將業帶到西方去”。(《菁華錄》第10頁)也就是說“一得往生，則定慧不期得而得，煩惑不期斷而斷。”(《文鈔》續編卷下《念佛懇辭序》)極樂世界“無有眾苦”，就連“惡業”之名也不存在，怎麼有實業可得呢？從“權教”上說，確實有“業”帶到西方去，並且西方極樂世界有“三級”、“九品”的區別。但是從“實教”上講，既往生西方，則沒有果業高低的差別，也沒有實“業”可帶。大師謂“帶業往生，非將業帶到西方去”。

    四、因果為本，重在行持修證

因果為本，重在行持修證，這也是大師佛學思想的又一個重心。他以“因果為本”，念佛往生，推動了他一系列思想的傳播。他時常這樣教導人們：“因果者，聖人治天下，如來度眾生之本也。”(《文選》第159頁)他認為，“世出世間聖人”離開因果之理，而談“治天下”、“度眾生”，即等於“緣木而求魚”，徒勞無益。應該是“笃信實行因果”，才能達到“治天下”、“度眾生”的目的。所以，大師認為，深信“因果”誠然重要，而更重要的是力行“因果”，行持修證。

大師認為，國家之所以戰爭不息，不得太平；人之所以私欲填胸，無惡不作，以至輪回流轉，不得解脫，這一切都與不明“因果報應”之理有關。為此，大師圍繞著“治天下”、“度眾生”這一目的，展開了他的因果報應說。

因果報應是客觀存在的因果聯系。“有因則必有果，有果則必有因”，一切事物都逃不出這種必然的規律。人們的思想行為也是這樣，作這樣的因，就必定產生其相應的果。這又稱“業報”。“業”是造作的意思，指眾生的一切身心運動。由於，造作的“業”，而產生“報”。“報”，是果報、報應。

一切眾生在“如是業”“如是報”面前都是平等的，不管是官宦富豪，還是貪民百姓，只要作惡，都會招來惡果，行善就會感來善果，它有如“種瓜得瓜，種豆得豆”一樣准確。但是，由於人們所造的“業力”大小不同，因此，就有了“現報”、“生報”、“後報”的先後次第。“現生作善作惡，現生獲福獲殃，謂之現報。今生作善作惡，來生獲福獲殃，謂之生報。今生作善作惡，第三生或第四生……或至無量無邊劫後，方受福受殃者，謂之後報。”(《菁華錄》第114頁)所以，今生的修善行惡，有即生受報和來世受報。今生的禍福苦樂，有來於即生的因素，也有前世“業力”之所感招。因果報應，它貫串過去、現在、未來三世，而又連結過去、現在、未來三世，形成了無始無終的因果報應循還鏈。然而，除重大的“業力”，稱為“定業”的不容易被改變外。人們通過後天的努力，可以改變過去世的“業因”。他說，“愚者可賢，賢者可愚，壽者可夭，夭者可壽，富貴貧賤，及與子孫繁衍、滅絕，一一皆可自作主宰。”(同上，第113頁)這也就是“人定者亦可勝天，謂兢業修持，則前因不足恃。是以現因為因，而消滅前因也。”(同上)可見，有人說佛教的因果律，不僅不是宿命論和定命論，而是不折不扣的努力論，是有道理的。

大師認為，佛教的三世因果說，是教人“識因知果”，努力改惡遷善，息滅貪嗔癡，使人“返迷歸悟”，“顯現本性”，出離輪回六道。它是世出世間聖人“治天下”和“度眾生”的根本。為此，《文鈔》中處處指明“笃信實行因果”的重要性。但是，大師談因果與別人又有所不同，他是談因果為本，而重在行持。

他在《申述因果原理並以事實證明》一文中，談到某居士問他“挽回劫運之方”時，他說：“此易之事，在明因果之理，而笃行之耳。”明白只是開始，重要的在行動。“若不注重躬行，只期多知多見，必至矜己傲物，排因拔果。”(《文鈔》續編卷上，《復無錫學佛社書》)因此，在深信因果的同時，必須著重致力於“敦倫盡分，閒邪存誠，諸惡莫作，眾善奉行”，“信願念佛，求生西方”，自行化他，由此“實行而博學，由博學而得宗，如是則決定現生優入聖賢之域，臨終即入極樂之邦矣”。(同上)所以，“學佛之人，務必躬行。”(同上，《復邵慧園書》)在“因果”原理的指導下，大師精進行持，以期早日往生西方。身教勝於言傳，是大師深信因果，行持修證的最好證明。

    五、主張“儒釋無二道”說

佛教與儒家名教是否相通？是否相抵？自佛教傳入中國後，一直有所爭論。爭論的結果，歷來有這麼兩種截然不同的態度：一種認為，儒釋是一致的，可以互補，相得益彰；另一種，是不加分析地認為兩者相抵觸的，應該取締佛教。到了近代，這個問題還是眾說紛纭，莫衷一是。為了排除這不必要的爭辯，大師又重新提出了“儒釋無二道”的思想。

