溫金玉

在中國近代佛教史上，太虛大師可以說是最早放眼看世界的先覺者之一。他所生活的時代就是成就他這一開放視阈的因緣。近代社會，風起雲湧，中西文化交融激蕩，廟產興學風波不止，佛教如同一葉漂浮於大海中之小舟，險象環生，波谲雲詭。護教安僧成為佛門頭等大事。在這一場挽救民族危亡、護國愛教的運動中，太虛大師以其特有的行事風范，诠釋了處於這種動蕩時節、中西文化碰撞中的佛門領袖於困境之中重整僧團、再樹法幢的決心。其佛教建設思想已成為中國佛教史上不可或缺的重要組成部分，至今影響著華人世界佛教的走向與型態，為近現代中國佛教建設的創業垂統樹立了歷史性的豐碑。    ．

太虛大師生活的年代，佛教既受到本國“廟產興學”風波的震蕩，又受到西方思想的挑戰，在此情況下，欲振興佛教必須具備現代品格與世界眼光。他說：“中國的佛教因之重新建立，而亦可成為現代的世界佛教。”在《我的佛教改進運動略史》中，太虛大師將自己的改進佛教運動分為四個時期：光緒三十四年至民國3年，’是他接受新思想，順應時代潮流而興起改革佛教思想的時期；民國3年至17年，是第二個時期，主要在整理形成他佛教革新的理論，像《整理僧伽制度論》這樣綱領性的文章就形成於這一時期；民國17年至27年，這是第三個時期，他深感在中國社會動蕩、政局不穩的形勢下，來淡論佛教改革是絕無可能的，所以他設想以佛教“萬有皆從眾緣所成”理論來改變世界各國相對立的觀念，真正實現世界和平，這樣中國才會安寧，佛教的改革才會有可能。所以這一時期，他的主要精力就是圍繞“世界佛教運動”也就是“佛法救世運動”來展開的。1940年以後，太虛大師的改革進入第四期，他經過對緬、印、錫佛教的考察，認識到過於龐大的改革計劃其實不易成功，他主張建立菩薩學處，讓大眾行菩薩行，以人世化、現代化作為中國佛教改革的方向。

在當時的情形下，如何對中國佛教進行整頓變革，使其具有世界佛教的性質，太虛大師說：“發揮台賢禅淨總合的特長，將律、密、性、相，徹底容攝成整個的佛法，於是中國的佛教因之重新建立，而亦可成為現代的世界佛教了。”①他將建設世界佛教的希望寄托於中國佛教圓融包容的性格上。在這一點上，他充滿信心，他更說：“綜合各方域各時代的佛學超脫其拘蔽，俾發揚為世界性佛學，惟中國佛教最有其可能性。”②太虛大師認為“佛教為東洋文明之代表，今代表西洋文化之耶教，已失其宗教功用於歐美；歐美人皆失去其安身立命之地，故發生今日之大戰局。吾輩當發揚我東洋之和平德音，使佛教普及世界，以易彼之殺伐戾氣，救脫眾生同業相傾之浩劫。”(東瀛采真錄)

太虛世界佛教思想可以說早在第一次訪日時就已萌芽。民國六年(1917)太虛大師赴日本考察佛教，進行講學。12月他從日本訪問歸來，回到寧波，將此次東游所作詩文、游記等，編輯成《東瀛采真錄》。盡管此次出行僅有二月的時間，但卻對太虛大師重新整合其佛教改革計劃有著重大的借鑒意義。尤其是對日本佛教教團的考察，讓他感受到《整理僧伽制度論》中分宗組織等觀點，與日本目前的教團組織結構十分相近。而他籌建“佛法僧園”和“在家正信會”等設想，與日本佛教缺乏全國性最高權威管理機構相比，則有合理之處，即“各宗自為部勒，不能融合成一大佛教團”。他說：“日本雖有各宗系統嚴密的組織，而沒有全國佛教最高的整個管轄機關。……日本佛教是各宗各自為政的，故力量分布在各宗的身上，形成了宗派的信仰，沒有整個佛教的信仰可言。”①他覺得與日本佛教相比較，“我的《僧伽制度論》，有其分宗的長處，無其分散信仰力量的短處。”這次考察使太虛對僧制改革更具信心。如日本佛教各宗嚴密系統的組織，各宗所辦教育實體、社會文化以及慈善事業，這使他看到改革的一線曙光。他始終認為普及佛法於整個世界，佛化世界，以拯救今後之人類，是作為世界佛教中心的中國佛教徒的重大責任與使命。

