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紀念夏丐尊居士往生45周年

蔡惠明

今年是夏丐尊居士往生45周年紀念。夏老生於1886年，卒於1946年。他是我國著名的文學家、教育家、出版家，浙江省上虞縣人。早年留學日本，清末民初曾與魯迅、經亨頤、許壽裳、李叔同(弘一大師)等同時執教浙江兩級師范學堂。後與經亨頤回鄉創辦春晖中學於白馬湖，弘一大師也曾應邀到夏老、豐子恺等集資建造的“晚晴山房”駐錫。1927年後，夏老長期主持開明書店編務，並與葉聖陶先後主編《中學生》雜志，擁有大量讀者。他的譯著有《愛的教育》、《文章作法》、《半屋雜文》及與葉聖陶合著《文心》等。

據姜丹書《夏丐尊傳略》記載：

民國五、六年間，李(叔同)先生以試驗斷食故，始與佛為緣，卒至披薙入山。其試驗斷食之機，乃先生動之也。李入山後，易僧名曰弘一。先生義切生死，諸事為之護持，而亦自染佛化，但不茹素，不為僧。嘗曰：學佛心不在形，故至晚年雖亦皈依佛法，而以居士終其生。

夏老與弘一大師是莫逆之交，情誼至深。他在《弘一法師之出家》一文中寫道：

弘一法師的出家，可以說和我有關，沒有我，也許不至於出家！

原來，當時的李叔同在斷食與用功之後，只想以居士身份修行，又多次想離開杭州一師。夏老勸阻無效，感到他常去佛寺使自己很孤獨，於是憤慨地說：

這樣做居士不徹底，索性做和尚倒爽快！

想不到弘一大師果真在虎跑寺出了家。夏老深受感動，發心盡力護法，吃素一年。後來他又受大師持律與苦行精神的熏陶，接受佛教思想，皈依了佛教。他在《弘一法師之出家》一文的最後寫道：

自從他出家以後，我已不敢再毀謗佛法，可是對佛法見聞不多，最初總由俗人的見地，感到一種責任，認為如果我不苦留他在杭州，如果不提出斷食的話題，也許不會有馬(一浮)先生、彭先生(在弘一大師前先出家的弘傘法師)等因緣，他不會出家。如果我不因惜別而發狂言，他即使要出家，也許不會那麼快速。我一直為這責任感所苦，尤其在見到他作苦修行或聽到他有疾病的時候。近幾年來，我因他的督促，也常親近佛典，略識因緣之不可思議。知道像他那樣的人，是於過去無量數劫種了善根的。他的出家，他的弘法度生，都是夙願使然，而且都是稀有的福德，正應代他歡喜，代眾生歡喜，覺得以前的對他不安，對他負責任，不但是自尋煩惱，而且是一種僭妄了。

其實夏老的信佛，力行佛道，以致最終念佛往生，同樣是無量數劫種了善根，獲得因緣成熟的結果。

姜丹書《夏丐尊傳略》還記載：

1924年9月，弘一法師在寧波七塔寺掛單，先生前往拜會，並邀至白馬湖小住。

1928年，先生與豐子恺、劉質平等七人發起，集資為弘一法師在白馬湖建築住所。翌年初夏竣工，用李義山“天意憐幽草，人間愛晚晴”句意，題名“晚睛山房”。弘一法師秋涼移此小住，自號“晚晴老人”。……法師圓寂後，先生為編《晚晴老人演講錄》、《晚晴山房書簡》等書並作序，《書簡》中收有致先生函九十五件之多。

1925年11月出版的《文學周報》，刊載夏老所作《子恺漫畫集序》，他對弘一大師的宗教氣質備極贊揚，寫道：

對於一切事物，不為因襲的成見所縛，都還它一個本來面目，如實觀照領略，這才是真解脫、真享樂。

並贊賞弘一大師說：

在他，世間竟沒有不好的東西，一切都好，小旅館好，統艙好，掛褡好，粉破席子好，白菜好，鹹苦的蔬菜好，什麼都有味，什麼都了不得，這是何等風光啊！宗教上的話不說，瑣屑的日常生活到此境界，不是所謂生活的藝術化了嗎？

夏老接著深有感慨地說：

與和尚數日相敘，深深地感到這點。自憐囫囵吞棗地，過了大半生，平日吃飯穿衣，何曾嘗到真滋味！乘船坐車，看山行路，何曾領略到真的情景！雖然願從今留意，但是去日苦多，又因自幼未曾經過好好的藝術教養，即使自己有這個心，何嘗有十分把握，言之撫然！

1926年9月出版的《一般》雜志，發表夏老撰寫的一篇題為《長閒》的小說，他以第三人稱描述自己，寫道：

他這樣自語，就自己所藏的書畫中想來想去，忽然想到他的畏友弘一法師的“勇猛精進”的小額來。

“好，這個好！掛在這裡，大小相配！”

“勇猛精進！”他坐下椅子默念，看了一會。復取了一張空白稿紙，大書“勤靡余勞，心常有閒”八字，用圖畫釘釘在橫幅下，這是他在午睡前在“陶集”中看到的句子。

“是的，要勤靡余勞，才能心有常閒。我現在身安逸而心忙亂啊！”他大徹大悟似地默想。

由此可見，在夏老早期文學作品中，已滲透了佛學思想。

豐子恺和劉質平都是弘一大師的弟子，也是夏老的學生。錢君匋則師事豐子恺，但又在開明書店工作，他也是個篆刻家、書法家、書刊裝幀家，很景仰弘一大師的書法。1929年，夏老在開明書店為大師出版《李息翁臨古法書》，其中所收皆為大師在俗時的作品，夏老還為此書親撰“後記”。錢君匋當時正准備請求大師為他新婚題寫對聯，請夏老轉代央求，但為夏老拒絕。後來，夏老取出舊藏中一副大師贈他用北碑書體寫的五言聯，聯語是：“一法不當情，萬緣同境象。”夏老在上聯右邊寫了題記：“君匋思得弘公法書，檢舊藏贈之。癸酉秋日，丐翁記。”這副對聯在十年浩劫期間被抄走，直到1984年才珠還合浦。失落十多年竟“完壁”歸趙，也是人間奇事，錢君匋認為“好像有神護著似的”，格外感到珍貴。