大師在《佛川敦本學校序》中說：“儒釋二教，其跡似異，其本原同。”又說：“儒釋無二道，生佛無二心。”(《文鈔》正編《儒釋一貫序》)它們目的是完全一致的。為了進一步證明兩者之間根本相通，大師主要從以下兩個方面展開論述：

(一)釋儒都談因果報應的道理。《文鈔·因果錄序》說：“因果者，世出世間聖人平治天下，度眾生之大權也。”又說：“因果之理，大發明實維佛經，而儒教經，亦屢宣說。”如，“《書》之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易》之積善之家必有余慶，積不善之家必有余殃，莫不皆以因果報應之理示人。”(同上)所以，“不信因果”，“不唯悖佛，亦悖儒經。”(《文鈔》正編，《與佛學報館書》)

(二)釋儒同樣重視社會倫理道德。大師認為，雖然“倫理道德”出自儒典，但是佛法“亦復具足世間一切善法，舉凡倫常修齋之道，固已極力宏闡，亳善弗遺”。(《文鈔》正編卷三，《儒釋一貫序》)佛教雖然是“出世間法”，但對於一切有利於社會、人民的善法，也“極力宏闡”，諸如“遇父言慈，遇子言孝，兄友弟恭，夫倡婦隨，隨已職分，各盡其義，固與世間聖人所說無異”。(同上)在倫理道德方面，兩教所說的道理是相通。

基於上述觀點，大師認為佛教與儒教是相輔相成，“合之雙美，離之則兩傷”。(《印光法師嘉言錄》第192頁)因此，大師提出“欲學佛祖，先須取法聖賢”(同上，第193頁)意思是，要想學佛成佛，首先得效法世間“聖賢”做好人。在《復周法利書》中，他寫道：“學佛一事，原須克盡人道，方可趣向。”所謂“人道”，就是世間做人的道理。人道，就是“隨已職分，各盡其義”，作到孝、悌、忠、信、禮、義、廉、恥。成佛以“取法聖賢”，行“人道”為基礎，假如不把人做好，要想學好佛法是不可能的。“儒者”也是如此。“若不得佛法為先導，則自已之心，尚非所知，況聖人之心法乎。”(《文鈔》正編卷三，《儒釋一貫序》)因為，儒教著重於“事相”理論，而不重視於“悟明心性”，了脫生死。所以，“儒者”必須首先學習佛法，悟明“佛心”，然後，“儒先聖人之心法，方得悉其底裡”。(同上)

 佛教與儒教，雖然“所宗之理體，所修之工夫，其大端固無一致”。(同上)但是，大師認為，它們也有不同之處，這就是(一)“儒者多主於事相，而不致於悟明心性。”(同上)(二)“世間聖人，只教人盡義盡分。佛則詳示其盡與不盡之善惡果報。”(同上)應該明白，“(佛教)不但與儒教不相悖戾，且大有發明儒教，輔弼儒教之至理極功焉。”(同上)

綜上所論，大師進一步表明，儒學只不過是佛學中的一部分而己。他說：“佛法雖屬出世間之法，所有世間經世之道，悉皆包括無遺。舉凡父慈、子孝、兄友、弟恭……鹹與世間聖人所說無異。”(《文鈔》續編卷下，《學佛淺說序》)佛法森羅萬象，世出世間一切法“悉皆包括無遺”，儒學亦在佛學之其中，“儒釋原同”。當然，大師所論目的是以儒學為方便，而以佛法為究竟。大師出於“弘法利生”的需要，有時雖講及儒教的“八德”、“八事”，諄諄啟迪人們，使人產生憬悟，其實是在宣說佛法妙義，只不過是假借人們容易接受的儒教名相用之而己。

在當時儒學還算風行的情況下，大師針對性地提出以儒學作為接引人們學佛的一種方便手段，以“儒釋無二”，而又以佛法為究竟的思想，為其弘法帶來很多方便，促使他的佛學思想為上層知識分子所接受。這種“應機施教”適應社會思潮的作法，值得學習。

六、宣傳佛教救世說

大師一生熱愛國家，熱愛人民。他把國家、人民看成是自己的生命。為了救國救民，他毅然揭舉“佛教救世”的旗幟，大聲呼號，嘔心瀝血，費盡神思，積極投入了救國拯民的活動。

鴉片戰爭之後的中國，漸漸淪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會，隨著社會性質的改變，中國社會階級矛盾和民族矛盾也日益尖銳。在封建社會和帝國主義的雙重壓迫下，中國人民處於水深火熱之中。民國以來，階級矛盾更加尖銳，內戰連年不斷，加上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偉大的祖國，“已至千鈞一發之際”，面臨著滅亡的危險，廣大的中國人民，“或血肉橫飛，喪身殒命，或屋毀家破，流離失所，無食無衣，饑寒交迫。”(《文選》第166頁)目睹這“刀兵連綿”，屍骸遍地，瘡痍滿目，長夜難眠的時代，大師“言念及此，心膽俱碎”。(同上)為了“救國救民”，他本著佛教入世的思想，大力宣揚佛教“積極救世”的精神。

