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惠明

慧遠大師(三三四—四一六)，俗姓賈，雁門樓煩(今山西代縣)人，是我國淨土宗的始砠。他的一生大體上和東晉同始終，是東晉時代繼道安大師後的傑出佛教領袖。他的佛教活動和哲學思想，在我國佛教史和哲學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慧遠大師的一生基本上可分為三個階段。第一階段是出家前的求學活動。他游學河南洛陽等地，博覽儒家、道家典籍，涉獵甚廣，這對他後來佛教思想的發展，有很大的幫助。第二階段是跟隨道安大師的二十五年。他出身於士大夫家庭，為尋求真理刻苦鑽研，最後皈依佛教，禮道安大師為師。在接受佛教思想後，他認為“儒教九流，皆秕糠耳”。積極從事佛學研究，並有創新的見解。這安大師稱贊說：“使道流東國，其在遠乎！”事實上，青出於藍而勝於藍，他的成就，在許多地方超過乃師。公元三七七年，前秦符丕攻陷襄陽，慧遠大師就離師經荊州到了江西廬山。第三階段是大師在廬山東林寺創設連社，大興淨土宗風，講學三十多年，影響深遠。當時朝廷權貴，文人名士都傾服他的道德學問，書信往來不絕，關系極為密切。由於當時政治和社會力量的提倡護持，彌陀信仰和淨土思想從此深入人心，至今流傳不衰。

慧遠大師的著作，據“高僧傳·釋慧遠傳”記載有十卷五十多篇。但大都佚失，現存的有“沙門不敬王論”、“明報應論”、“三報論”等論述文五篇，各種序文五篇，書信十四篇，以及一些銘、贊、記、詩等，主要收入在“弘明集”、“廣弘明集”和“出三藏記集”等。

大師在佛教理論上繼承和發展了道安大師的思想，屬於般若學的本無派，著重地發揮了佛教三世因果和輪回流轉的理論。他從本無說出發，進一步闡述了佛教的最高實體和最高精神修養境界的關系，如在“法性論”說：“至極以不變為性，得性以體為宗。”就是說，只要認識到“空”的最高實體，也就認識了自己的本性。在“沙門不敬王者論”中，他又寫道：

“神也者，圓應無生，妙盡無名，感物而動、，假敷而行。感物而非物，故物化而不滅；假數而非數，故數盡而不窮。”

這是“神不滅論”的理論基礎。他接著：以火木為喻，來說明形神的關系，在“沙門不敬王者論，形神不滅五”中，他說：

“火之傳於薪，猶神之傳於形；火之傳異薪，猶神之傳異形。前薪非後薪，則知指窮之術妙；前形非後形，則悟情數之感深。惑者見形朽於一生，便以為神情俱喪，猶火窮於一木，謂終期都盡耳!”

在“三報論”中，大師依據“阿毗昙心論”中“若業現法報，次受於生報，後報亦復然，余則說不定”這句偈，系統地發揮了三世輪回學說。他寫道：

“經說業有三報：一日現報，二日生報，三日後報。現報者，善惡始於此身，即此身受。生報者，來生便受。俊報者，或經二生三生，百生千生，然後乃受。受之無主，必由於心；心無定司，感事而應；應有遲速，故報有先後；先俊雖異，鹹隨所遇而為對；對有強弱，故輕重不同，斯乃自然之賞罰，三報大暑也。”因果報應通三世，從理論上解釋了為什麼在現實生活中，會產生善者遭殃，惡者得福的不合理現象。所謂：“善有善報，惡有惡報；不是不報，時間未到。”

在“明報應論”中，大師指出了產生報應的根源說：

“無明為惑網之淵，貪愛為象累之府，二理俱游，冥為神用，吉凶悔吝，唯此之動。無明掩其照，故情想凝滯於外物，貪愛流其性，故四大結而成形。形結則彼我有封，情滯則善惡有主。有封於彼我，則私其身而不忘；有主於善惡，則戀其生而生不絕。於是甘寢大夢，昏於同迷；抱疑長夜，所存唯著。是故失得相推，禍福相襲，惡積而天殃自至，罪成則地獄斯罰。此乃必然之數，無所容疑矣。”

對於現實生活中“積善而殃集，凶邪而致慶”的現象，他在“三報論”中解釋說：“此皆現業末就，而前行始應。故……倚伏之契，定在於昔。”今生的禍輻不僅有現報，也有生報。今生作的業，可能有現報，也可能有後報，如果只以一生為限，就無法說通了。因此，大師認為：“如今合內外之道，以求弘教之情，則知理會之必同，不惑眾塗而駭其異。”

怎樣正確對待呢?在“明報應論”的最後一段，大師歸納說：

“夫事起必由於心，報應必由於事，是故自報以觀事，而事可變，舉事以責心，而心可反。推此而言則知聖人因其迷滯，以明報應之對，不就其迷滯，以為報應之對也。何者?人之難悟，其日固久。是以佛教本其所由，而訓必有漸。知久習不可頓廢，故先示之以罪福；罪福不可都忘，故使權其輕重，輕重權於罪福，則驗善惡以宅心，善惡滯於私戀，則推我以通物。二理兼弘，情無所系，故能尊賢容家，恕己施安，遠尋影響之報，以釋往復之迷。迷情既釋，然後大方之言可曉，保生之累可絕。夫生累者，雖中賢猶末得，豈常智之所達哉?”在“三報論”的結論中，他同樣指出：只有“知方外之賓，服膺妙法，洗心玄門，一指之感，超登上位。如斯倫匹，宿殃雖積，功不在冶，理自安消，非三報之所及。因茲而言，佛經所以越名教，絕九流者，豈不以疏神達要，陶鑄靈府，窮源盡化，鏡萬象於無象者也。”