1942年弘一大師圓寂泉州，夏老在上海收到大師侍者妙蓮法師寄發的“訣別書”：

丐尊居士文席：朽人已於九月初四日遷化，曾賦兩偈，附錄於後：

君子之交，其淡如水；執象以求，咫尺千裡。

問余何適，廓爾亡言；華枝春滿，天心月圓。

謹達不宣。音啟

前所記月日系農歷又白。

夏老悲恸萬分，親自撰寫了挽聯：

垂涅槃賦偈相訣，舊雨難忘，大鳴應有溪虎；許娑婆乘願再來，伊人宛在，長空但觀夕陽。

夏老親自編輯《弘一大師永懷錄》並作序道：

集中作者不盡為佛徒，凡所論述，皆各抒所感，伸其敬慕，不必皆合佛法，亦不必一一以佛法繩之。一月當空，千潭齊印，澄清定蕩，各應其得。

復老留學日本，極其欣賞日本文化藝術，但他對日本軍國主義卻深惡痛絕。“一·二八”事變後，他揀來日本飛機炸毀學校的一塊彈片放在書桌上，時刻提醒自己不要放松對侵略者的警惕。太平洋戰爭爆發，日軍侵占上海，夏老深居簡出，教員也不當了。1943年冬天，他被日本憲兵司令部逮捕，雖然他的日語說得很流利，但嚴正拒絕用日語回答日本侵略者的審訊。他的高風亮節和愛國精神，贏得了廣大群眾和佛教徒的尊敬與擁戴。

1943年，在上海玉佛寺舉行弘一大師圓寂一周年紀念會上，我有幸親近夏老，他穿著藍布長衫，銀發短須，操著濃厚土音的紹興話，興致勃勃地談述了弘一大師的德行與事跡。當時我還是一個不滿二十歲的小青年，他慈祥樸素，平易近人，毫無大作家的架子，諄諄勸導我們年青佛教徒要以弘一大師為榜樣，認真做人，止惡修善，上求佛道，下化眾生。他的教誨，成為我學佛的座右銘，永遠不會忘記。

1944年，夏老參加“上海普慧大藏經刊行會”的《南傳大藏經》翻譯工作。該會由盛幼盦居士捐款50萬元於1943年在靜安寺集會，決定由興慈、應慈、圓瑛、夏丐尊、黃幼希、趙樸初等人組成，依功德主盛普慧立名。編譯計劃中有翻譯《南傳大藏經》以與北傳經籍匯合，使如來一代時教圓滿無缺。《南傳大藏經》即巴利語系南傳上座部佛教的三藏典籍，流傳於斯裡蘭卡、緬甸、泰國、柬埔寨、老撾以及我國雲南傣族地區。在西雙版納等地區只有傣文本，沒有漢譯本。夏老與芝峰、江��百和范古農等根據日文本《南傳大藏經》翻譯成漢文，可惜由於因緣沒有具足，僅譯了一部份，即南傳長部經、中部經(相當於漢譯的《長阿含經》、《中阿含經》)、《本生經》、《發趣論》，對南北傳經進行比較研究，作出可貴的貢獻。同年11月25日，夏老在《致大晚報記者書》中表示對民族危機深為關切，相信抗日正義戰爭必勝，他信奉佛教救世度人的教義，力行五戒十善以淨化自己，並廣修六度四攝以淨化社會。

1946年4月23日的晚上，我接到陳海量居士的電話，通知夏老病危，要我到霞飛路(現淮海中路)寓所參加助念，當我趕去時，夏老已處彌留時刻，在他床前，點燃著安息香，大家不停地持念“南無阿彌陀佛”，缭繞的香煙和喃喃的佛號聲凝成了寧靜的氣氛，就在這時，夏老悄然地離開人間。他很安祥，沒有痛苦。根據他生前的信願，他已成為淨土宗學人，往生極樂國土。

夏老是一向悲天憫人的，他興奮地盼到了抗日勝利，但當時的局勢並沒有給他帶來樂觀，所以他虔修念佛法門，期望得到解脫。臨終時，他只以弘一大師的遺物事相托，沒有其他遺囑。往生後二十一天，他的兒子若孫、女兒滿子等遵照他的遺願在上海法藏寺將遺體火化。他的骨灰安葬於浙江上虞夏老故居“平屋”的山丘上，終年六十歲。

1986年6月15日，在夏老的故鄉上虞舉行隆重集會，紀念這位被重慶新華社譽為“中國民主文化戰線上的老戰士”誕生100 周年，逝世40周年。重修了他的故居“平屋”。報刊上發表了很多緬懷先德共寄追思的文稿，我也寫了篇《夏丐尊與弘一大師》刊載於本刊1986年9月30日出版的總第33 期，主要是介紹夏老與弘一大師的甚深法緣。

我與夏老也有特殊因緣，從玉佛寺初識，蒙他開示教導，到後來他參加翻譯《南傳大藏經》，從陳海量居士處拜讀他的手稿，最後又獲參加助念送別，他的光輝形象給我留下深刻難忘的印象。在他往生45周年紀念的日子裡，由衷祝願他乘願再來，廣度眾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