他的世界佛教運動的初步實施，是在民國十二年夏，往廬山大林寺住持暑期佛學講習班，並發起籌辦世界佛教聯合會。民國十三年夏，“世界佛教聯合會”正式掛牌成立。成立大會上不僅有日本代表，還有英、德、芬、法等國的代表。會議主要討論了三項議題：一是中日佛教界如何交換留學生與訪問學者；二是如何聯絡泰、緬、錫等國佛教界，使他們也一同參與國際佛教聯誼活動；三是如何向歐美國家弘傳佛教義理。大會決定翌年在日本召開“東亞佛教會議”。同時，太虛大師也萌生了創辦“世界佛教大學”的念頭。民國十四年10月，太虛率領中國佛教代表團26人出席在日本東京召開的“東亞佛教大會”，再次考察日本佛教，先後到神戶、東京、名古屋、京都、奈良、大阪等地參訪寺院，並到佛教大學講演，受到日本佛教界的歡迎。自日本回國後，又應邀前往新加坡弘法。

此次赴日參加“東亞佛教大會”，讓太虛對日本佛教的了更為深切的感受，早先他就一直將日本佛教作為自己改革計劃的參照物，並對其宗派組織管理系統最為欣賞。但此行近距離的觀察卻使他對日本佛教有了進一步的認識，或者說是發現日本佛教的運行其實並不像他先前想的那樣好。所以回國後就寫了一篇《由職志的種種國際組織造成人世和樂國》，指出要想建立佛教的國際化組織，一定要有職志一致的僧格，針對日本佛教的狀況，他提出：“今世耽妻室、甘肉食而為僧者，應知其實非僧也”。這一方面是對自己以往對日本佛教看法的糾正，同時也更明確中國的佛教再改革，也不會走日本佛教那樣的路子。第二年，太虛大師就對自己的《整理僧伽制度論》進行了修正，並作《僧制今論》一文，刪去了過細劃分宗教的內容，而強調了信眾的意義與管理體制中委員會的作用。“我國古來的佛教制度，全以出家人為代表，在家佛教徒沒有獨立組織，要實行佛法即須出家，在家是不可能的；而且素有學佛要待年老和擺脫家庭環境的思想，故在家眾沒有離開出家眾的制度。我覺得這是一種錯誤，故有在家與出家分別組織的制度。”①

在日本參加會議期間，太虛等人除參訪了一些寺院，並拜訪了日本佛教界的一批領袖與學者，對日本佛教有了更進一步的了解。此外還與德國駐日官員接觸，他們歡迎太虛大師前往德國講學，由此也增強了太虛弘法歐美的信心。

民國十七年秋，南普陀寺首屆方丈會泉法師及國內不少知名人士鼓勵並資助太虛出國考察講學。1928年8月11日，太虛大師終於成行，踏上了西行之路。太虛途經香港、西貢、新加坡、錫蘭、埃及，遍歷英、德、法、荷、比、美諸國，宣講佛學。首先在法國作了多場講演，雖然效果不是太理想，但表達了希望西方人士除了接觸傳統的巴利語系佛教外，更應了解目前規模較大的漢語系佛教。並計劃在法國設立世界佛教苑巴黎通訊處，他提出的理念為：“昌明佛學，陶鑄文化，增進人生之福慧，達成世界之安樂。”在演講中，他闡明了自己發起佛教革新運動的宗旨與意義，是為了“在現今世界文化大交通的趨勢上，卻應將此超脫一切方土、時代、人種、民族等拘礙而又能融會貫通東西各民族文化的佛學，明明白白宣揚出來，使普及群眾，以作人類思想行為的指南。”在英國，太虛大師介紹中國佛教的現狀，讓更多的英國人士了解中國的情況。同時他呼吁全世界佛教徒聯合進來，佛教的學者也可以聯合研究，並商談組建世界佛教苑倫敦通訊處。他在英國還與著名哲學家羅素進行了親切會晤。隨後他到比利時會晤了一些佛教學者。在德國他停留了兩個多月，商談成立世界佛教苑德國通訊處。其演講中緣起性空的思想讓德國學者甚感興奮，德國著名教授愛吉士對太虛說：“在科學思想上能建立世界新宗教者，唯有佛教。”1929年1月30日，太虛大師再回法國，法國政府指示巴黎市政廳捐出一塊地專門作為建設世界佛學苑的用地，後來因各種原因，此事未能切實落實，太虛大師也沒有去認領所捐之地。但巴黎佛學會總算成立起來，太虛出席會議並講了開示，這也算是此行的一個成果.