與慧遠大師同時代，受高僧支遁和尚推重的郁超(三三一—三七二)，在他的著作“奉法要”一文中曾指出，佛教的業報輪回說與我國傳統倫理觀念不容混淆。他強調報應是個人的事情，“為善者自獲輻果，為惡者自受其殃”，  “百代通典，哲王御世，猶無YIN濫，況乎自然玄應，不以情者，而令罪福錯受，善惡無章?其誣理者，固亦深矣。”說明善人受罪，惡人得福，理所不容。最後他引“泥洹經”所說：“父作不善，子不代受受；子作不善，父亦不受，”再次論證佛教的業報輸回說與家族血緣為基礎的善惡報應的倫理觀念有著本質的不同。雖然郁超的論點是正確的，但還不能系統解釋佛教三世因果，輸回流轉的整體概念。因此慧遠大師對佛教因果輪回學說所作完整的闡述，就更具有重要意義。

又據“高僧傳卷六·慧遠傳”載：

“昔浔陽陶侃經鎮廣州，有漁人於海中見神光，每夕艷發，經旬彌盛，怪以白侃。侃往詳視，乃是阿育王像，即迎歸，以送武昌塞溪寺。寺主僧珍嘗往夏口，夜夢寺遭火，而此像屋獨有龍神圍繞，珍覺馳還寺，寺即焚像，唯像屋存焉。侃俊移鎮，以像有威靈遣使迎接，敷十人舉之至水，及上船，船叉覆沒，使者懼而返之，竟不能獲。……迨遠創寺既成，虔心奉請，乃飄然自輕，往還無梗。方知遠之神感，證在風謠矣。遠乃於精捨無量壽像前，建齋立誓，共期西方，乃令劉遺民著文曰：“……夫像化之理既明，則三世之傳顯矣；遷感之數既符，則善惡之報必矣。推交臂之潛論，悟無常之期切；審三報之相催，知險趣之難拔。此其同志諸賢，所以夕暢宵勤，仰思悠濟者也，蓋神者可以感涉，而不可以跡求；必感之有物，則幽路咫尺，苟求之無主，則渺茫何津?今幸以不謀而夾心西境，叩篇開信，亮情天發”。”

要超脫輪回，只有“厭離娑婆，欣往極樂”，慧遠大師在廬山東林寺發起結社，建齋立誓卜奉行息心忘念，心注西方，勤修念佛法門，作為實現往生淨土的修持方法。一時連風普被，彌陀信仰，深入人心，成為後世淨土宗的先導。

值得一提的是：慧遠大師到廬山後，深感江東；一帶佛經不全，禅法缺乏，律藏殘缺，於是派弟子法淨、法領等西行求經，取得不少梵本，經大師組織翻譯，昆昙學和禅法的經典，在江南得以廣泛流行，這是大師在佛教史上的又一貢獻。

慧遠大師與著名的譯經大師鸠摩羅什情誼很深，見和同解。“本傳”說他“聞羅什入關，即遺書通好”。後大師著「法性論”，鸠摩羅什見論而歎道…“邊國人未有經，便合與理合，豈不妙哉!”秦主姚興欽風名德，懇請譯下犬智論”。譯好後遣使送給慧遠大師，請為作序，大師答道：“欲令作“大智論”序，以伸作者之意，貧道聞懷大非小褚所容，汲深非短绖所測，披省之日，有愧高命!又體贏多疾，觸事有廢，不復屬意已來。其日亦久，緣告之重，辄粗綴所懷。至於研究之美，當復寄諸美德!廠可見大師虛懷若谷，其名高遠固如此。

慧遠大師駐钖廬山三十余年，“影不出山，跡不入俗，每送客游履，常以虎溪為界。”“本傳”又載：孟曰義熙十二年(四二八年)八月六日，感到困倦。當時“大德耆年，皆稽颡請飲豉酒，不許。又請飲米汁，不許。又請以蜜和水為漿，乃命律師，令披卷尋文，得飲與不?卷未半而終，春秋八十三矣。門徒號恸，若喪考妣，道俗奔赴，踵繼層隨。遠以凡夫之情難割，乃制七日展哀，遺命使露骸松下，既而弟子收葬。浔陽太守阮侃於山西嶺鑿圹開冢。謝靈運為造碑文，銘其遺德，南陽宗炳又立碑於寺門。”

“本傳”還稱大師“善囑文章，辭氣清雅，席上談吐，精義簡要。加以容儀端莊，風采灑落，故圖像於寺，遐迩式瞻。”

慧遠大師的一生，是上求下化，護教弘法的一生，他為佛教事業所作的貢獻不僅永載史冊，而且將永遠為後世佛教徒崇敬與學習。我們一定要深明因果，確信輪回，從而激發出離心，求生極樂國土，超凡入聖，離苦得樂!

摘自《內明》第157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