佛教的“入世”精神，是以人類為根本的救度對象，它要將一切人從苦惱、愚昧中救度和解脫出來，而達到究竟的安樂和徹底的覺悟。大乘佛教認為，要成佛，就必須以利生為前提，如果脫離眾生就無法成為佛陀。《華嚴經》說：“(菩薩以)一切眾生而為樹根，諸佛菩薩而為花果，以大悲水饒益眾生，則能成就諸佛菩薩智慧花果。”又說：“是故菩薩屬於眾生，若無眾生，一切菩薩終不能成無上正覺。”大師深悟大乘精神，依教奉行，履行菩薩道，以“出世”的精神，作“入世”的工作，立足人類，以利人為成佛的根本出發點。因此，在他的一生弘法中，時刻不忘“挽回世道”，“救正人心”，為“天下太平，人民安樂”而履行他的神聖使命。

他把宣揚“佛教救世”，看成是義不容辭的天職，始終堅定不移地倡導佛教是“挽回世道的要道”。(《文鈔》正編卷三，《佛化隨刊序》)從而，他大聲疾呼“欲為救援(世道人心)，捨昌明佛學，莫能為力，故鹹以提倡佛學為急務。”(同上，《佛學研究叢林序》)佛學，它是了生脫死的奇方，煩惱流中的寶船，苦海波濤的南針，格正人心的秘訣。所以，只要“人各實行，則國不期護而自護，災不期息而自息矣”。(《文選》第167頁)

大師的佛教救世學說的基本精神，可歸納為四點：(一)發揚佛教慈悲喜捨的精神。所謂“慈悲”就是“與人為樂”，“拔人之苦”。所謂“喜捨”，就是對社會、對人民歡喜施捨自已的一切。大師認為，“四海內外，同是同胞”，都是親兄弟。人樂我樂，人苦我苦。他說：“乾為大父，坤為大母之德，存民吾同胞，物吾同仁，凡在天地間者皆愛憐之，護育之。”(《文選》第167頁)要同情和幫助同胞，不要只為個人求安逸。

(二)發揚佛教自我犧牲的大無畏精神。《文鈔·挽回劫道論》中說：“近來，世道人心，日趨日下，各懷我見，互相競爭，以致刀兵連綿，無時靜谧。”要轉變這種現象，大師認為，應除去人們的“我見”，“視一切人民，皆如同胞”，不分彼此，忘我地“代人之勞，成人之善”，“忍人所不能忍，行人所不能行”的不怕犧牲的大無畏精神。

(三)笃信並實行因果報應之說。因果，是“救國救民”的根本，這在上面已經提到。只要人們深信實行因果之理，則“國運可轉，災難可消”。他在上海護國息災法會上強調：“洞明因果之理，而又笃信實行，則世道人心，自可挽回。”(《文選》第164頁)因果報應，如影隨形，“今生所作所為皆是惡事，來世定得惡果。如今生所作所為皆是善事，來世定得善果”。(《文選》第159頁)人人都明白這善惡報應一點不差的道理，自然就“雖欲為惡而有所不敢，雖欲不為善而有所不能”。(《文鈔》正編卷二，《復張伯嚴書》)人人笃信實行因果之理，諸惡莫作，眾善奉行，天下自然太平，人民自然安樂。

(四)普及戒殺放生，吃素念佛。大師認為，導致“世道人心陷溺”的又一個根本原因是“由殺生而起”，因此，要“止殺業”。而“止殺”最好的辦法是“戒殺吃素，護惜物命”。“人人能護惜生物，不加殘害，則殺劫可消，而國運可轉矣”。(《文選》第179頁)又說：“殺劫，及一切災難，皆為眾生惡業所感，人人念佛，則此業可轉。”(同上，第155頁)現在，我們所受的種種災難，都是我們過去惡業所招感的，要除去過去世所造的惡因，就必須趕緊忏悔，戒殺放生，吃素念佛。

大師敢於面對佛教現實，善於觀察眾生的根機，應機施教，大膽繼承和發揮佛教的教義，並形成了自己的佛學思想體系。他的佛學思想在中國佛教史和佛教思想史上，是有地位有影響。“宏闡淨宗，惟師(指印光大師)為最。”(《永思集》第211頁)這是圓瑛法師對大師的評價。弘一法師說：“大德如印光大師者，三百年來一人而己。”榮譽至極。所以，當大師往生後不久，國內外高僧大德，並紛紛推崇大師為中國佛教淨土宗第十三祖，並譽之為“中興淨業”大師、蘇州靈巖山寺淨土道場的開創者。大師在中國佛教中的地位由此可見。

大師一生住持佛法，通宗通教，專弘淨土。在他的積極弘揚下，使淨土宗在當時呈現出“善導高風，復見今日”的昌盛景象。他的專修淨土，攝心念佛，著重現實，不離世法，深信因果，嚴持戒律，重視修持等樸素無華的思想，對後來佛教思想，尤其是淨土思想的發展產生了不可估量的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