再後來，太虛抵達美國，太虛訪問了紐約、華盛頓、芝加哥、舊金山等城市，先後於耶魯大學、西北大學、哈脫福特宗教研究基金會以及伯克萊宗教學院、哥倫比亞大學、加州大學等地作了講演。在芝加哥訪問了費樂特博物院羅特院長，商談籌設世界佛教苑美國通訊處。與美國著名學者休谟等人交流思想。1930年4月29日，太虛大師回國。

太虛大師歐美之行，雖然說由於文化背景的差異，以及語言翻譯、關注問題焦點有不同，效果並沒有達到預期目的，但作為中國人對歐美人士宣講漢傳佛教的意義卻是很大的。早先雖然有楊文會居士在歐洲的短期活動，但只是限於很小的范圍。此次太虛歐美之行卻是大張旗鼓地進行佛學演講，接觸層面也較為廣泛。

太虛大師歐美之行的意義在於：首先讓西方人土真切感受到活生生的漢傳佛教僧人的風采，看到了有別於以往佛教人士的形象。美國佛教史學者維慈曾評論說：“他的聽眾以夫子所要講的內容似乎並不那麼挑剔，並對他那富有魅力的風度、引人注目的稱呼以及華貴雍容的外表更感興趣。”太虛大師以自己獨特的形式展示了東方佛教的人格形象，以連續講演來表述漢傳佛教的內涵。

其次，他的歐美巡講，盡管聽眾不是太多，但影響卻是無限的。像法國東方博物院院長阿甘就說，法蘭西佛教的開創者就是太虛大師。西方各大報紙上對太虛大師此行以及每次講演的報道也為西方社會帶來一縷清風，大大擴展了他們在佛教方面研究與關注的領域。

第三，太虛大師的歐美弘法也對日本學界是一個觸動，許多日本學者對此感到驚奇，一反平日他們所認定的中國佛教衰落不堪的印象，看到了中國佛教的復興氣象與氣度。日入水野梅曉就這樣評價太虛說：“法師欲依佛教主義之宣傳，令歐美人改造對世界之基礎觀念，於謀世界人類之和平與福祉之在抱負下，不以其勞為勞，誠精力絕人之勇者也!”

第四，對太虛大師來說對首次對歐美諸國的訪問使他和眼界更為廣遠，思路更為開闊。他認識到以往對歐美國家道聽途說的印象並不是真實的；而自己原先設想以佛法智慧來化導西方人士，進而改造西方社會的想法是不切實際的，而作為西方社會價值指導的基督教文化亦有其可取之經驗，這使他在回國後所做的一系列改革方案中作了吸取。他借鑒外國牧師培訓方式，設計全新的教學大綱。在他所創辦的佛學院中開設世間文化課程，如國文、歷史、地理、哲學、宗教學、心理學、倫理學、生物學等，並設有日語、英語、梵文、藏文等課程，開創了一種新式僧教育體制。而且從國外回來後，他把自己的主要精力放在了國內的佛教教育與僧制建設上。太虛還在一些學校舉辦《世界亞歐美佛教之鳥瞰》、《歐美佛教概況》等演講，並在武昌、北京、重慶等地設立世界佛教苑研究部、世界佛教苑柏林教理院、世界佛教苑漢藏教理院、世界佛教苑圖書館等，全力推進其世界佛教運動計劃。

第五，太虛大師一直提倡全世界佛教徒聯合的思想在當時與日後都產生了較大的影響。像大陸佛教日後與日、韓、緬、斯等國的友好往來皆是承其余緒，台灣佛光山開山宗長星雲大師的“佛光普照三千界，法水長流五大洲”的理念亦有太虛大師思想的影子。

在近代中國佛教史上，太虛開中國僧人跨越歐美弘傳佛教之先河。他對歐美歷時7個多月的訪問，既擴大了他的佛教革新眼界，進一步豐富其改革佛教的思想，同時也是將中國佛教思想向西方傳播的一次成功嘗試。圓瑛法師在上海各界人士歡迎太虛訪問歐美歸來的大會上評價說：“佛法有幸，傑出斯人!於末法世，乘大願輪；童真人道，脫俗超塵；學通三藏，智冠同倫；具無礙辯，融舊合新；降魔制外，裁妄續真；遨游歐美，廣度迷津；遄歸本國，唯願揚我佛教之真精神!”

民國二十六年(1937)，抗戰爆發，太虛為抗日救國奔走，發起組織佛教“國際訪問團”，遠赴緬甸、印度、錫蘭以及星、馬各地，宣傳抗日救國，發動各地華僑、華人和廣大佛教徒、佛教團體，積極支援祖國抗戰。這不僅爭取到各國對中國抗戰的支持，更促進了國際的佛教文化交流。由於他的抗戰貢獻，曾被推為國際反侵略大會中國分會名譽主席，受到國民政府的嘉獎。

正是太虛擁有這樣的未來目光與全球胸襟，他的改革宏圖才具有前瞻性與歷史的意義，我們今天紀念太虛大師，就是在和平與發展成為當今世界主題的背景下，積極開展宗教對話，加強國際間的文化交流，為建設一個和平安寧的人類家園而奮斗。

(中國人民大學佛教與宗教學理論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導師)